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地理学坐标
一个世界的质疑
其实这种困惑，从起步开始就一直伴随着近代地理学，特别是中国地理学。在科学史所搞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张九辰看来，“对地理学科学性质的不同解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9世纪伴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深入，一位学者已无法掌握整个地理环境的全部知识。“19世纪末期，整个世界都在问：什么是地理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度在这个视野下，回顾了中国地理学界在近现代时期，对地理学生命本质的探索。
19世纪中期，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学科。大气科学、地质科学、海洋科学等学科都包含在其中，当时人们对地理学的认识比较笼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说法，是这种笼统性的一种表现。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大气科学、地质科学、海洋科学从地理学中分离，各自独立成为新的学科，有些学科甚至发展成比地理学更大规模的学科。当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的时候，就产生了地理学是否具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叠置的问题。
“基础理论是现代科学的灵魂”。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完整的研究对象、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独立的应用领域。那么地理学的范围、对象、方法和应用领域到底是什么？张九辰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后认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而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吴传钧院士则把这一特点追溯到了更久远的古代，他说，“这是一个漫长的阶段，从奴隶社会开始，包括整个封建时代。古代地理学在文献中往往和哲学、历史学乃至文学交叉在一起，个性不突出。”
在危难之际
上世纪30年代后，大气、地质等地学其他学科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的暂时领先，曾给地理学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相形之下，地理学在这一时期便显得有些捉襟见肘。郑度说，自从学科产生了分化，地理学家就把海洋留给了海洋科学家，把大气留给了大气学家……地理学在缩小它的范围。更致命的是，手段落后导致了认识肤浅，在那个时候，地理学在地球科学系统中地位比较低。他回忆说，在他求学的时候，地理学的知识局限在解释诸如从北京到郑州怎么走、有什么山等，相对简单的问题。
使研究深入下去，是二战以后摆在地理学家面前的关键出路。郑度说，过去地理学把自然地理学要素分为气候、水文、地貌、土壤、植被、人类社会，这样发展下去不是不可以深入，但会使研究向彼此孤立的方向发展。怎么办？
已故院士黄秉维被公认为当代中国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在这个关键时候，他提出了进行“过程研究”的理念，通过对陆地表面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的研究，通过过程研究把学科结合起来，使地理学研究得以深入。
郑度说，近五十年来，地理学家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综合自然区划、农业区划，以及上世纪80年代进行国土开发整治的工作中，地理学家所作出的贡献，是其他学科不能相比的。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则把50年来地理学的贡献总结为七大成就：青藏高原隆升的研究；西北干旱地区的研究；黄土高原研究；黄淮海综合治理；中国国土开发；农业区划问题研究；以及目前在很多领域广泛使用的GIS模型，也是由地理学界率先开发的，这在我国具有开拓性意义。
地理学的生命
有人说，黄老一生都在探求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方向，还有人说，他的探索一直没有终止。郑度院士说，如果非要定义地理学的边界，从目前看不太现实，毕竟地理学涉及学科很多，原则上通过地理学家的观察研究，找出结论，但不能样样都做，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卷入了其他学科，把握界限是不太容易的。
北京大学王恩涌教授曾给地理学下了一个非常通俗的定义，没有人的地球环境是地质或地球科学其他学科的对象，有了人的地球环境，就是地理学的对象。他把地理学比做一个舞台，他说，现实需求什么，这个舞台就可以上演什么。在他看来地理学是综合的，更是包容的。
那么这种包容背后，最大的支撑又是什么呢？郑度说，地理学在综合各学科之后，诞生出一种全局、整体的眼光，这种全局性、整体性是地理学的生命。因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和一些重大国际研究计划如IGBP、IHDP、IPCC等，都是综合性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学科的单独研究就可以解决的，必须通过多学科的共同研究。而研究过程中，与地理学相关学科的专家，往往只从本学科的角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地理学家就善于综合各个方面的成果，提出全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一些区域性问题的研究，如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也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早在黄淮海治理之初，黄秉维就用他地理学家眼光提出了：黄淮海地区是否能发展耗水量大的高产作物的疑问。后续的地理学家继承了他的疑问，得出该地区适合发展旱作农业的结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个大胆地公开提出中国“地大物不博”观点的人，就是地理学家，这种整体的眼光，常常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陆大道院士曾自豪地说，近50年来，中国地理学家在满足国家需求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世界第一的。
有人说，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学科。因此，能满足国家需求，或许就应该成为地理人的骄傲。郑度说，国外很多地理学家，对中国地理学家非常羡慕，他们常常感叹：“你们竟然能在国家决策上说上话呀！”
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认为，地理学边界不清是现实存在的，而换一个角度看，地理学在发展和分化过程中，一直为其他学科提供滋养，很多学科都是受地理学的孕育而发展起来，在为其他学科提供生命和养料上，地理学科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发展中的困惑
中国地理学家与国外地理学家在研究方向上差别很大，这几乎是学科内外公认的。一些人认为，是国外地理学家偏离了方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中国地理学家没有找到自己的路。记者在这里不探讨这个问题，毕竟按张九辰的说法，从19世纪末，不同国家的地理学家对“地理学是什么”这个世界级的疑问，给出了以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不同回答。
既然中国地理学家把国家需求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那么在这个层面探讨他们的困惑应该是必需的。郑度认为，目前我们国家部门分割的管理方法，为地理学提供全局性建议带来了一定难度，比如水利、农业、林业分割管理，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发展规划，使地理学的全局性眼光很难实施。而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则不同，它有一个综合的部门来统一管理国土资源的利用，有利于从全局的角度进行规划。
很多学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地理学发展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地理学界存在只重视为实践服务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学界中“多专家，少学者”；为了“求生存”，许多地理院系更改了院系名、调整了专业方向，更多地适应了目前我国的市场需求，使地理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在学术研究中，也有学者为自身利益只顾迎合行政长官和学术权威的个人意志。
吴传钧在论述后现代地理学时，探讨了中国地理学目前的任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却很低，同时环境恶化问题很严重，因此今后地理研究还要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作为重点来抓，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把中国地理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由此看来，中国发展需要地理学，而地理学的发展则需要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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