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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街闲逛者与都市浪荡子 本雅明笔下的现代人形象及其隐喻 杨向荣 蔡炜伦
一、闲逛者与浪荡子：现代人的文化样态 身处19世纪巴黎的波德莱尔热情洋溢地歌颂了现代性所带来的新奇体验，他以画家居伊为例，谱写了现代人白天与晚上的极端生活样态。对现代性人这一群体的关注，也贯穿于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与分析中。 在波德莱尔笔下，现代性在居伊身上实现了充满激情的连接。居伊白天是现代生活的现代性挖掘者，夜晚则是艺术现代性的总结者：白天，居伊漫步于城市，他是都市的观察者、漫游者和体验者；夜晚，居伊静坐书桌，用艺术家的语言充满激情地回忆和写下白天的观察和体验。波德莱尔所描述的现代人形象及其体验在德国人齐美尔笔下受到了同样的关注。齐美尔描写了“陌生人”与“都市忧郁栖居者”的现代人画像，他在参观柏林贸易展后忧郁地写道，迥然相异的工业产品十分亲近地聚集到一起，这种方式使感官都瘫痪了——在一种确切无疑的催眠状态中，只有一个信息得以进入人的意识：人只是到这里来取悦自身的。齐美尔发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被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分裂为两个极端：白天忙碌于高度紧张的工作中，晚上则沉迷于刺激的娱乐中。现代人白天被高强度的机械工作所累，晚上则沉迷于大都市持续、反复的感觉印象刺激中，在齐美尔看来， 现代人只能在夜幕下，用身体的感官愉悦和神经的麻醉来释放白天的紧张和压抑。 本雅明在观看世界博览会后也谈到了与齐美尔的描述相类似的现代人生存体验。本雅明认为，都市中的世界博览会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但同样也是现代人的现代性体验之所。“世界博览会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增添了光彩，它们创造了使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居后面这样一种局面，它们打开了一个幽幻的世界，人们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消遣。娱乐业通过他们提升到商品的水平而使他们更容易获得这种消遣。人在享受自身异化和他人异化时，也就听凭娱乐业的摆布。”对本雅明而言，丰富多样的商品展览给观赏者带来了新奇体验，但现代人在这种娱乐消遣中失去了自主意识，成为商品文化中的木偶般存在，现代日常生活“异化了人本来具有的主创性，将人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单纯反射性的行为”。 为了更好地绘写现代人的生存样态，本雅明赋予现代人形象“拾垃圾者”的称号。本雅明曾这样描述道：“凡是这个大城市抛弃的东西，凡是它丢失的东西，凡是它唾弃的东西，凡是它践踏的东西，他都加以编目和收集。他核对骄奢淫逸的流水账，整理废物的堆放处。他对所有的东西分门别类并做出明智的选择。就像一个吝啬鬼守护着一个宝库那样，他收集着各种垃圾。那些垃圾将会在工业女神大嘴的吞吐中成为有用的或令人满意的物品。”波德莱尔在 《恶之花》里曾提及，拾垃圾者和诗人都与垃圾有关联，两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的时候孤寂地践行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本雅明将现代人形象定位为现代性的垃圾拾取者，这是波德莱尔笔下现代人形象的再现。本雅明把诗人同城市中的“拾垃圾者”形象联系起来，认为“拾垃圾者”在现代性的废墟里找寻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除了赋予现代人形象“拾垃圾者”标签外，在本雅明宏大的拱廊街研究计划中，他又用 “闲逛者”这一称号来为现代人形象画像。本雅明认为，闲逛者漫步于人群中，他们并没有日常生活的实际意义，而仅仅是追求漫步时周遭的现代性刺激体验，即面对现代性事件中的新奇随时形成快速反应。本雅明延续了波德莱尔现代性研究的题旨，在他看来，闲逛者漫步于现代性大都市中，他们的目的也是在寻求和体验现代性的新奇。“新奇是一种独立于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品质。它是一种虚幻意象的根源——这种虚幻意象完全属于由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意象。它是那种以不断翻新的时尚为载体的虚假意识的精髓。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在另一面镜子里那样，这种新奇幻觉也反映在循环往复的幻觉中。”在本雅明那里，闲逛者在现代性都市中的闲逛被形容为一次“死亡”旅行，而旅行的目的是寻求新奇。本雅明认为，闲逛者是都市现代生活的观察者，对他们而言，观看的快乐远比观看的结果重要。在这个意义上，闲逛者就成为现代性都市中的侦探者，而这也是德国人克拉考尔现代人研究的核心主旨。 在本雅明笔下，“拾垃圾者”和“闲逛者”既是都市的边缘人，也是都市生活的旁观者。