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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丨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

 红尘叶翁 2019-12-24
《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自序

我从事的主要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
  
中国历史地理学直接脱胎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在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当中,就已经具有了比较完备的沿革地理体系。此后沿革地理在中国地理学当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延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中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在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地理学的观念、研究方法与范围等内容而在半个世纪期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与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十分明显的差异。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都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这是二者之间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本质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历史地理学只是沿革地理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另一方面,当今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其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确实已大大超越沿革地理的旧有框架,呈现出全新的学科面貌。
  
这种历史的联系和现实的差异,首先直接影响到对于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许多研究者着力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在整个学术体系当中的归属问题,并引起了学科内部的普遍关注。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基本学术定位,首先也是每一个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研究者其自身的学术位置问题。
  
在讨论中,学者们首先从目录学角度出发,认为在中国古代,地理书籍长期隶属于四部分类中的史部,据此论断地理学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一直是历史学的附庸;以反映现实地理面貌为主的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学已经如此,专门反映过去了的地理面貌的沿革地理,更成为历史学附庸中的附庸。
为摆脱这种附庸地位,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家不断强调其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学科属性——即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因而它不同于研究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应当成为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种认识似乎早已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普遍共识。历史地理学唯一的全国性学术组织,是中国地理学会下设的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这种组织设置形式,就是对上述认识最明确的反映。
  
应当承认,强调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特性,对于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以及推广采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它也符合国际上一部分地理学家的看法,如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就坚持认为,对任何过去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都只是地理学的一种特别形式,只不过它对地理事物的描述主要依赖历史文献的记录而已。
  
不过在另一方面,参加这一学科属性讨论的所有学者,似乎都没有能够进一步展开视野,从更广泛的学术范畴来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当中的史部,并不等同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它区别于其他部类的本质特征,是其内容的社会属性,即侧重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和行为,而不是其时间属性。因此,地理书籍归在史部,不仅丝毫没有降低地理学的地位,反而说明中国古代地理学一直与人类社会活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人类社会活动作用下形成的地理景观以及人类社会活动造成的地理变化,正是历史地理学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讲,在传统的目录学分类体系中,并没有忽视地理学或是历史地理学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重视历史地理学研究,并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划归地理学不可。
  
世间万物,都存在着联系。学科不过是我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侧重其某一方面的属性而做的人为界定。目前的绝大多数学科,是按照研究对象的某一方面内在特性而划定的,而所有这些研究对象,都有其时间和空间属性。人们把研究人类社会行为时间属性的科学,划定为历史学,把研究自然和人类空间属性的科学,划定为历史学。按照历史地理学界公认得看法,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是地理空间的历史状况及其变化过程,正是时间与空间特性相交互的特殊研究对象。所以,假如像现在一般人所主张的,我们可以从空间属性角度把它划归地理学,那么,我们就未尝不可以按照其时间属性将其归入历史学。按照一般的逻辑思考,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然,我们就要把政治史划归政治学,经济史划归经济学,军事史划归军事学,历史学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研究对象了。因此我们完全没有理由一定要排斥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学属性,最好还是兼顾时间与空间双重特性,将其视为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过分强调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特点而排斥其历史学性质,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容易造成忽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在近几十年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大家重视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实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因为轻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造成相当一批成果浅薄粗疏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忽视史料学的基本功。史料是历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依据,对于绝大多数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同样如此。在这一点上,历史地理学并没有什么不同于一般历史学研究的地方。如果一定要讲有什么不同,只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比大多数历史研究题目需要阅读更为广泛和琐碎的史料,因此也就需要更为深厚的史料学素养。关于这一点,已故谭其骧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撰写文章呼吁过,但至今情况并没有大的改观。谭其骧先生当时认为,历史地理学界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不在是关于学科性质的认识,而是轻视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问题。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简单。或许正是由于历史地理学界过分强调其地理学科性质,才出现忽视文献资料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片面地强调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像重视地理学方法一样重视历史学方法,将大大有助于学者们积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向一般历史研究者看齐,努力在史料学方面打好基本功。
  
