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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时游漳州南山寺，尝于丈室壁间见一老僧造像，长髯丰颐，状貌奇伟，寺僧性愿法师谓是八指头陀。有自题小影诗云：﹁六十余年梦幻身，几多欢喜几多瞋。尽容蔑戾车成队，转与阿修罗结邻。青凤山前聊葬骨，白莲花里且栖神。髑髅击碎浑无事，大地何曾有一尘！﹂诗中梵语音译虽不了了，颇酷爱之，故至今犹能成诵。其后读书厦门五老峰前，假得《八指头陀诗集》，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又读太虚法师所撰《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始知寄禅不仅为近代诗僧，亦为中兴佛教之大德，深致敬仰。其传中第五章云：「和尚既奉贤楷禅师为本师，又以笠云圃学行超妙，亦事以师礼。」时某书家偶写一诗赠余，句云：「得得扶筇上翠微，寒林空见白云飞。钟鸣古寺人初静，月满苍松鹤未归。」记云：「右录八指头陀宿岳麓寺待笠云长老不归诗」，以是因缘，余于笠云，遂心仪之。
八指头陀诗名满天下，至今人多知之，《海潮音》（第十二卷）且曾为出特刊纪念，大醒法师又撰《八指头陀评传》及年谱，发扬古德之幽光，可谓至矣。笠云圃不唯以诗名，且为近代首创僧学堂之前辈，其人其事，堪为后学表率；然今世知之者已寡。余生也晚，仅能于《八指头陀诗集》中得知其与寄禅之师资关系而已。爰以近年所得资料有关笠云圃者，整理而略叙之，使读者彷佛其为人，是余之愿也。
二
诗僧芳圃，字笠云，湖南长沙人。早岁出家，行脚江南，曾住西湖留云精舍，晚年为南岳七十二峰最北端之麓山寺住持。法系属临济宗，其法嗣法孙，无虑数百人，不仅湖南一省，其支派直蔓延至长江流域。清末中兴佛教之寄禅和尚即笠云圃麓山法派高足之一人也。太虚法师之《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洋洋十余章，于笠云圃仅谓﹁学行高妙，亦事以师礼﹂，似未注意其法派之传承，不无简略之嫌。
检《八指头陀诗集》癸酉年（一八七三）所作〈宿岳麓寺待笠云长老不归〉诗时，似尚未得法于笠云圃。次十年后之甲申年（一八八四），作〈自海上归与本师云和尚夜话〉，始称本师。诗云：「不侍巾瓶侧，匆匆已十年。早知毛布意，何用草钱？夜雨谈诗坐，孤灯对榻眠。别来多少事，语罢欲潜然！」其后，乙酉年有〈游仙四章与笠老人作〉，己亥年有〈十二迭韵呈笠云本师〉，最后辛丑年所作〈送和葊上人主锡岳麓万寿寺〉五古一首自注，记其与笠云圃之师资关系至明。诗云：「兰若辟西晋，法崇实初祖。衡山何岩岩，分秀钟灵宇。……风篁响梵音，鹤皇流法乳。我昔维摩室，瓣香笠云圃。（自注：笠云圃公为余岳麓得法本师）钝根负虚望，于道曾无补。上人有雄力，龙象绳其武。……伊畲忝法亲，来听上堂鼓。却笑沩山牛（自注：和葊为余沩山法嗣），今作虎岑虎。（自注：麓山寺有虎岑堂，唐景岑禅师遗事，见《传灯录》）」
寄禅与笠云之师资关系，自记甚明；非徒仰其学行超妙，事以师礼而已。
笠云圃性嗜吟哦，有《听香禅室诗集》八卷行世，为清末俞曲园老人所推称，与其法嗣寄禅之《八指头陀诗集》，同为清末佛教文学史上之佳作。
三
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之后，胜清朝野，盛唱变法自强之说。破坏固有旧物，吸收欧美文化之余，佛道二教之道，殆不足顾。政治上在化无用为有用之口号下，佛教寺院之财产为新学之徒所没收，僧侣惶惶，无可告诉。读《八指头陀诗集》可以窥见一二。其癸卯年（一九○三）所作〈奉访陆太史次前韵〉诗云：「相逢休话永嘉年，痛哭金瓯缺不全。佛眼亦因尘劫闭，禅心如在滚油煎！七分拟割花宫地（自注：时议僧道十分田产者抽七分充学堂经费），一线忧存杞国天。太息江河今日下，中流砥柱赖公贤。」
又越年甲辰（一九○四），寄禅所作并序云：「今秋八月，广东揭阳县，因奉旨兴办学堂，驱逐僧尼，勒提庙产，时有老僧秃禅者年已八十，不堪地棍衙役之扰，乃断食七日作辞世偈八首，合掌端坐而逝。余哀之，次其韵以记一时法门之难。其第三及第五首云：『谤佛排僧口烁金，不容地上有禅林。慈悲忠恕原同理，犹感纯皇护教心（自注：想忠恕，念慈悲，思感应，三教同心。此纯庙难群臣汰僧之语也）。人非豺虎日磨牙，公牍纷纷入省衙。试问揭阳贤大令，老僧何事要拖枷？』」
同时曼殊大师曾斥此辈为「新学暴徒」，其说部《断鸿零雁记》第六章云：「二日已至广州，余登岸步行，思诣吾师而别；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学暴徒毁为墟市，法器无存，想吾师此时已归静室，乃即日午后易舟赴香江。」亦为此时毁佛记事之一斑。
青按：广州旧有光孝、长寿、华林、大佛、六榕、海幢诸巨剎。长寿寺即曼殊所谓之常秀寺（谐音）已全毁，华林寺战前仅存一罗汉堂，其余大佛、海幢诸寺，亦萧条不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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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圃
（扶桑留鞋）
芳圃和尚，字笠云，原籍江宁(今江苏南京)，俗姓陈。他尚年少的时候，即逶迤西进，来到湘中长沙黎仙庵削发剃度、受具足戒，研习佛法，苦修经律。
