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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 资料图片
敦煌文书 资料图片 一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首先提出的。1989年，日本学者池田温在《敦煌学与日本人》一文中，指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1925年已使用敦煌学一词。池田先生并未直接否定中国学者的说法，只是委婉地指出，在1930年以前，“敦煌学已经部分地使用了”。2000年，王冀青发表《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一文，具体论证了石滨纯太郎使用敦煌学一词要早于陈寅恪。没有证据表明陈寅恪先生使用敦煌学一词是否受到了石滨纯太郎的影响，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陈先生振臂一呼，敦煌学才在我国学术界广泛流传开来，并激励几代中国学人投身敦煌学研究。所以，池田先生所说在1930年陈寅恪使用敦煌学之前，敦煌学一词只是“部分地使用”（在小范围内流传），也是事实。 如果从1925年算起，敦煌学一词已经流行了85年。80多年来，这个名词的内涵、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起初，敦煌学不过是指研究敦煌文献而形成的新的学问或新的学术潮流。以后其范围逐步扩大，学术积淀也日益深厚。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数学者逐渐把敦煌学看作一门学科，与此同时，有部分学者不同意把敦煌学当作一门学科，也有学者继续模糊地使用着敦煌学。 这样，我们可以把敦煌学分为两种不同属性的对象来进行讨论。一种是作为历史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一种是作为学科概念的敦煌学。 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每个使用者在遵守命名学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见仁见智、见人人殊。对敦煌学而言，命名的原则就是它的空间范围必须限定在历史时期的敦煌，包括历史时期敦煌管辖的地区。如果某个地区曾经一度归敦煌管辖，这个地区在敦煌管辖的时间内可以划入敦煌学的范围；反之，则不可。所以，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也是有前提的，即它的空间范围不能跨越敦煌及其管辖地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使用者才可以对敦煌学各说各话。比如吐鲁番地区，历史上曾经隶属敦煌，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当然可以划入敦煌学的范围。但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吐鲁番并不隶属敦煌，包括吐鲁番文书所归属的主要时代，因此把古代的吐鲁番和吐鲁番文书整体划入敦煌学的看法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敦煌学，与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的敦煌学有很大区别，其内涵应该有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不仅要证明它能够满足一门学科概念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还要对反对者提出的理由作出合理的回应。 能否成为一门学科似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无独立的研究对象；是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三是有无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具体表述可能有所不同，但敦煌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似为学界共识，至少未见有人提出异议。 关于敦煌学的理论和方法，已有学者做过论述。据笔者所见，林家平、宁强、罗华庆在《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一文中，最早提出“创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敦煌学理论体系”，并指出探索敦煌学“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性和共同的规律是建立敦煌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面”。当然，在今天看来，对敦煌学理论还可以有更科学的表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学方法或敦煌学方法也常被提及。如荣新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指出，敦煌学的研究已“逐渐概括出一些有系统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看，我们对敦煌学的理论和方法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敦煌学具有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这样一个论断，亦未见有人提出异议。 看来，争论的焦点在于敦煌学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1984年，周一良先生最早提出“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此后，反对敦煌学是一门学科的学者大多采用了周先生的说法。据笔者所见，直接回应周一良先生观点的仍是上文提到的《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一文。该文认为，“周一良先生等人的观点，比较多地强调了敦煌资料各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否定了这些资料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敦煌“文物文献资料，大都产生于古代敦煌，共同的时空范围，使它们之间必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遗书与遗书之间、遗书与遗画以及佛窟之间、佛窟与佛窟之间、佛窟与墓葬以及建筑之间、遗书与古城遗址之间、木简与古碑以及遗书之间紧密交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着古代敦煌特有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可窥见中国古代史、中西陆上交通史、中亚史的一些侧影”。以上论述重点强调了敦煌资料之间的联系，分析是深刻的，反驳也是有力的，但并未完全回应周先生的问题。周先生的问题是有理论预设的，即是以历史学、宗教学等依据内容分类的学科作为参照提出敦煌学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而敦煌学的面貌确实与历史学、宗教学等学科不同，不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正面回应周先生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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