本报记者 张贤达
在净月经济开发区新立城镇小街村南侧，新立城水库大坝北侧，有一片平坦的开阔地。这里，就是1800年长春厅设治时的衙署所在地。据说，当时的衙署建得比较简陋，1825年长春厅迁往宽城子以后的不长时间里，这个衙署就倒掉了。1995年，当地政府在长春厅遗址东面100米左右的地方，重建了一个长春厅衙门，以示纪念。
城之初：从“柳边封禁”到“借地设治”
说起长春厅的设治，得从清朝的“柳边封禁”政策说起。视东北为 “龙兴之地”的清朝统治者进京后，为了巩固其后方根据地，对东北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封禁政策，阻止和严防汉民族的进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杨雨舒研究员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政策的措施就是修筑‘柳条边墙’。柳条边墙每隔一定的距离栽种3棵柳树，各树之间再用两根柳枝连接起来，形成3行柳树杖子，所以称为柳条边。”
当时，位于柳条边附近的长春大片土地被清政府封赏给有功的蒙古郭尔罗斯王爷世袭，使本来就莽莽的草原，越加地广人稀了。不过，这也为大量的闯关东者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间。
1791年，吉林将军向朝廷递了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流入蒙地的郭尔罗斯前旗（当时长春一带的统称）的人口就达到2330户，开垦荒地265648亩，难以驱逐。为了向农民收租、商人及手工业者收税，治理人口，设立相应的政府已经迫在眉睫。
1800年7月8日，清政府批准柳条边外伊通河畔的蒙古郭尔罗斯王公设立 “长春厅”，设理事通判和巡检各一名，归吉林将军管辖。据长春史志专家于泾介绍，长春厅是在蒙古郭尔罗斯王公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属于“借地设治”，长春厅的理事通判和巡检只能管理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事务，而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和外来的八旗人都不归其管辖。
据长春市地方志的专家们考证，当年的长春厅人口近万人，管辖范围东到今天九台市境内的沐石河镇，西到今天的大屯镇附近，南到新立城水库，北到农安县境内。厅下又设怀惠、沐德、抚安、恒裕四乡，后又增设农安乡。此时，长春已有了回民的足迹。作为建城210周年献礼的一部分，我们将在以后的日子里，联合有关部门对此事予以系列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长春名字的由来，一直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以长春花而命名”；二说是“因长春厅设于长春堡附近而得名”；三说是“因乾隆题的‘长白千载古喜州，春光无限在宽城’的诗句而得名。”目前，普遍认可的是第二种说法。
长春厅在新立城设立了25年，其理事通判因厅治地方偏僻，垦民日益增多，遂移建衙署于宽城子。新立城“从此遂降为市镇矣”。
城之郭： “移衙建署”及12座城门的由来
1825年，长春厅北迁宽城子。当时的宽城子并非今天的宽城区，而是今日南关区的三道街和四道街一带。后来，人们习惯把“宽城子”叫老城区。这片长春最早的城区范围东南到伊通河边，西南至今天的民康路，北到今天的长春大街。这大概也是在长春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与人民大街最没有直接关系的一片区域了。
据史书记载，在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老城内，商号林立，崛起了昌盛一时的“西岭八大家”。与此同时，钱庄、旅店、饭店、酒坊等传统商业在长春也更加兴旺起来。同时由于伊通河河水水量的减少，陆路大车成为主要的运输工具，每日数千辆大车在宽城子聚集。供赶车人食宿、骡马歇息的大车店达百余家之多，成为长春一景。
据长春市地方志专家于祺元介绍，此时的宽城子只不过比新立城更热闹、更繁华而已，它还是一个自然村落，并没有形成城郭的模样。直到40年后的农民起义领袖“马傻子”攻城，长春才有了城门和护城河。
“马傻子”原名马国良，因为性格耿直，待人忠厚，好打抱不平，被群众称为“马傻子”。举旗后，改名为马振龙，被清政府斥为“马贼”。
1865年8月，“马傻子”在攻打长春前夕，走漏了消息。当时的长春没有城墙，守城的官兵也只有27人。为解燃眉之急，清政府雇了许多猎人充当炮手。9月3日，农民军冒雨攻城，但由于道路泥泞，伊通河的桥梁狭窄，义军涉水前进，城内守军趁机率先放炮鸣枪，义军被动撤退，转攻农安城。“马傻子”第一次进攻长春受挫。
“为了防止农民义军再度围攻长春，长春厅署立即组织商民募资修筑城墙。”由于修建比较仓促，所谓的城墙其实是用木板做模、中间添土，实际上是土墙。由于材料不足，还征用了商铺和宅院的院墙以及一些农家用的“杖子”。这样在农民军第二次进攻长春之前，修起了一座高1.2丈，周长10公里的城墙。同时还修建了东、南、西、北、西南、西北六个城门，并利用伊通河河流与自然壕沟，掘出一丈多深的护城河。
1866年2月13日，马振龙再次攻城时，长春的守军利用新修的城门和洋炮击退了马振龙，而马振龙最后也被清政府杀害。
经此一役后，长春的地方官认识到了城墙的重要性。后来，逐渐把应急的木板城墙改建成更加坚固的夯土墙和砖墙。
到了20世纪初期，长春城先后修筑了大小城门12座，城区面积达7平方公里，整座城市略成九角形。那些城墙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就几乎不存在了。最后一座城门——东门，也消失在20世纪50年代。