然而，本雅明也强调，“对大城市的揭露性呈现并不是出自这两种人，而是出自那些穿行于城市之中却心不在焉、或沉思默想、或忧心忡忡的人”。本雅明赋予这类人“浪荡子”或 “游手好闲者”称号，认为他们才是现代性都市中的“英雄”。哈灵顿曾论及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浪荡子形象。“他徘徊在城市的街头，寻找优雅之物。但是，他依然是世界的旁观者，通过视力、声音和感觉进入这个世界。同时，他又是一个永不安宁的忧郁者和孤独者，无法融入到人群之中。艺术家试图拯救被诅咒、被厌弃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在波德莱尔眼中，浪荡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的家中，身居人群，却不为人群所知。浪荡子“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本雅明并不认同波德莱尔对浪荡子的描述，他在《波德莱尔篇》中描述了现代性浪潮中离群索居、徘徊在商业拱廊街中的浪荡子形象：他们融于城市和人群而又游离在城市之外。浪荡子把悠闲作为自我的个性加以展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保留着自我的个性，拒绝与人群合谋。“他仅仅看上去十分懒散，但在这种懒散背后，是一个观察者的警觉。这个观察者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歹徒。因此，这个侦探能够监视很大一片区域，从而使他的自尊得以满足。他形成了一些与大城市的节奏相一致的反应方式。他能捕捉转瞬即逝的事物；这使得他把自己幻想成一个艺术家。” 伊格尔顿认为，颓废的小资产阶级遗风存在于本雅明的文本中，这使他笔下的浪荡子显露出寓言家的风范。“浪荡子沉着地漫步穿梭于城市，漫无目的地闲逛，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却又暗暗地高度警觉，在活生生的运动中展示了商品的自我矛盾形式的某些特性。他孤立的性情反映了商品的作为碎片的存在。”浪荡子在现代性都市中闲逛，他在集市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却并不询问任何东西的价格。浪荡子与大众既同谋又互相蔑视，他在商品的海洋中流连忘返，却从不问价和购买，因此他本身也成为集市中的一种商品。“浪荡子确实颇像寓言家，因为两者都任意地插手许多物体，从中挑选出某些东西加以神圣化。他们都知道那些东西本身也是短暂的。”笔者认为，伊格尔顿的评述显然将本雅明笔下的现代人——浪荡子形象——视为现代性的品性，而且浪荡子形象也展示了现代性的审美表征。虽然本雅明将浪荡子视为商品，两者都体现了现代性抽象的量化本质。但浪荡子毕竟无法与商品完全等同，虽然浪荡子身上有着商品的量化品性，但就本雅明而言，浪荡子在闲逛中“与人群的非个人性打了一场必败之仗，并拼命地在纷繁中保持沉着镇定，用灵韵的最后一点破碎的残余浸润大众，这样他就可以从中自我陶醉，获得补偿。正如他的生活方式代表了城市驯化绝望的最后一搏——将商品标牌变成墙上装饰物， 将报摊改为私人图书馆——他那踌躇的凝视竭力使城市审美化， 但这还只是前奏，此后还有对社会经验更极端的峻拒”。 浪荡子将自我从周围环境中剥离出来，他以游荡的方式和旁观的思维方式，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大众身上。浪荡子既使他自身的身份合法化，同时也能让他自身保持一种自由的姿态。他的这种生存方式能让他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同时也能让大众成为他观察和审视的对象。浪荡子虽身处于人群之中，但内心深处却是与人群格格不入的。人群之于浪荡子是陌生的，而浪荡子之于人群亦如此。浪荡子是无法融入人群的，他处处与人群保持距离，不屑于与大众交往，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漠视乃至嫌恶正是都市陌生人最生动的注脚。“浪荡子所扮演的是侦探的角色，他将自己表现得无所事事和心不在焉，他需要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在他慵懒行为的前后，实际上隐藏了观察者所保持的高度精力集中。作为观察者，浪荡子不会让潜在的未知罪犯逃出他的视线。”本雅明认为，应当把浪荡子与看热闹的人区分开来，浪荡子体现了充分的个性，而看热闹的人的个性则迷失于人群之中。看热闹的已不再是有独特个性的人，而成为非人，成为公众或人群的一部分。 墨菲认为，“浪荡子”(flanerie)的概念在法语中是散步的意思，但对本雅明来说，这个概念包括了康德意义上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内涵。漫步或游荡对于本雅明来说，不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散步，而是现代人的一种美学姿态。石计生则认为，浪荡子“既是成为剧院般都市街头的群众(crowd)一员、居无定所的波西米亚人(Bohéme)，也是旅行作家般的自由轧马路者(stroller)，或者像个业余的侦探(detective)，更应像个诗人(poet)”。在本雅明的眼中，波德莱尔是一个典型的浪荡子形象，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群众、波希米亚人、自由轧马路者、侦探和诗人等诸多形象的特征。