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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的避世隐居 内容提要：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士之一。他的人格操守，修养品质，历来都受到了许多文人士子的追捧、倾仰。隐士文化在中国，算得上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古人之所以喜欢去隐居，究其原因，当中实不乏故作清高，甚至另有所图。陶渊明先时官时隐而后全隐，原因又是怎样？本文分别试从陶渊明的个人性格、社会环境两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揭示陶渊明是如何走向隐士之路。 关键词：陶渊明 隐居 陶渊明一生断断续续地有过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几种官衔。这类芝麻绿豆般的小官职，自不必说树立什么微薄的功业了，就连踏足朝廷，瞻仰“天颜”，发一发政见牢骚的资格、机会都从来没有。翻开陶氏的传记、年表，看看这位被誉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中）的伟大人物的生平，不免要大失所望。在晋宋易朝这大时代、大背景之下，陶渊明有的只是平凡又普通的一生。“归隐”两个字，几乎可以涵盖他的所有。“避世”，似乎就是他这辈子降临人间的目的。可是，这个世上并没有所谓的“天生的隐士”。或许一个人要当高官、成就大业，仅需各自心存一条理由、抱有一个信念，就足够了。但若要真正铁了心放下利禄功名，锐意去归隐避世，当中却必定是有深刻的内因以及外因。 一、性格与命运 陶渊明（365－427）①，字元亮，一说名潜，渊明是他的字，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大约生活在晋宋之际，浔阳柴桑人。关于他的家世，据说大致上可以认定是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后，甚至是他的祖父、父亲，大约也有当过太守一类的官职，暂抛开了某些好事者的论争，我们基本上已可以想像，陶氏远祖是曾经有过显赫的过去，但到了陶渊明时，霉运早已降临。家道中落，导致了他的生活很早就潦倒艰苦，贫困不堪。例如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就说他“少而贫苦”，又说他“母老家贫，捧檄致亲”。根据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的说法，这应该是与他八岁便已失怙（丧父）有关。自幼便遭遇家运的不幸，承受家境的惨淡，总的说来，陶渊明在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极不得意的。这点结合他在晚年所写的《有会而作》一诗自述：“弱年逢家乏”，便可以得到印证。 而最为糟糕的是，这样的霉运似乎丝毫未有过要停止的意思，就这样一直延续了下去，延续了一生（即所谓的“老至更长饥”）。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乐观的人，贫困饥寒似乎更能磨炼他的意志。面对“饥者欢初饱”、“悲风爱夜静”的长年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生活，竟还能够逆来顺受，坦然固穷，展现出性格里豁达而寡欲的一面。以至于我们后来还可以在《五柳先生传》里，看到他自己来调侃自己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篇末更借用了黔娄之妻的话来勉励，也顺道表达一下自己的志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其实并不尽然，凡世间性情雷同者何止千万？也不见得人人就有相近的际遇，但性格对人日常各种行为的影响之深，却是不容置疑。它或多或少也要和人的命途连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妨对它略作修正，改为“性格左右命运”。陶渊明的命途，就是受过了他性格的左右。而他这种的性格形成，又是跟他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 陶渊明一生中，本就不自觉地受到“儒道互补”价值观的影响。到了生命的后期，对人生的归宿，更是演变成了听任命运的安排，讲究随遇而安。这一种宿命思想，他曾在《自祭文》里作出过充分的阐述。他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自述了从为人开始，就遭遇贫困的命运，但心情却是悠闲自得，乐天从命，委随本分来度过。他认为自己是识运知名的，无论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遗憾和眷恋，不像一些人为生前立功业，死后留名声而十分计较。与此对应的，还有当他辞去彭泽令，最后决定归隐田园是的一篇有名的《归去来兮辞》，里面末尾两句是：“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这就是所谓的“乐天知命”。在陶渊明身上，其实也是从认命到顺命的过程。② 人生的所有不如意，既找不出真实的原因，又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无奈之下，只好将一切都统统都归结于“命运”二字。陶渊明的宿命观就从之而来。但待慢慢地逐渐想得通透了，由听天由命到乐天知命，去除了思想上的苦恼和负担，不再执着于名利及功业上——就弄明白即使是退隐不仕，也再没太大不了！