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版《技术史》：最早的文字3

sgylib 201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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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象形文字与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在埃及，最早的书面语言元素是可认知对象的图形。在这里应该提醒读者，也有人提出埃及的另一个可能的文字起源。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在前王朝时期的陶壶上搜集了一组直线符号（或称标志），并写道：“这群符号属于早期时代，那时绘画还很粗陋，而且绘画艺术中只发展了一些机械性技巧。因此……不可能设想它们具有图形起源。它们出现的时间，是在以粗糙的符号满足人们的心理即以符号表示预期的含义时，并且是在认为更精确的外形复制有必要之前很久。”从考古学证据的角度看，很难接受这种假设——线性符号产生于图形的表现力尚处于初步发展的文化阶段。最早的类似于线性符号的形象，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所画的马斯德艾兹尔的卵石器上（法国）。但不论它们是否是文字，它们当然是与高度发展的平直的和圆形的图形表现能力处于同一时期。在晚得多的时期中，一种包含线性符号的文字的确在埃及发展起来，但它显然是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与皮特里的字汇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这种埃及文字的双重起源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早期埃及人的文字体系是自己发明的还是借鉴而来的？基什泥板上的几个图形符号，显示出其与埃及象形文字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从属或模仿的结果。根据后一种观点的一个倡导者的说法：“第一王朝初期出现的没有前身的文字决不是基本形式。事实上，它具有复杂的结构。它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符号：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词。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在原始文明时期的先进阶段所达到复杂性处于同一阶段。然而，人们从最早的泥板得知还有更原始的阶段，那个阶段只使用表意符号。因此，否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体系间的相关性，就等于赞成在其艺术和建筑均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影响，且美索不达米亚有一种极类似的文字体系刚刚从更原始阶段发展起来的当口儿，埃及却能独立地发明了一种复杂的完全不一致的文字体系。”目前的证据表明，埃及体系对苏美尔体系有极大的依赖性。然而，这两种体系的发展方式有重要的差别。我们考察其中的三点：

（a）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不同，埃及的象形文字把图形保留到底。这部分归因于书写材料的差异。楔形字的发展完全是因为在松软的粘土上绘制图形有实际困难，但是在埃及，莎草芦苇（Cyperus papypus）可无限提供优良的书写材料，这项早期发现使得记录者能够完美地运用图形技术，包括表达大范围的各种各样的对象。这种技术仅偶尔获得应用，实际上未发生变化地一直保留到罗马时代，但是文字符号、音节符号和限定词体系的应用对苏美尔和埃及体系是共同的。

图550用象形文字和僧侣体书写的相同的段落。埃及。

（b）在非常早的时期（至少早在第一王朝第四代君主的年代），在埃及产生了一种象形文字的变体，称为僧侣体，由于日常需要，它取代了象形文字（图550）。它用于公文，同时图形象形文字仍用于纪念性和礼仪性的用途。加德纳关于僧侣体的评论是：“最初，它只不过是简化了、圆滑化了的象形文字，与使用凿子凿出的角度和精确形状相比，是使用芦管笔快速书写的结果。”一种更快的书写形式称为通俗体，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图版36）。这是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通用的文字形式，是在著名的罗塞塔石碑上发现的。

（c）尽管苏美尔文字的发展显然是为了满足经济和管理的需要，但埃及的文字最初似乎是作为纪念性技术的要素而产生的，被用于表示名称和头衔，使雕塑人物的身份一目了然。因此，从能给这些人物附加上神圣的、具有魔力的特征来看，可以推断，在埃及，文字的最早应用背后存在着宗教的、功利主义的目的。

图551那尔迈国王的调色板。希拉孔波利斯，埃及。约公元前3100年。

在埃及历史上，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于图形表达的文字出现的时间，与埃及的联合君主政体开始时间是一致的。在一个著名的国王的石制调色板（图551）上，我们能够看到象形文字的诞生，就好像它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这个国王的何露斯名（Horus-name）通常读作那尔迈（Narmer），可能是古王国时期第一王朝的第二个君主。在他的调色板上，这位统治者军事上的胜利就像法老的极多的其他图形的表达一样被记载下来。调色板的大部分画满了那尔迈正在用他的权杖击倒战败者的生动场面。石板上方两个象形文字被一种古老的传统的花框所围绕，这一般是法老的何露斯名。通过使用这两个象形文字，我们发现了读音和意义分离的开端，这标志着文字符号发展到了表音符号。第一个符号表示一种鱼，n’r鱼，它的读音是nar；第二个符号表示一把凿子（？），它的读音是mer。因此，国王的名字Nar-mer可以用两个符号的读音来表示，而不考虑它们图形所表示的意义。

