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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正是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全面危机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势力控制了欧洲的大部分地方，而且势头正在漫延。研究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应对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而本雅明于此时提交他早已答应给社会研究所的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
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研究后一致否定了这篇论文。11月，阿多诺回信严厉批评本雅明“看不到全部社会进程的中介”，方法很“肤浅”。阿多诺代表社会研究所要求本雅明重写这篇论文。1那么，是什么观点引起阿多诺如此强烈的反应？为此，我重新整理了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看本雅明提出的解决危机方案。 一．“诗的王国从内部崩溃了。”2—— 崩溃后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 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时代，诗的王国从内部崩溃了。 18世纪之后，这正是作为审美概念的艺术（中国最早译之为“美术”fine-art）诞生之际。但是，正如黑格尔所判断的：一旦艺术不再是真理和精神的在场，艺术就只是墙上的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所以19世纪初，黑格尔说：伟大的艺术终结了。 本雅明其实只是在黑格尔后面再补了一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诗的王国崩溃了，“抒情诗人”成为一种可笑的装饰。 崩溃首先表现在“抒情诗人”所信赖的经验在这个社会中丧失了。飞速发展的社会使得传统的乡村的经验在现代社会显得不合时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经验丧失了，震惊与焦虑的现代经验代替了传统抒情诗人的经验。 其次，抒情诗人的地位也丧失了，诗人本身也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又是隐蔽的，商品化过程是伴随着商品的狂欢出现的，而波德莱尔没有简单地陶醉于此，他认识到这是一场灭顶之灾。 资本主义化一方面把文人从对贵族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断把诗人抛向市场的过程。艺术被迫变成商品。文人前所未有地信赖于市场，如同*女信赖于化妆。 “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像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一样他走进市场，似乎只是四下瞧瞧，实际上却在寻找一个买主。” 3 但本雅明说，真实的处境更糟：“一个名声不足以保证其利益的文学建筑师必须不论人家出什么价都卖。”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把他那一代开始的文人形容为“一个*女，一个*子”，“为钱而干的缪斯”(La Muse Venale)4。 本雅明悲哀地看到：大部分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认识自己在商品化过程中“被弃者”的地位，而且全都陷入一种幻觉，或以为自己还享有19世纪以前的地位，或干脆沉浸于一种初成商品的“陶醉”之中： 在这一方面，他与商品的处境有相同之处，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特殊处境，但这并不能减轻这种处境在他身上的效用。这种处境如同能够补偿他许多羞辱的麻醉剂，极乐地弥漫在他的全身。游手好闲者所屈就的这种陶醉，实际上就是顾客潮水般涌向商品的陶醉。5 而这种处境下的知识分子如何处之？可惜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迷失了自己，承受不了这种张力。通过不同的麻醉剂——商品作为麻醉剂被抛向大众，大众作为麻醉剂被抛向知识分子——大众、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意识到“被弃”的羞辱，反而“陶醉”于其中。可见，知识分子商品化的过程是极其隐蔽的，以至于他们自身不能无法认识这一过程。 也许正是通过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本雅明找到了清醒的精神力量，并试图传递这种精神力量。