无需过分去强求。这样，终于是将自己从观念上扭转了过去，思想上也总算是为遁世归隐作好了准备工夫。得以尽可能地解除名缰利锁的束缚。只有领悟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大道理，才能够以轻松的姿态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最大的程度上，变得淡泊恬静，甘愿地离开烦嚣俗世，抛弃繁华竞逐，摆脱官场周旋，将自己的余生都寄情于山水，怡性于田园里去。 二、门阀制度下的爱国热忱 陶渊明的生平，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出仕州郡与归隐园田。并可以他辞彭泽令一事作为分界线。辞去彭泽令那一年，是东晋的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已届四十一岁。这一次弃官以后，就再也没有入仕了。换言之，此时之前的陶渊明，却是一直处于时官时隐的尴尬局面之中。也就是说，自太元十八年（393年），二十九岁初任江州祭酒开始，他在宦海之中便浮浮沉沉了长达十二年之久。鲁迅认为：“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不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又《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③ 他这段评论中提到的《述酒》诗，应该就是指有“仪狄造，杜康润色之”这两句题注的那首。全诗颇长，除了题注两句外，诗中再找不到与酒相关的内容。通篇上下，也只见运用比喻的手法，记录了南朝宋武帝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而且诗中句子，是描述得相当的隐晦曲折，以致韩驹、陶澍要“反复观之”、“反复详考”，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赵泉山也说：“此晋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禅位，既而废帝为零陵王。明年九月，潜行弑逆，故靖节诗中引用汉献事。”颜延之《陶征士诔》中更称此是靖节“道必怀邦”（刘良注：怀邦者，不忘于国）。故无为子（宋·蔡絛）曰：“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西清诗话》）④这个伯夷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孔子当年对他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卫子第十八》）这是孔圣人对这位古代节士一个相当不低的评价了。无为子作出这个类比，自然也是包含了前人对陶氏爱国热诚的一种认同。 这首诗写于晋恭帝遇害之后，那时陶渊明五十七岁，距离最后一次弃官归里，已有一十六年——是属于他“全隐”之后的十六年。事实上，大约在这段期间，还写过不少能表现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语）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了我们所熟知的《感士不遇赋》、《咏荆轲》、《拟古九首》等等，以及那篇传颂最广的《桃花源记》，亦当属此列。 即使四十一岁退隐之后，尚且如此“不甘寂寞”，时而赋诗著文，以排遣心底郁闷。更遑论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年青时代。前面虽提到陶家发展到了陶渊明的时候，经已是家道中落了，但他的祖父、父亲都当过中层地方官员，毕竟算得上是个士族家庭，少小时也自当有过例行接受儒家那一套正规教育的机会。如他自己在《饮酒》诗中就说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且能够看得出，他那个时候对于儒家孔子的思想理念，也是相当的执着（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儒家所注重、提倡的是积极用世的思想。这些思想，也就肯定有对陶渊明产生过影响。在他晚年时候创作的《杂诗十二首》里头，更曾是直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些都显示出他早年怀有入世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宏伟志气。可是偏偏“有志不获聘”，只能空叹“岁月不待人”。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向盛行以家族本位的宗法****制度。历代祖先的门第高低，对后代的社会地位，有着相当的影响。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恰恰就是一个极端重视门第观念的时代。陶渊明之所以不为当世重用，大可能便与当时这种历史大环境有很深的关系。 就拿他的祖先陶侃为例，根据《晋书·陶侃传》开头的一段简短的记载，陶侃乃“字士行，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浔阳。父丹，吴阳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这段话草草交代了他的背景：父亲名字叫做陶丹，做过吴地的武官，但因为死得较早，导致“侃早孤贫”。待他长大之后，最初也只能够当上个小小的县吏。从中可见，陶侃的家世，断不应是什么世家豪族，也不见得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但陶侃是个进取心极强的人，并不甘心屈居人下，本身又是很有魄力、胆识，适逢世局的动荡不安，他的才干，更是大有了用武之地，以军功起家，最终做到“位极人臣”。