问题之二是一些研究脱离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之外,只做简单的地理现象归纳,难以做出深入的前因后果分析。由于对于历史背景关注不够,有些地理现象的归纳分析,不仅缺乏深度,很可能还不够准确。因为过分强调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的学者,往往容易在主官上放弃对历史成因的深层分析,在客观上也由于忽视相应的历史知识而难以做出具有学术深度的研究。不管是在历史人文和经济地理领域,还是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都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只不过一般人觉得历史人文和经济地理问题与社会历史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从而对此关注稍多,更容易觉察到它所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存在的需要注意的倾向性问题,当然不仅如此。例如全面、系统地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和学术流派;选择优典型意义的课题,更为积极紧密地把自然科学手段与历史文献资料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深入扎实地实验采用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等,都是迫切需要我们努力的问题。上面谈到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学属性问题的认识,只是基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而体察到的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我在大学本科读的是地理系,从硕士研究生开始,系统学习历史地理学。接触学术研究之后,深感历史学基本训练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尽管直到今天,还有友人认为我应当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地理学基础,更侧重一些地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但我还是认为,历史学基础特别是史料学训练,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来说,都是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达不到相应的水平和能力,是不可能科学地运用好地理学方法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重视史料目录学训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历史文献学成为了自己的一项副业。虽然为此耗费了许多时间,但我感觉这对于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收在这本文集中的几篇关于版本目录学的论文,就是这种努力形成的一部分成果。因为看起来好像和我的历史地理主业没有多大关系,需要特别予以说明。
  
文集中的历史地理文章,研究秦汉军事地理的文章较为集中一些。我研究历史军事地理,本来设想按照现代军事地理的学科框架,系统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武装力量的地理配置、军事装备、军需物品、军事设施的地理分布、军事行动路线、后勤补给来源地与运输路线、各种地理因素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等各项问题,但是从秦汉之际展开研究后发现,像一些重大战役的地理进程这样众所熟知的最基本的地理问题,本应早已有明确的结论,深入阅读史料后却发现,已有的说法,往往似是而非,还需要重新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项重要原因,就是对史料分析不够。比如许多军事史研究中提到的刘邦从汉中还定三秦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问题,原来竟然出自元代的戏文,在《史记》、《汉书》等可信的历史文献当中,根本没有相关的记载。通过分析原始文献的记载,我对巨鹿之战等几次重大战役的地理进程,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虽然这样做会影响我直接实现最初的研究设想,但我认为,脱离这些基础研究,其他研究设想很难取得坚实的基础。学术研究,要想确实取得进展,这是不可逾越的基础研究。好在在考证分析具体问题时,由于对于整个军事地理研究,已有比较系统的想法,我还是比较注意从整个军事地理格局出发来思考问题,对于最终提出自己的看法,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集中有三篇论述史念海先生和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成就的文章。史念海先生是辛勤培育我走入学术殿堂的恩师,侯仁之先生也对我的学术成长给予了很多关怀,他们两位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泰斗,都是我要感激终生的学术导师,但在这里收录这几篇文章,不仅仅是出自对于他们的感激,还因为我在文章中谈到了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的一些看法。其中如史念海先生对于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贡献、侯仁之先生对于倡导西方历史地理学方法的贡献等,都涉及到了当代学术发展史的一些基本问题。
  
由于我在研究中偏重历史文献学基础,而古代地理文献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所以对于地理文献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学术史角度看,地理文献是地理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这样由于文献的关联,我也一直关注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收在这本文集中的《唐代的地理学》等一组文章,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地理学史研究领域,除了与历史地理学同样迫切需要更多地研读基本文献之外,还需要脱离简单地与西方学术体系相对应的总体结构,按照古代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发展过程,来重新建构中国地理学史的学科框架。
  
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史是两个在研究资料上密切相关而研究内容迥然有别的学科。前者是讲历史时期的空间结构,后者是讲空间认识的发展历史,我把前者称为“历史的空间”,后者称为“空间的历史”,合起来作为这本文集的名称。
  
学术研究,一定要提出不同于前人的看法,但每一种看法,都还需要通过学术界的检验。希望这本文集的出版,有助于学术界的同仁们了解我的看法,得到大家的批评。


                  200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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