为了打破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虚假意识，他决定推迟正在做的工作，把“把完成该计划（《巴黎拱廊街研究》）的时间推迟到将来”。1930年以后本雅明基本上放弃巴黎拱廊街研究。他甚至准备和布莱希特合办一个杂志《危机与批判》，目的就是为了让“出身于资产阶级阵营的专家来揭示科学和艺术中的危机。这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必要性而必须接受的——知识生产和研究的必要性，生存的必要性。”6要唤醒大众，必须首先唤醒知识分子，这就是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先见之明”。 在《知识分子的政治化》中，本雅明分析了“雇员身份”。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工人等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雇员”。他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很糟，但是他们受资产阶级文化模式的欺骗，对自己的状况相当满意。这是一种“自我异化”的处境。而知识分子的处境比一般意义上的“雇员”更复杂，因为市场和统治者之间还常常形成一种“合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堕落成商品和政治的双重“奴隶”。有的人甚至与统治者勾结，因为，“一旦作家的政治野心被唤起，政府自然要告诉他们正确的道路。” 本雅明说：文人正在成为即将灭绝的物种。 为何如此？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进入现代社会后，其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困境，一种悖论，——虽然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但又为资产阶级社会所排斥和鄙弃；虽然同情无产阶级，但他们不可能无产阶级化； 即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也绝不会产生一个无产阶级。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从他（知识分子）的童年起就赋予他一种文化形式的生产工具，这就驱使他基于文化特权而与资产阶级阶级休戚与共。7 因此，他们不仅要自救，同时还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救世、救人。波德莱尔所代表的“自救”与救人的新诗人表现为多重身份：“波希米亚人”（Die Bohème）式的流浪者、没有财富的“游手好闲者”（Der Flaneur）、精神领域者的“拾垃圾者”（ragpicker）、“人群”与大众中决不放弃自我的“英雄”、同情革命的资产阶级集团中的一员（职业密谋家）…… 波德莱尔作为现代诗人，进行了抵抗。他不仅意识到被弃的处境，而且还试图通过决不放弃个体性反抗这一处境。他选择成为一个在19世纪的巴黎流浪的“波希米亚人”，保持着落拓不羁的天性，为追求自由而过着一种动荡不定的生活。在19世纪的巴黎，波德莱尔宣布放弃传统抒情诗人的身份，让自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现代“波希米亚人”——被社会抛弃的流浪诗人。这说明波德莱尔认清了诗人被弃者的地位。 波德莱尔，这个19世纪的抒情诗人在拥挤的大众中徘徊张望，“他那逍遥放浪的个性是他对把人分成各种专业的劳动分工的抗议，也是他对勤劳苦干的抗议”。即使处于无所事事，诗人仍然与人群中一般的看客有所不同。诗人（波德莱尔）刻意保持的着“人群中的孤独”，正是这一点把他与大众区别开来。本雅明特别区别了波德莱尔式的游手好闲者与一般的看客的区别。一般的看客只是“人群中的人”，而波德莱尔是有“充分个性”的人： 纯粹的游手好闲者身上总是保留着充分的个性，而看热闹的人身上则没有这种个性，他完全陶醉于外部世界，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置身于一个场景之下，看热闹的人成了一种非人的生物：他已不再是人，而是公众或人群中的一部分了。8 而波德莱尔作为一个个体，他的作品资源不仅表现了现代诗人主动沉入大众，但同时保持警惕，刻意选择“人群中的孤独”。这样，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抒情诗人所遭遇的不可避免的堕落命运中，波德莱尔选择了保留“充分的个性”来反抗社会，“放浪不羁，这便是我的一切”。由此，他成为新的文人类型的代表。 二．“善变”的力量 现代性一系列问题导致现代人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就有效的知识个体应对而言，本雅明极其看重波德莱尔式的选择：早期波德莱尔是一个唯美主义者；1851年，彼德莱尔又宣布自己拒绝成为唯美主义者；最具戏剧性的是，在若干年后，波德莱尔又放弃了这一立场，宣布重新成为一个唯美主义者。 由此可见，波德莱尔的态度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他是一个善变的人。