城之痛： “中东铁路附属地”成“国中之国”
长春市内第二块街区的形成和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关系密切。该条约及此后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将长春纳入到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势力范围以内，使得长春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向半殖民地化的城市迈出屈辱的第一步。
俄国于1897年获得中东铁路的筑路权之后，也在长春精心地为其附属地选址。当时，他们认为待建的“中东铁路附属地”不能过于靠近长春老城，以免与清政府发生征地矛盾，而且完全的独立区域也有利于城区建设和管理。
对于俄国这样的选址，学者李之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这里的铁路线是由北向西南走向，以车站站舍为中心的方格网式规划布局使得大部分的建筑入口朝向西北或西南，建筑的主朝向也只能为西南向，而对于气候寒冷的长春来说，冬季的主导风恰恰是西南风，其对建筑的冷风渗透影响很大，建筑的采光和保暖效果自然不好；二是这个附属地在伊通河的取水口正处在老城的下游，取水质量肯定受到一定影响；三是距离老城偏远，在以马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代，5公里的直线距离稍显过远。”同时，李之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也正是俄国人在选址问题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后来日本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截断其与老城的直接联系而使其逐渐被废弃。”
可是不管怎样，俄国利用中东铁路的建设，在长春掘出了一块“殖民地”却是不争的事实。据长春市地方志专家田萍介绍，“附属地内有教堂、学校、俱乐部、商店、兵营等，这些建筑都具有明显的俄式建筑风格。更可恶的是，俄国人在附属地内享有领事裁判权，一切违法行为由俄国领事自行处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成了‘国中之国’。”
城之恨： “满铁附属地”成了“罪恶之疆”
就在俄国加速侵略长春的时候，日本也没闲着。甚至在俄国侵略长春以前，日本就不断地秘密调查长春的政治、社会、交通与自然情况。因此，当日俄战争最终以俄国失败而告终时，日本便亟不可待地从俄国手里要来了长春宽城子车站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干线和一切之路，以及该铁路线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力和财产。
1906年11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第一任总裁是后藤新平。1907年，“满铁”本部从日本东京迁至大连。“满铁”并不是简单的铁路管理机构，而是日本用于统治和管理中国东北的重要机关。当时日本人已经充分意识到长春地处中、日、俄三国势力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因此，“满铁”急于在长春建立铁路附属地。经过一番秘密调查之后，“满铁”长春附属地选址在长春老城和沙俄中东铁路附属地之间的地段上。
1913年3月，“满铁”投资32万元，建城面积4000平方米的长春站。此后，日本侵略者的数次城市规划，都以这座车站为中心展开的。“附属地内的日本人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生活居室上暖气、煤气、电灯、电话、自来水设备齐全，铺装的街路和公园全冠以日本名称。日本人在附属地内，拥有一切特权。”田萍说：“最让人气愤的是，日本人还在附属地内长期驻军。常驻的有日本铁路守备队、宪兵队，警察署等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的刻意经营，使得“满铁附属地”成了纵容罪恶的场所，日本人在此为非作歹，走私贩毒、窝藏匪盗、贩卖武器……凡是罪恶之事，他们无所不为。当时，在中国人居住的城区和“满铁附属地”中间有一座“日本桥”相连，老百姓把“日本桥”称作“阴阳界”。因为，很多中国人犯了案子后，都竭尽所能地逃过此桥。一旦过了桥，他们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因为中国政府不敢过来抓人，日本人也不管这些中国人。
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为“满铁附属地”的扩张创造了条件。“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总面积达6.7平方公里，日本人口竟达1万多人。
城之歌： “开埠通商”抗击侵略者
“当沙俄和日本在长春‘画地称王’时，我们的前人一直都在漠视吗?”在记者采访中，很多对历史并不清楚的年轻市民不断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其实，早在“满铁”以开发铁路的名义强占中国土地的时候，清政府本身也是有所顾及的，同时一些进步的中国人也开始自觉抵制。