在本雅明的视域中，浪荡子虽然披着商品的外衣，但他也在用凝视的目光寻找现代性的审美灵韵。“凝视总是光明与模糊的交替，就如透明的想像世界为象征世界的侵入玷污一样；它有着波德莱尔的城市人群的模棱两可性……事实上，这正是浪荡子的乖张欢娱——在想像世界快要被象征世界吞没的边缘试图拯救它，从濒临沦落为差异与无名的脸孔中汲取最后一丝灵韵。” 笔者认为，在本雅明的文本中，现代人形象有着多重的身份表征：他们总是让自己改头换面，如闲逛者、流氓、拾垃圾者、浪荡子、波希米亚人等形象。他们是现代性都市的边缘者，就如同被遗弃在人群中的人。他们与商品一样，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这种处境使他沉浸于幸福之中，就像毒品能够补偿他的许多屈辱。闲逛者所陷入的那种陶醉一如商品陶醉于周围潮水般涌动的顾客中。”现代人在都市中闲逛是因为内心的空虚，他有着不可消解的无聊和空虚感，他用假想的陌生人的“孤僻”来填补内心深处的空虚，借以排解在追逐个人利益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并最终实现自我在现代性都市中的审美救赎。 二、审美救赎：现代人的生存隐喻 本雅明选择拱廊街中的闲逛者这一角色，有其特定的隐喻指向。拱廊是与传统不一样的现代性都市空间，而闲逛者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看热闹的闲人，闲逛者与拱廊在视角上形成某种互补性，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阐释现代性的都市空间。格雷写道：“闲荡者沉迷于其所处环境的联想中，因此他可以感受到街道上所隐含的过去。闲荡者体现了一种反应方式，这种方式与以历史相对论为特性的记忆不同。”这么一来，闲逛者就不仅仅是人群中的独立的个体，在其身上附有某种意识形态隐喻。闲逛者在现代性都市中漫步，他们以游荡的方式去捕捉都市现代性的空间意象，他们在一个个现代性都市碎片的能指中挖掘隐藏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所指。闲逛者与人群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他们沉迷于现代性的景观和都市的新奇之物中，同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幻象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透过都市空间中各种各样的能指符号对城市日常生活进行审视和批判。 按本雅明的说法，闲逛者在城市中漫步，他们游走于人群中，不仅关注商品，而且自身也如同一件商品。闲逛者的漫步并没有具体的实际目的，或者说他们就如同波德莱尔笔下的画家居伊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找现代性都市中的刺激。这是现代性特质在现代人身上所衍生的特有心理机制，即在遭遇各种现代性的新奇事物的同时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心理和反应机制。王才勇认为，本雅明将视点落在休闲的逛街者身上，他们在人群中漫步是为了寻求刺激， “他们虽然置身人群，但又与挤在一起的人流保持了一段距离，他们不想在人流中完全失落自己，他们要去观察和体验自己是怎样被人流簇拥(惊颤)，同时又是怎样快速觅得自己空间的(对惊颤的消化)”。在面对人流簇拥的惊颤以及克服惊颤的体验过程中，闲逛者对现代性都市中的快速适应能力有着深刻体验。正是由于这种体验，大众在闲逛者那里才成为体验现代性的场所。 北川东子认为，在对现代人体验的反思中，可以将本雅明视为齐美尔的精神继承人，“如果没有齐美尔的这些遗产，就不可能理解本雅明所看到的现代的‘辩证法的’印象”。笔者认为，在本雅明的表述中，不论是现代人不融于都市生活，还是都市生活不接纳现代人，他们都是现代性都市中的一种特殊存在，他们充当着现代性都市空间中的观察者、拾垃圾者、审视者等多重身份。如闲逛者之类的现代人在都市中无所事事般四处游走，但他们时刻保持着对周遭环境的警惕。他们以局外人的身份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捕捉着都市中各种各样的生活碎片。他们脱离于日常生活，但又对大众有着独特的情感。他们观望着现代性都市中的一切，以一种四处漫步的游荡方式体验来自都市生存中的各种刺激和震惊。他们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并将大众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维度来展开观察。更主要的是，他们以一种美学的凝视目光让平凡无奇的街角浮现出积淀已久的灵韵之光。 就本雅明而言，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对现代人形象的描绘，来表征他对现代性都市的文化隐喻。在他看来，都市中的人群具有齐美尔意义上的现代性特性：彼此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设防、彼此的无法沟通，等等。这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代人“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与马克思的表述类似，本雅明在向霍克海姆谈论自己对现代都市中人群的看法时也写道：“在巴黎的变调曲中，人群以决定性的姿态闯入。