但是，本雅明却十分赞赏波德莱尔这种不断变化的态度和立场，为何如此？ 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本雅明运用马克思对“波希米亚人”这一政治类型的分析，来试图理解和分析波德莱尔的多变的选择，他体察了波德莱尔每一次选择的深意所在。 本雅明认为，早期波德莱尔之所以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赞同艺术自律，是因为波德莱尔非常重视自己作为文人的自由，他提出“纯诗”的观点，“诗除了自身之外并无其它目的，它不可能有其它目的，除了纯粹为写诗的快乐而写的诗之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高贵、真正无愧于诗人名称的。”9这是典型的唯美主义的观点。与波德莱尔一样，青年本雅明也曾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1923－1924年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把诗歌及艺术视为神圣的本雅明： 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对接受者的考虑从来不是有效的。——艺术虽然设定人的物质和精神存在，但是，在作品中，艺术并不涉及人的反应。任何诗歌都不是有意为读者写的，任何画作都不是有意为观赏者画的，任何交响乐都不是有意为听众作的。10 随着诗的王国由于神学的分崩离析而崩溃，波德莱尔与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以艺术之纯“美”来对抗现代性的危机。在本雅明看来，唯美主义正是意识到非宗教时代的到来，意识到艺术面临与神学疏离的危机所作的一个主动反抗，唯美主义以艺术神学来抵抗世俗化。我以为，从这一角度认识唯美主义的独特意义，正是本雅明不同于他同时代其它哲学家的洞见所在。 1851年，波德莱尔成为一个反唯美主义者。波德莱尔说：“为艺术而艺术派是幼稚的乌托邦，他们拒绝道德，甚至还常常拒绝激情，这使得它灭亡的时刻到了。”“艺术与道德和功利都是不可分的”。为何如此？本雅明：波德莱尔正是洞见到艺术根基此时正在由礼仪（艺术神学）转向政治，随着艺术根基发生的相应变化，艺术家必须进行相应转型。波德莱尔发现了传统文人与大众的鸿沟，他试图打破这个距离，调和传统文人与大众的距离。 但是，几年后，波德莱尔重新回到了唯美主义。在本雅明看来，这是由于波德莱尔认识到社会正在剥夺“文人的自由”，而唯美主义与“文人的自由”密切相关，放弃唯美主义即意味着放弃文人的自由。这样，1851年的波德莱尔拒绝当唯美主义者，“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一种姿态”，其本质是“一次文学上的战略行动”，这意味着波德莱尔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个文人的自由。波德莱尔这个转变并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一次超越，这一举动也是革命性的。为何这一转变又是革命性的，本雅明的论述这时略显含糊，我认为这与他正当时因“当代因素”再一次提出反对唯美主义有关。 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波德莱尔的三次转变，可能要结合阿多诺、马尔库塞关于艺术的“形式的内在性”和“社会性的内在性”来理解。阿多诺提出一种关于形式的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的自律形式（唯美主义）本身具有社会性（革命性），亦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的形式内在性决定了艺术社会性的内在性。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回到了唯美主义。 在政治上，波德莱尔机智地表现了与第二帝国的国家理性相似的气质：“惊人地善变”以及“不固定的立场”，这种“善变”使他的理论基础看起来显得脆弱，表达显得生硬。然而也正因这些经常“明显的矛盾”立场，波德莱尔有着丰富的“理论能量”，这种理论和行动被本雅明称为“煽动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the provacateur）11。现代性以来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斗争风云变幻莫测。今天成功的应对，明天就可能是他失败的绊马索。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本人的不断变化的立场表现了更有力、更深刻的应对。所以，应该像波德莱尔一样，成为一个战略文学家。 三．“现代英雄”、“魔鬼”斗士波德莱尔 现代以来，对“英雄”的看法不断演变。先是启蒙主义把大众视为现代“英雄”。在论述大众时，启蒙主义常常有两套话语习惯，一是从消极角度，把“大众”看成群盲或丧失了个体性的人群。二是是从积极角度出发，把大众看成一种现代生产的新能量——公民。