只可惜的是，由于晋朝上层社会极端重视门阀世族的限制，一直都不能使他彻底摆脱出生于寒门地位的阴影。譬如陶侃年轻时，曾有个“伏波将军”叫孙秀的，因为是“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原人对他普遍有歧视，竟都不屑做他的下属，无奈只好找来陶侃，“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晋书·陶侃传》）。此外，尤觉欺人之甚的是，吏部郎温雅竟公然地称他为“小人”（《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大臣温峤也曾在背后唤他作“溪狗”（《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这样令人颓丧、窒息的社会制度、社会风气，当然很容易教人心灰意懒，自也可想而知，陶渊明要能得到朝中贵人的重视提携，致使仕途通畅，施展抱负，实在谈何容易。 三、十二年目睹之怪现状 在时官时隐的十二年来，陶渊明是见尽了人间之困苦，尝尽了乱世之窘迫。除了上述森严的门阀制度，给年轻时期志气高昂的他，在仕途制造过一定障碍之外，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动荡恶劣，朝廷官场内外的黑暗无道，也给他造成过绝对不容低估的打击。这些打击，到了最后，甚至直接导致了他要远离宦海，执意归田，走上那隐逸下半生的不归路。 据载，陶渊明的一生基本上有过三次入仕。这些都是在他四十一岁之前的经历了，且均发生在东晋时期。第一次是在太元十八年（393年），“公二十九岁。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但是出于“不堪吏职”的原因，“少日，自解归”。同年“州召主簿，不就”。他这个“州祭酒”从初任到离职，都俱在太元十八年，因此可以肯定他这个官，前后做了一年的时间都不足。关于他何以初次出仕，就“不日少解归”。有人根据“世路靡悠悠，杨朱所以止”，以及《答庞参军》序言的两句“杨公所叹，岂惟常悲”，认为陶渊明大可能是曾受到了杨朱典故的启发，才毅然作出了那样的决定。“世上歧路太多，人生如何选择，成为一大难题。陶潜当时也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南可北，可进可退。杨朱主张全性保真，陶潜终于也选择归隐田园里”，又说：“但他当时大概还没有下定决心，在歧路面前有点茫茫然”。⑤就这种说法，倒似是有一定的依据、一定道理。而且加上当时社会上的玄风极盛，士族文人都喜好清谈，普遍企羡隐逸。或者那种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也在他的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辞官之后，他开始“躬耕自资”，直到隆安四年（400年），事隔七年左右，他又再度出仕。这段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如他自己中年丧妻。孝武帝暴毙，晋安帝继位。安帝舅王恭讨伐王国宝，反对司马道子擅权，晋开始内乱。桓玄不受朝命。司马元显乱政。孙恩起义……世局乱得一团糟。次年遇上生母孟氏卒，以奔丧为由，旋即辞官回家去了。光阴匆匆飞驶，四年之后，即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终于第三次出仕了。这四年期间，司马元显诏讨桓玄，反被桓玄所杀。孙恩起义败死，卢循继之。桓玄篡位，改国号为楚……时至元兴三年的二月，刘裕等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挟持安帝出逃江陵，五月兵败身死。是年春秋间战事不休，音讯阻隔。陶渊明这时还一连作了《停云》、《时运》、《连雨独饮》几诗。就在桓玄死后一个月，他赶赴京口作镇军府参军。次年三月，晋安帝复位还于建康，八月，陶渊明当上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人最后的一个官衔。同年十一月，他又弃官归里，并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作为这官与隐、去与来之间的一个终结——同时也算一个伊始。 就陶渊明这次矢志的归隐不仕，有意见认为是他辞去彭泽令后，深知刘裕因为平定桓玄变乱，立下了大功，已逐步掌权（即所谓“王业渐隆”），心里不愿意与他合作使然。如沈约的《宋书·隐逸传》里即声称：“自曾祖（陶侃）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在他死后，颜延之作《陶征士诔》称呼他“有晋征士”，并“谥曰靖节征士”，大概就是持相同看法。不过到了后世，也出现了不同的见解。例如近人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就说到：“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再举了《感士不遇赋》作为例子，接着说“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同时代的陈寅恪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沈约在《宋书》里的叙述“最为可信”。 而我对此的看法，是比较倾向于梁氏，虽则他的见解也还颇有需要斟酌的地方。上面已有列举过在陶渊明四十一岁归隐之前，时官时隐的期间，社会上所发生过的一些覆雨翻云的迁变。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争斗，军阀对政权的野心，掀起了一场接一场血雨腥风的火并杀戮，弄得民不聊生。