芳圃和尚生来即聪颖过人，妙悟慧解。他修习佛法，速度之快，领悟之深，令那些先他入门的师兄们几不惭愧死。大家无不惊叹于他妙解义理，通证佛法。而在这之外，他却又无师自通，对书法颇感兴趣，而且成就不小。
这样，当他修研到一定程度、具有一定根基之后，便有志于游历天下名刹，遍访四方名师，以求佛法的更高进境。于是，他便辞别师傅，四出探访，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
到了光绪初年（公元1875年左右），已然学佛有成的芳圃和尚便继席虎岑寺。在这里，他与山长（旧时称避居山林、隐而不仕的读书人）徐树钧互相往还，并构结麓山莲社，互相唱和，成为一时佳话，不多久，便声名鹊起，广播上下远近。
后来芳圃和尚又应请而迁上林（今广西上林县）杲山寺住持。当时，又正赶上曾国藩祠庙建成，人们正四方寻觅得道高僧，前来住持祠庙祭典。在一阵查寻、搜求、比照之后，人们终于发现，这一重任非芳圃和尚不可。所以，芳圃和尚便又担负起了祭奠这位曾大帅的重任。曾国藩在清朝后期，可谓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与他相交往来的朋僚，还有出自门下的学生，多得不可尽数。所以，祭奠之期，达官贵戚，充塞道路；旌幡剑戟，遮天蔽日。芳圃和尚布置、调整、住持祭奠活动，井井有条。因此，等到祭祀完全结束之后，芳圃和尚的法号便在大江南北、京师草野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至于湘中名宿，像王湘绮、郭筠仙，更是与他往返酬答，词翰飞鸿。
正如此时，有一位日本国僧侣名叫水野梅晓的，不远千里，来到大清，拜师礼佛。当他一路南行，准备到南岳衡山去修法取经时，路过长沙。这位水野梅晓也是得闻芳圃和尚的法号大名，所以，就特地来到麓山寺，拜谒住持芳圃法师。
二人相见毕，自然论说、研讨起佛教教理来。水野梅晓闻听之下，对芳圃法师拜服得五体投地。之后，芳圃法师便向水野梅晓咨询起日本国佛教境遇来。水野就告诉他说：“日本的佛教，大多随着时代潮流的转移，和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以俱新。种种业力，不外兴教，保护教纲，弘扬佛旨，此外别无他说。”
芳圃法师听罢，心中不觉大有所动。所以，第二年新春伊始，他在深思熟虑之后，便在开福寺创设僧学，同时又设立佛会。附近寺院、僧侣无不闻风响应，亦公推芳圃法师负责监督管理。这样，对推行佛法，护佑佛教，大得裨益。而新派人物侵占寺院的风习，也渐渐地被扼止了。
到了光绪乙巳(公元1905 年)的春天，芳圃法师应水野梅晓和日本国其他僧侣的邀请，东渡扶桑参观、考察日本国的佛教。
在日本，年近七十高龄的芳圃法师不顾一路海上颠踣与劳累，马不停蹄，四处参拜日本国的佛教名刹，又与日本国的佛教高僧研讨佛理教义，还应日本国僧侣之请，登坛说法，广演教旨，深得大家的钦敬。
而芳圃法师在拜佛求教、参观访问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异国他乡的风景、习俗、政治、教化，再加上在佛寺中的所见所闻，无不一一流诸笔端，形诸文字。时间久了，积累多了，最后竟然集腋成裘，结成了一部《东游记》。
与此同时，法师还与日本僧侣互相题跋，诗词唱和。当日本僧侣闻听芳圃法师书法绝佳之后，更是争相前来，求取字幅。以致纸素满前，日不暇给。
等到芳圃法师访问完毕，准备回归故土。日本僧侣听说之后，数十百人苦苦相留，希望法师多耽留些时日，好让自己再多从他那里学些佛理。但是，芳圃法师知道自己老之将至，而事业正多，所以归去之心，日甚一日。这样，日本僧侣见法师去意已决，苦留无用，便请求法师在临行之前将他脚底下踩着的那双破旧的僧鞋留下来，权当遗迹，四时供奉。从这件小事上，日本僧侣对芳圃法师的那种至诚至恳的景仰之心，殷殷可鉴。
芳圃法师回到中国后，就着力培养后学，奖掖新进，并以此作己任。因为、日本之行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教宗的兴衰，正在于后继有人。世世代代，繁衍流传，自然教宗大兴，欲灭不能。
而岳麓山和湘中一带，以至全国其他地方的后学晚辈，也果然不负所望，一方面，苦修精进，发扬壮大教宗，另一方面，也师承有迹，扇其余风，联翩东渡，以致僧侣东渡扶桑、访问异国，逐渐形成一种风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开一代风行之先的芳圃法师，在光绪戊申(公元1908年)终于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寂然西逝。僧腊六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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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1908），字笠云，江宁陈氏子，披剃于长沙黎仙庵。读书妙解义理，工书法，喜赋诗。光绪初元，继席麓山寺。清末庙产兴学，强侵寺院，以夺僧产，在日僧水野梅晓影响下，在长沙开福寺创立僧学，是近代僧教育之始。又东渡日本，考察日本佛教。有《东游记》、《听香禅室诗集》等。 (责任编辑：c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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