正是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巴黎大众攻克了巴士底狱，引发了摧毁了欧洲的王权专制革命。 如前文所述，波德莱尔所代表的文人首先放弃了传统抒情诗人的光环，作为一个游手好闲者溶入大众。本雅明特别对比了雨果与波德莱尔。他先肯定了雨果们眼中的英雄——“人民”——的意义。雨果把人群视为“现代史诗中的英雄”，知识分子为此必须放弃原先的个人主义。所以，“雨果把自己作为公民放在人群中”，在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中，正在成形的大众是民主、自由的力量，雨果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热切投入大众、与大众融合的倾向；对于雨果而言，人群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最新避难所”和“最后一剂毒药”，诗人要到这个避难所，去看悲惨的现实，抵抗金钱和权力向他频频“招手”的诱惑。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与雨果一样，投入到人群中： 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12 通过扮演游手好闲者、痞子、花花公子以及拾垃圾者等多种角色，诗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主题。这种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alienated man)的目光凝视这座城市，这是游手好闲者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大城市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了一抹抚慰的微光。游手好闲者依然站在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的边缘，这两者都还没有压倒他，但是也没有让他感到舒服自在。在人群中他寻找自己的避难所。对人群面貌描绘的贡献可以在恩格斯与坡的作品中发现。人群是一层帷幕，从这层帷幕的后面，熟悉的城市如同幽灵在向游手好闲者招手。13 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来看待世界，通过融入被异化的“人群”，他抵抗住了商品（城市）和权力（资产阶级）的诱惑，自我流放，尽力让自己坚守在商品和权力的“边缘”。诗人的“凝视”本身就是一种与商品、权力对抗的目光。当然，这种对抗并不“舒服”，诗人常常想投降，去应和“城市”的招手，回到他原先的阶层。但是，日益贫困的“人群”形成了天然帷幕，留住了诗人，他的失败、他的抵抗也在人群中得到了安慰，他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避难所——他为异化的人们描绘出他们的真实处境，在精神上“抚慰”被异化的人群。 但是，对于本雅明和波德莱尔来说，雨果式的对现代大众简单而乐观的“一厢情愿”式的拯救显然是肤浅的，甚至，为悲惨大众而斗争的想法本身就是“人群”带来的毒药，诗人中了这个理想的毒，自以为可以代表他们。而波德莱尔比雨果显然更深刻 。本雅明比较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各自与大众的关系，并以此说明波德莱尔的现代意义： 雨果把人群颂扬为现代史诗中的英雄，而波德莱尔则为他的英雄在大城市的大众中寻找一个避难所。雨果把自己作为公民放在人群中，而波德莱尔却把自己作为一个英雄从人群中分离出来。14 波德莱尔深刻地洞悉大众最可怕的一面，“人群是城市迷宫中最新和最不可捉摸的迷宫。”由于被异化，大众极易被集权控制，成为“群氓”和“暴民”。比如屠杀犹太人事件，对犹太人的意识形态攻击已经在大众那里成形了，只要稍加“密谋”，灭绝（行动）只是早晚的事。波德莱尔早就据此预见到对犹太人的清洗：“以灭绝犹太人为目的就可以组织一次很好的密谋。” 因此，人群充满暴力和危险，不可信任。波德莱尔对“人群”的新的观察既揭示了现代性以来人的普遍状态，又反映了波德莱尔本人作为“个体”的清醒的自我意识，诗人必须以成为个体英雄的方式脱离大众： 对于波德莱尔来说，正是这个在大城市大众的形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他屈就于这力量，被这力量拉到他们中间，甚至像一个游手好闲者一样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他就再也不能使自己摆脱掉那种根本上非人性的构成性质了。尽管他同他们分手了，但是他又已经成了他们的同伴。他如此深地卷入他们中间，却只是为了在轻蔑的一瞥里把他们湮没在忘却之中。15 波德莱尔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大众再也不是史诗传统中作为英雄的“人群”。因此，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把自己从人群中分离出来，在这个“分离”过程中，他本人成为一个与现代社会抗衡的真正“英雄”——浪荡子。