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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苏静
苏静（1910-1997），曾用名苏孝顺，漳州龙海海澄镇内溪村碑头社人。苏静1910年12月21日出生于农民家庭，7岁入邻村一私塾念四书五经，一年后转海澄南门外南院小学读书。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考上漳州省立第八中学。在校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反帝大同盟。民国十七年7月毕业回乡当小学教员。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到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当局追捕而出走缅甸，在一所华侨学校教书。民国二十年“九一八” 事变后，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回国。民国二十一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时，苏静与苏精诚等人组建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苏静任政委，协助红军开展宣传、筹款等工作。之后到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所属的宣传队任队长。同年5月经邓子恢介绍加入红军第一军团，任政治部宣传员。某日，时任一军团总指挥林彪见他写标语，笑笑，无语。次日，苏静便被调到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此后，苏静跟随林彪大半生，直至全国解放。
苏静从海外回国参加红军，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红军缴获的照相机等高档战利品也只有他会使用。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元帅在机枪训练班上的讲话照片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作者就是苏静。老首长罗荣桓元帅知道苏静喜欢摄影，在一次出国访问归来时，专门为苏静将军带了一部有长焦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罗瑞卿大将曾戏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苏静加入中国**，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侦察科副科长。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斗争和二万五万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苏静担负着侦察敌情和勘察行军路线的任务，亲手绘制数百张行军路线图，为担任长征前卫的红一军团顺利前进作出贡献。聂荣臻元帅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有功的。”此后，他又完成直接为**绘制提供行军路线图的任务。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他还拍摄许多照片，为我军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苏静历任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115师司令部二科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GA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东渡黄河挺进山西，他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他负责与阎锡山部队联系期间，为协同作战，支援我军取得战斗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115师在尾敌南进到达吉县时，适逢日本侵略军向卫立煌部实施迂回包围，卫部尚无察觉。紧急关头，苏静奉命冒着极大危险赶往卫部，向卫立煌通报情况，使卫部免遭日军歼灭的危险。在晋西孝义地区，******************军向我军派来的联络官均系特务，苏静负责接待工作，他善于观察，巧妙周旋，及时发现并粉碎其收买我军译电员窃取密码的企图，并在接触中获取对方密码的线索，为我军情报工作提供宝贵的资料。在山东陆房突围战斗中，他在险恶的环境中，机智地从日军包围圈中带出115师机关大部人员，使首脑机关转危为安。在担任师保卫部长期间，面对敌伪、特务渗透的复杂情况，苏静保持高度警惕，并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展开坚决斗争，粉碎日伪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和顽固派的************磨擦企图。在反奸斗争中，他保持清醒头脑，既纯洁内部、消除隐患，又避免伤害同志。
解放战争时期，苏静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等职。民国三十四年10月为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苏静跟随罗荣桓北渡渤海，参加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战场的艰苦斗争中，苏静率领情报人员，获取敌军大量机密情报，基本掌握敌军动向，为我军取得东北战场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在与敌军争夺战场主动权的斗争中，苏静深入调查，提出“铁路不翻身” 的快速破坏铁路的方法，经在全区推广后，有效地遏制敌军的快速机动能力，使我军嬴得战场主动权。为壮大我军力量，苏静在罗荣桓领导下开展二线兵团扩军和军校筹建工作。民国三十七年3月，在哈尔滨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上，苏静提出部队作战训练向“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 转变的建议，被野战军领导采纳并作为工作方针。为适应作战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苏静还组织编辑出版军事教材，提高各级指挥员的指挥水平。在辽沈战役中，苏静多次被派往义县、塔山等主要战场观察和协助指挥部队作战。攻取义县后，苏静及时了解、总结并向总部首长汇报了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方法，为我军迅速攻克锦州减少伤亡作出重要贡献。平津战役中，苏静作为我军代表，不畏风险首先只身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作义进行和谈，并代表我军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之后苏静随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直至全国解放。194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苏静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务院政工小组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受任军务部部长之际，正值抗美援朝，他积极组织筹备兵员装备，支援前方战场。任职期间，他认真领会军委、总参首长的意图，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在全军体制编制建设、武器装备建设、兵员管理以及部队管理等重大问题上，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积极提出合理化意见，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 期间，苏静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和团结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广大群众，排除各种干扰，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维持铁路交通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在主持国务院政工组工作期间，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并为保护、解放一大批老同志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他坚决拥护并积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国家机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工作。
退休后的苏静对自己的历史功绩看得很淡，但对自己的老部队和老首长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这种情结从未因为任何暴风骤雨而变味。在“文革”中受审查时，他就冒着掉头的危险坦然表达过和林彪的关系。解放后，苏静不喜欢当领导，编写四野战史是他最大的愿望。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罗荣桓就委托苏静组织编写四野战史的班子。可是随着林彪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四野战史的编写显得十分敏感，主要原因就是林彪太不好写了。上个世纪90年代，陈云同志曾经提议让苏静担任四野战史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由于苏静将军对编写四野战史持不同意见，又加上癌细胞已经严重扩散，遂主动辞去副组长职务。
苏静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一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教育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关注军队史料挖掘整理工作，将自已病情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老红军战士和老**员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品德。
苏静是中国**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来源《漳州市志》，苏登科2010年9月9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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