陶渊明的政治雄心，难免要受到压抑、磨蚀。虽然他一直也在关心国运，从未曾真正的忘怀，对国家日衰，黎民疾苦；对朝政败坏，用人不当；对社会动乱，权臣篡位等等，都有激起过义愤，并时常将之诉诸诗赋散文中去。但在当时“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险恶政治环境下，梦想无疑是破灭了，能见浊流而勇退，或属不得已，却也殊不容易。素来就洁身自爱的陶渊明，心底对那帮“一丘之貉”的所作所为，定必极感厌恶，自然不甘沦落为其中的一份子——也总算是做到了。至于到底是要“事晋”还是要“事宋”，倒未必是他真实关心、在意的。 有意思的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明确交待出自己接任彭泽令的真实原因：竟自是家无余粮，生活困难。这当官的主要目的，诚可谓之肤浅得可以——不过是为了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而已。足见他这时的心里头，实已老早种下了退隐的根。他说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栗，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但又因鉴于时局不靖，社会动乱，不敢远行，嗜酒的性子又偏改不过来，便由叔父引荐出任了彭泽令一职（家叔以余贫苦，逐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尽，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不难看出，陶氏出任这彭泽令一职的时候，就很有委身屈就、勉为其难的意味，显然已再不敢奢望在政坛上面能有何建树了。 是出仕还是归隐，从陶渊明初入官场开始，似乎就一直摇摆不定。这种矛盾的心态，其后还日益严重。而这次最后的自免去职，究其原因，按他本人的说法，便是由于自己率真的本性“作怪”——经已到达再不能用虚伪造作来掩饰的地步。他自觉出仕解决饥寒问题固然很现实，但这样违反自己的意愿，委曲求存，则徒使精神更加痛苦。此亦难怪，在那个阴暗的年头，充满着权力纷争的世道之中，就连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算计，都无不打着崇高道义作为幌子，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又将情何以堪。 事已至此，即使尚去抱着一颗赤子之心，顽固不息，勇往直前，重蹈官场为国为民谋取福祉而奋斗，他实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再能够做上些什么。力挽狂澜，他早已做不到，或者他一直都没有这个能力。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他已经是上了四十岁的人，入世再看不到前程，未来似乎也没有曙光。既然入世没有了出路，那就只能够背道而驰——选择出世，立心走上一条遁世归隐的道路，那才是他最后的归宿。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颜回说:“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异类也。”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⑥他终于是狠下心肠，放弃了年青时所坚持过的理想，宁愿返回到田园里每日躬耕，从此投入到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中去——企图通过这样来洗涤自己灵魂染上的尘埃污垢。因为那种悠闲、恬适的情景，与他自己日后笔下那个小国寡民、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世界是相当接近。幸好，这一个结局，与他一贯安贫乐道、固穷守志、淡泊率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秉性，也是相当的吻合。 四、 结束语 陶渊明的遁世隐居，由于自身因素，加上外界环境的制约，从入仕之初，一开始就经已注定下来。他只是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蜿蜒靠近。古代的中国是出产隐士的国度，几千年下来，每个朝代都有。针对这种隐士文化，有的称赞，有的加以责难。李审言丈《媿生丛录》一则云：“太白、韩公，恨于陶公不加齿叙，即少陵亦只云：‘陶潜一避俗翁也’”《有不为斋随笔》卷壬亦谓：“太白、少陵、昌黎皆不重渊明。” ⑦相反，苏轼对于陶渊明却是推崇备至，平时就很喜欢化用陶诗，对陶氏当然也就有着极为强烈的认同感，甚至还有过“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之说。《佚名氏跋》里更称陶氏为“江左伟人”，盛赞他“仕不得志也，则挂冠而归。此所以为渊明。设其诗文不工，犹当敬爱。”（据绍兴本《陶渊明文集》）姑且不论世人是给了陶渊明一个怎样的评价，“江左伟人”也好，“一避俗翁”也好，他于后世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李白和苏轼，便是受其影响中文人士子的佼佼者。他们三人性情、思想，又的确也有许多彼此相类的地方。虽则苏轼一生不曾隐居，一生尽职于政事；而李白除了做翰林，做幕僚，流放夜郎的日子，基本上都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是因为他们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他们命运比起陶渊明来，理论上要好上一点，并不至于学他那样，官没有做好，要跑去山野隐居。