石板的右上角展示出其最早期阶段的相同过程的又一个实例。何露斯神以猎鹰的样貌展现出来，猎鹰的人手般的爪子抓住一根与人头的鼻子相连的绳子，人头从一个有圆角的长方形上延伸出来。长方形上长有六株植物，可能是荷花花苞。这是图形元素和语音元素的混合。图形符号和容易认出的符号是何露斯猎鹰，亚洲人的头颅表示俘虏，长方形是字符ta（国家）。而把符号组合转变为书写语言的语音元素，是在从长方形上长出的六朵荷花苞内找到的。字符kha表示“荷花”，但是另一个具有同样读音的符号kha 表示1000，因此六朵荷花苞表示6000，根据加德纳的解释，整个组合的意思是“何露斯神把在他们土地上抓到的6000名俘虏带给法老”。这里，我们发现了文字形式的理念的符号表达，与人、物和行为的现实主义表达相分离的开始点。

指出这一重大进步与社会发展阶段直接相关是十分重要的。在某个较低的社会水平上，没有足够的动机能够产生书面语言这样复杂的社会机制。正像我们对现存的原始社会的调查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没有文字的发展，语言仍有可能达到高度灵活性，而且拥有丰富的词汇。但是在古埃及，在古王国初期，社会状况的某些因素结合引发了一种只有发明文字才能满足的需求。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这种图形表达技艺产生于对食物供应进行巫术管理的方式。早在古王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迫切的社会动机。死者处理被赋予了在任何其他文明中从未有过的重要性。木乃伊的制作制度开始建立（第11章）。在它的操作程序内所包含的许多技能中，就有带有巫术意义的图形所表达的技能，这成为了葬礼礼俗的基本特征。将表述咒语和妖术的文字记录下来是木乃伊礼俗的一部分，其本来目的是类似于巫术的。藏在坟墓中，或者死者身体上的，口语的效用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永久保存了下来。

此外，这些葬礼信仰和活动关注于国王的身体，统一君主政体的达成产生了文字发明变为一种自然产物的社会条件。那尔迈的石板表明了对用书写记录补充国王业绩的图形记录越发强烈的需求。甚至此时图形和文字可能还具有巫术意义。在这块石板的反面，一头牛正在用犄角攻击倒下的敌人。《列王纪上》第22章第10—12节记载了首席宫廷先知佩戴一个牛头面具，以类似的方式表演以色列王即将战胜叙利亚人的情景。他不仅是在预言胜利，而且是在制造胜利。因此也可以猜想，那尔迈石板不仅是已经取得的胜利的见证，也是确保胜利的巫术手段。

我们已经发现，用纸莎草制作的纸张，从埃及古王国时期开始就是一种普通的书写材料（图552）。人们使用的是纸莎草的芯髓，把芯髓切割成片，横竖交错平铺放置，接着压制，在太阳下晒干，就制成纸。然后对制成的纸张进行抛光，用树胶粘贴成长条，长条依照卷轴的长度切割。在埃及还使用过皮革和羊皮纸。有证据表明，早在古王国第四王朝时期皮革就得到使用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约公元前1288年的羊皮纸卷轴，据说来自底比斯。出于偶然的目的，瓷片也经常用作书写材料。人物是用刷子蘸颜料绘制，或者用芦管笔蘸墨汁书写的。来自塞加拉的浮雕，表现了埃及书写人员的工作情形。两个人把笔或刷子放在耳后。他们拥有普通记录员的全套工具：一瓶墨汁或颜料、一筒刷子或笔和一块带有用于混合墨汁和颜料的孔的调色板（图版32）。

图552收集制备纸莎草用于制造莎草纸。来自底比斯的墓葬，埃及。约公元前1500年。

有两种文字体系都称为赫梯文字，一种是楔形字，一种是象形文字。前一种体系的破译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人们已经誊抄并翻译了大量的楔形字赫梯文本，而后一种还未被广泛解读。

　　（a）赫梯楔形字是约公元前2000年进入小亚细亚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他们建立了一个长达750年的强大帝国。20世纪初，在博阿兹柯伊对这一帝国首都的发掘，发现了赫梯国王的皇家档案馆。从这些收藏中我们获知，赫梯人使巴比伦楔形字适应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像巴比伦人对苏美尔文字所做的一样。已经证实，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第4章），是拉丁语早期的分支。在使用楔形文字体系时，赫梯人保留了这种文字最有特色的要素：字符或表意符号、音节符号、限定词和语音补符。然而，赫梯音节表比巴比伦音节表小的多，只包括了约130个符号。总之，赫梯人引借的字符和表音符号仍保留了阿卡德语的意义。他们使用各种规格的泥板，他们的书写技艺可能与巴比伦人的书写技艺是相同的。

　　（b）赫梯象形文字这个引人注目的文字体系主要是以碑铭形式（图533）被发现的，但与埃及的僧侣体或通俗体相似的草写体形式的例子也被发现了。这种文字为帝国时期的人们所了解。两种文字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赫梯这个名称有可能被错误地冠于象形文字和语言上。这些符号与埃及的一样，是真正的图形式象形文字。大约有220个符号，其中56个是表音符号，其余的是纯粹的表意符号。赫梯象形文字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偶尔表现出字行的牛耕式转行书写法，即一行字从右向左阅读而下一行字从左向右阅读这样交替进行，在早期的希腊碑文中也能发现这一特征。40个赫梯象形文字显示出与克里特书写符号的惊人形似，而后者还不能被确切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