1907年1月14日，长春商埠地在“满铁”长春附属地和长春老城之间开埠了!为了阻止“满铁”将附属地不断向南扩张的趋势，长春历史上的第二任道台颜世清将道台衙署这一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地点建在紧靠近“满铁”长春附属地南段的高地之上。据当时日本人所写的《长春发展志》中记述：“在临近‘满铁’长春附属地之高处修建道台衙门，‘满铁’长春附属地低于该处，恰有居高临下威震‘满铁’长春附属地之势。道台衙门宏伟壮观，中国国旗高高飘扬，益增其威严。”
1909年长春商埠局还请来一位英国工程师主持商埠地的街区规划，这是长春历史上长春人第一次为自己的城市进行规划设计，规划中有和“长春大街”一样的属于中国人的漂亮街路。但是，日本殖民主义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实在过于弱势，这个规划始终不能产生太大作为。
但是，由于商埠地的出现，许多中国人开始在这里聚集，在如今的大马路、光复路一带形成新的城区。很多史料对这片区域都有过详细的描述，妓院、茶楼、戏院、书场应有尽有，其热闹繁华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城之悲： 大规模规划被侵略者主导
1932年3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开始编制新京城市规划。随后成立了伪满洲国国务院直属的“国都建设局”，承担伪新京“制订到实施规划的全部任务”。这次城市规划借鉴了19世纪巴黎的改造化模式和英国学者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控制区域为200平方公里，实施面积为100平方公里，并按照50万的城市人口规模进行规划建设，城市风格接近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该规划由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和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最后定案，成为《大新京都市计划》。
在规划中，城市布局采取同心圆内向结构，以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为中心，竖向以大同大街，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大街，横向以兴仁大路，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大路为轴线，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市区。
人民大街是《大新京都市计划》的重点。长春地方志专家于祺元老先生告诉记者，“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人准备在战争期间利用人民大街这条中轴线升降飞机，所以他们聘请了外国设计专家对包括人民大街在内的城市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
这种“高标准”规划，使得人民大街的规划至今仍不落后，而且，今日随着以“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为轴心的格局的奠定，日本殖民者在1938年将这条街路延伸至卫星路一带，长春的城市格局也基本形成。同时，日本殖民者确定了以今人民广场为市中心和经济中心；以今人民大街右侧包括今天新民广场和文化广场为核心的政治中心；以今南湖广场一带为主的市民社交中心；以今人民大街左侧南岭一带的文化体育中心；和今西解放立交桥一带的交通中心，并把今汽车厂区一带规划成未来城市主要发展空间。
自此，长春的城市建设渐成规模，虽然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这种以一条主干道为基轴的格局一直保持至今。另外，在规划中，道路系统采用直角交叉与方格状结合，设置环岛广场，加宽道路设计，绿化带结合公园形成绿化系统。由于大力实施绿化，到1934年整个城区几乎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因而获得“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称。
1942年，新京人均占有绿地2272平方米，超过华盛顿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5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但由于战争的影响，《大新京都市计划》并未完全实现，至1945年时，已建成的市区面积为47.9平方公里，绿化面积为10.7平方公里，道路370公里，公交线路26条，人口90万。站在建城210周年的高点上，我们发现“宽容大气、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既是对这座属于800万长春市民的桑梓之城历史写照，更是我们这座“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城市进军未来、占领新高地的号角！行文至此，套用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话结尾，并将它献给长春、献给每位读者——“今日我以城市为荣，明日城市以我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