由于大众容易丧失个性而顺从于集权控制，这个浪荡子形象与大众是对立的，他是以古代“斗剑士”的英雄精神挑战现代社会和艺术的危机。 本雅明还注意到波德莱尔的矛盾情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新关系。浪荡子既渴望当大众的代言人，但本身地位的脆弱性又使他特别容易妥协，丧失代言能力。在他看来，波德莱尔“这首诗不是把人群当成罪犯的避难所来看，而是作为诗人捕捉不到的爱来表现的。”16他与大众越陌生、越格格不入，他就越渴望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的位置。但是在现代社会，被弃的文人正在脱离公共领域，正在成为生产工具，经济的不稳定特别容易使他们妥协，回到资产阶级阵营中，与资产阶级“休戚与共”而丧失批判功能。 那么，从人群中脱离的现代抒情诗人——“英雄”——何以能够对抗现代性？答案竟然是成为一个“魔鬼”！成为一个魔鬼，并以寓言的方式反抗！本雅明说：因为诗歌的战斗中心变了，“在死神、回忆、懊丧或邪恶出现的地方就是诗的战略中心”。17波德莱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对撒旦信仰替代对上帝的信仰，以一种激烈的（反）神学形式来反抗当权者。本雅明在波德莱尔作品中找到了富于二重性的魔鬼形象，这个魔鬼就是现代抒情诗人，“波德莱尔对撒旦的二重性了如指掌。在他看来，撒旦不仅为上层同时也为下层说话。”魔鬼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万恶之源，另一方面却又是伟大的被压迫者，伟大的反抗者”。 在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的语境中，革命失败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失败，上层阶级日益玩世不恭，下层阶级以反抗性言论代替了革命行动。结果是出现了两个魔鬼：一个是拜伦传统中的玄学意义上的，堕落的人们信仰堕落的撒旦；另一个是与受压迫阶级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反抗天使。因此，波德莱尔永远也不会放弃撒旦，因为魔鬼是他与自己的非信仰斗争时的“真正的精神支柱”。18波德莱尔式的浪荡子通过成为这种二重意义上的魔鬼，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英雄。 这样，波德莱尔成为一个愤怒的现代诗人。他不得不走向市场，像一个*女一样寻找买主，但不同的是，他出售的商品是对这个社会的“诅咒”。而本雅明则是现代性的一个“悲”“愤”交集的反抗者，“悲”使他与卡夫卡一样，知道自己最终必败，“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而“愤”使他成为一个波德莱尔式的愤怒反抗者，“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波德莱尔的寓言有别于巴洛克寓言，他的寓言带有愤怒的痕迹。” “怒气是阻挡悲观主义的一道屏障。波德莱尔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不是悲观主义者是因为他对未来有一个禁忌。正是这点使他的英雄主义有别于尼采的英雄主义。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思考。” 为何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思考？本雅明说：因为它根本不可能有未来，它的丰碑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倒塌，本雅明这一坚定的信念与他对波德莱尔的认同不无关系。 本雅明认为：正是波德莱尔的“善变”，他能迅速以战略举动应对现代性危机，这也使得他区别于任何文人，“在某些方面看上去卓然立于周围的文学活动之上。”本雅明研究波德莱尔，是在现代性“紧急状态”中寻找个体的出路，其紧迫性如他自己所言，“我是在同战争赛跑”19通过对波德莱尔和巴黎的分析，本雅明似乎更具体地把握了时代危机和重建救赎的紧迫性，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当重读波德莱尔，重新理解波德莱尔，并象波德莱尔一样针对现代性问题采取战略行动。 显然，阿多诺不能同意波德莱尔式的反抗，不喜欢“善变”的阿多诺不能接受以放弃艺术自律为代价进行战斗。而在我看来，本雅明显然更认同波德莱尔式的战略，虽然他“奉命”修改了一部分观点，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上述对波德莱尔的核心观点。这次严重的思想冲突虽然表面上是关于如何看待波德莱尔的战略的，其背后隐含的却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对抗现代危机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检视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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