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与葛毕氏之间的“奸情”,日后成为刺激晚清至民国市井文化娱乐消费的“长效春药”。但二者关系之清白,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葛品连闻知流言后,曾多次夜潜回家在房檐下监视,并未窥见二人有进一步的逾越之举;其次,当年刑部否定了浙江巡抚衙门对二人存在“奸情”的指控,这说明,穷浙江巡抚衙门之力,也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二人的“奸情”。
但市井间的流言,却成了杨乃武葛毕氏冤案的导火索。葛品连病故,其母沈喻氏被人“提醒”,怀疑其死于谋杀,盘问葛毕氏无果后,即向余杭县衙申请验尸。在一连串的不符合“标准”的验尸程序之后,得出葛品连疑似砒霜中毒而亡的结果。余杭知县刘锡彤又在街坊间闻知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流言,遂断定葛品连确系被人毒杀,冤案就此成型。
【地方惰于核实案情细节,乐于凭主观判断确定“凶手”】
清朝“圣谕”高度强调“州县所司,不外刑名、钱谷。而刑名之重者,莫若人命”。清律规定:州县官必须在受害者或被害现场或尸体发现处亲自并及时验尸。若因其延误而使尸体发生变化,妨害验尸结论,该州县官将被处以杖刑六十。若本地州县官因公外出,则邻近地区州县官有责任代其验尸,无正当理由拒绝代为验尸者,将降官三级调用。
余杭知县刘锡彤带领仵作沈祥、门丁沈彩泉赶去验尸时,尸体已经开始肿胀变异:口鼻内有血水流出,躯体软而不僵;指甲和趾甲呈暗灰色。仵作沈祥缺乏专业素养,将口鼻内有血水流出写成“七窍流血”,将指甲和趾甲的暗灰色写成“青黑色”;门丁沈彩泉居然也有资格参与验尸,并根据“个人经验”,做出了葛品连中砒霜之毒而死的结论。
按照清律规定,知县刘锡彤有责任亲自按照标准验尸教材《洗冤集录》一一核对仵作的验尸报告。《洗冤集录》里说:“服砒身死者牙根青黑,七窍迸血,嘴唇翻裂,遍身发小泡。”且不论《洗冤集录》是否精准,但很显然,葛品连的尸体并不符合这些特征。而且,在此之前,葛品连的亲属和邻居等许多人都见过未变异的尸体,只要略加询问,即可澄清葛品连是否中毒而死。但刘锡彤显然认为这些进一步的求证都没有必要,他在内心深处,已然将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奸情”和葛品连的死,很自然地联系到了一起。
【发现案情存在疑点,反不求真相而忙于凑齐“证据链条”办成铁案】
葛品连的“死因”被确定之后,刘锡彤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支持这一“死因”的证据,并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首先需要的就是葛毕氏的供词,在刘锡彤的案情规划里,葛毕氏已经被确定为因奸谋夫的凶手,所以,他的讯问直奔“毒从何来”。
葛毕氏没有下毒,自然无从回答毒从何来。刘锡彤现场讯问无果,遂将其带回县衙严刑拷打,据当年《申报》披露,葛毕氏所受之刑乃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灌水浇背”,这种流传至今的“国粹”,其残忍程度可见一斑。
酷刑之下,什么样的供词都不难得到。站在葛毕氏的角度——刘锡彤既已“确认”葛品连死于毒杀,自己又被“确认”为凶手,而市井间沸沸扬扬的自己与杨乃武的流言,葛毕氏必然也是知道的,于是乎,诬攀杨乃武,就成了葛毕氏在酷刑之下,“理所当然”的选择。
举人杨乃武随后被带至县衙。按照葛毕氏的口供,杨系十月初五给了她砒霜,但杨乃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十月初五因事外出,并不在余杭城内。案情开始出现重大疑点,严重偏离刘锡彤“经验丰富”的“主观判断”。倘若刘锡彤能够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及时重新审视案情,这一冤案或许可以就此打住。
但事实是:杨乃武的举人身份让刘锡彤颇为恼火,因为按照清律,他无权对一个举人动用酷刑。刘采取的手段是将案子上报杭州知府衙门,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为掩饰己过,刘锡彤压下了杨乃武所提供的一连串证人的证词,未将其收入卷宗上呈知府衙门。
于是乎,杨乃武丧失了举人身份。酷刑之下,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只不过这一次动用酷刑的,换作了杭州知府陈鲁。杨乃武承认下毒之后,证据链条完整性的下一环就是砒霜的来源。杨只得攀诬了一家名为爱仁堂的药铺,并指认卖给自己砒霜的药铺老板名为“钱宝生”。
案情至此似乎已经水落石出。孰料传唤到堂的爱仁堂老板供称:自己并不叫“钱宝生”,而叫钱坦;更是从未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案情至此再次出现重大疑点,倘若当时官员能够摒弃成见,重新审视案情,则冤案仍有可能澄清。但刘锡彤反而前去“诱供”证人钱坦,承诺只要他指证杨乃武,保证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并威胁说:杨乃武已全部招供,如果钱坦拒绝指认,则有包庇之罪。如此,钱坦的“证词”也顺利到手了。一场证据链条完美的冤狱,就此完全成型。
【“暗访”成“明察”,上级衙门把关功能形同虚设】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杭州府判决:葛毕氏因奸谋杀亲夫,处以凌迟之刑;杨乃武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以斩立决。这一判决被上报至浙江按察使衙门,请求批准。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也是举人出身,对杨乃武放着大好的举人前途不顾,而为一个女子赔上自己的身价性命多少有些怀疑。但蒯贺荪为了省事,并未仔细核对案卷材料,而仅仅是把负责此案审讯全过程的余杭知县刘锡彤找来询问了一番。自然,刘锡彤给予按察使大人的,必然是拍着胸脯的无冤情的保证。于是,卷宗里那些疑点,譬如钱坦从未叫做钱宝生,就这样轻易地从按察使衙门滑过去了。随之,案卷被送至浙江巡抚衙门。
巡抚衙门是掌管一省事务的综合性衙门,事务繁多,在刑狱方面把关的能力和精力上,自然都不如专门负责刑名事务的按察使衙门。巡抚杨昌委派了一名候补知县去案发地做了暗访。而这名候补知县,则把暗访办成了“明察”——他在余杭县的一切行动,都依赖造就冤狱的知县刘锡彤安排。其结论,自然可想而知。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浙江巡抚杨昌浚以杭州府所判决的原罪名,将案件上报给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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