这是幸与不幸？ 最后大胆稍改了陶氏诗句作为结尾：“此中有争议，欲辩已茫然”。 【注释】 ①陶氏的生平年岁，歧说甚多，本文采用六十三岁说。 ②李锦全《陶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63－165页。 ③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④⑤李锦全《陶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97页、第73－74页。 ⑥见《论语·卫灵公》、《孔子家语·致思》、《孟子·卷十三尽心章句上》。 ⑦钱钟书《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中华书局1984版，第88页 。 【参考文献】 ⑴李锦全，陶潜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⑵张亚新，从陶渊明到苏轼，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 ⑶王质，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⑷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了。 论文答辩题目： 请简明扼要地谈谈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答：陶渊明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退隐或半退隐中度过。避世隐居，为要洁净心灵，远离烦嚣，本就与道家的思想代表——“老庄”哲学算得上了一脉相承。虽然老庄更多是主动地追求的“消极避世”，而陶渊明的避世，则有点不得已，且退隐了，也不无积极的一面。陶渊明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大可以将之“一分为二”。因为他不但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敢于否定现实的一面，又有老庄的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 譬如他晚年写的散文《桃花源记》，我们能在老子早年所形容过的“小国寡民”思想里找到影子。陶氏在文中如此写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些简单的描写，勾勒出了一片与世隔绝、战祸不生、人人安居乐业的“净土”来。但这毕竟只是个幻想，连作者都感觉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实在不合现实。所以在《桃》的结尾处，我们还能发现这么一句看似“自圆其说”般的话：“（武陵人）乃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无论是“不复得路”还是“遂无问津者”，都隐隐透露出了陶渊明写作此文的真正目的。作者并不奢求得到这一种“人间仙境”——陶渊明就是食尽了“人间烟火”而选择弃官隐退的不归路，当然不可能天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只是通过创造“桃花源”的理想境界 顺带来寄托一下自己的理想。明末陈子龙认为《诗三百》里的赞歌是：“虽颂皆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陶渊明的身上。对桃花源的美化，正是表明他对现实不满的反映。 另一方面，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过深了，甚至深到有点不能自拔，这就是他最终产生“宿命思想”的原因。听任命运的安排，讲究随遇而安，无疑成为了他生命后期的主旋律。在《自祭文》里尝将自己形容为“心有常闲”、“乐天委分”、“识运知命”、“从老得终，奚复所恋”。这种“顺命”心态，岂不也与道家的“复归于朴”（《老子》），“天道无为而自然”（《庄子》）暗合？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说陶渊明的思想“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又说这属于“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的“新自然说”。且这种“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我们在陶诗中可以轻易为陈氏的说法找到佐证。与自然的融合，或达到“无我之境”（王国维语），是陶诗历来受到称道的原因。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何等境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则是诗人阐述要想保持人的天性，途径只有回归自然之道。也正是这种思想，教他后来得以尽可能解除名缰利锁的束缚，抽身官场，投入自然的怀抱，愿意“结庐在人境”，在“而无车马喧”环境下安度余生。 道家的思想，与陶渊明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都或间接或直接影响着他的一生。“儒道互补”的价值观在他身上有很深的烙印，但从他最终也选择了避世隐居作为归宿，就可见道家的那一套，对他的影响更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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