(首先)人群就像是闲逛者面前的一层纱幕：它们是那些孤独个人的最新毒剂。第二，人群抹去个人的一切痕迹：它们是被驱逐者的最新避难所。最后，人群是城市迷宫中最新、最少研究的迷宫。前所未闻的幽灵形象通过它们镌刻在城市画面上。” 为了表征现代人作为闲逛者在现代性都市中的情状，本雅明以诗人们的街头行为为例进行了剖析。“诗人们在街头发现了这种社会渣滓，从这种社会渣滓那里汲取了英雄题材。这意味着，一种普遍的类型实际上覆盖了他们光彩照人的类型。”而且，本雅明认为，“拾垃圾者和诗人——二者都与垃圾有关，二者都是在市民们酣然沉睡时孤独地忙活自己的行当，甚至连姿势都是一样的。纳达尔曾经提到波德莱尔的‘时急时停的步态’。这是在城市里游荡、寻找韵律的诗人的步态；也是拾垃圾者的步态：他一路不时地停下来，捡起所碰到的垃圾”。但与波德莱尔不同，本雅明认为现代英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而只是英雄的扮演者。因此，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最终只是以悲剧落幕。 笔者认为，本雅明所描述的现代人情状其实也就是齐美尔笔下都市“忧郁栖居者”的再现，而他笔下的闲逛者和浪荡子形象的隐喻也与齐美尔的审美救赎观念相呼应。本雅明并非单纯地在描述现代都市人的行为，而是视其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的象征。在本雅明的视域中，现代人的行为是一种文化史的幻象，在这种幻象中，展现了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本雅明认为，现代人是带有英雄色彩的形象，与麻木的大众不同，他们通过与现实“空间”和“时间”保持距离，迈上了救赎之途。现代人是人群中的观察者和探索者，并扮演着市场守望者的角色。“这个投身人群的人被人群所陶醉，同时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幻觉：这个人自鸣得意的是，看着被人群裹挟着的过路人，他能准确地将其归类，看穿其灵魂的隐蔽之处——而这一切仅仅凭借其外表。”本雅明发现，如文人、诗人和职业密谋者等被冠以波希米亚身份的人，都可以在都市拾垃圾者的身上找到各自的特征。因为在拾垃圾者身上，“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模糊地反抗着社会，面对着飘忽不定的未来。在适当的时候，他能够与那些正在撼动这个社会根基的人产生共鸣”。 在现代性社会中，个体每天遇到这么多人，彼此只照面而不了解对方，又能安然无恙地相处在一起。这就要求个体面对不熟悉的人与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以获得安全的生存空间。本雅明写道：当都市的人群受到震惊的刺激时，只是做出机械的反应，他作为社会人存在的所有感情、意识似乎都已丧失，震惊的体验成为都市大众的条件反射。这种体验是前现代社会没有的，是社会进入现代化时期特有的心理体验。为了更鲜明地勾勒出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生存特性，本雅明用击剑作为隐喻：现代生活就像一场击剑，永远处于一种紧张之中，紧张既是为了防范他人出击，同时也是为了在意料不到的各种出击中获得生存。“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要让他们将自己的同类视为生性善良的伙伴，这种努力的成效不会维持很长时间。”可以说，现代性都市空间是资本主义文化浸染下的异化环境，是异化文化的梦幻景观。现代人游荡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而拱廊街则恰好为闲逛者提供了审视与批判的空间，当现代人被剥离出他所从属的空间，他就不得不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本雅明强调，现代人只有从都市空间中剥离出来，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文化幻景并对其展开批判，才能最终引导现代人走出文化的困境，走向审美救赎之路。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这种救赎并没有上升到对现实的否定和改变高度，而是消融在一种审美印象式的解读和阐释之中。但即使如此，也正如齐美尔和本雅明所期待的那样，在这样一种审美规划下，现代人也许可以选择摆脱异化文化的束缚，冲淡对日常平庸生活和现代工具理性的迷恋，实践现代性审美生存的另一种可能，并最终建构一种诗意栖居的审美化生存理念。 注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理论的关联研究”(项目号：10CZW007)免予鉴定成果。 2、杨向荣，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蔡炜伦，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西方美学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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