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以老舍小说中的虎妞、大赤包、胖菊子，钱钟书小说中的苏文纨、孙柔嘉，穆时英小说中的蓉子，曹禺戏剧中的曾思懿为代表。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对现代女性之恶的言说，首先集中于女性对男性的控制、欺压上，其次才兼带涉及女性人物各自的阶级之恶与个性之恶。然而，这些“恶”女人谋夫的丑行往往不过是她们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敢大胆，她们欺夫的恶德中其实也透着女性做不稳女奴时垂死挣扎的辛酸。
《围城》中有两个围捕方鸿渐的女人，围捕成功的孙柔嘉、围捕不成功的是苏文纨。《围城》中，赵辛楣对方鸿渐这样议论孙柔嘉：“唉！这女孩儿刁滑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
像“张开了口”的“鲸鱼”一般可怕的孙小姐，其实并没有任何侵犯他人的恶意，只不过是对方鸿渐早就“有了心事”、有了爱情而已。女人一旦以自己的爱情去暗中期待男性的爱情共鸣，在赵辛楣乃至于作家的眼中，便成了要吞噬男人的可怕可恶之物了。孙柔嘉“费煞苦心”谋得方鸿渐的爱情追求，在赵辛楣的点评之下，罩上了一种阴险的气氛。赵辛楣的点评，一是承袭了把性爱当做一种性别对另一性别的征服、而不是两性相悦相知这一野蛮时代的文化观念，二是承袭了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封建性道德。它使得作品从根本上模糊了女性爱情追求与妓女暗算嫖客这两种不同行为的本质区别，遮蔽了女性的爱情是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一种真挚情意，背弃了女性在爱情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主体性地位的现代性爱伦理。
实际上，孙柔嘉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制造各种机会把自己的情感暗示给方鸿渐，至少在表面上，她还是要把追求异性的权利留给男人，而竭力保持女性被动、矜持。尽管如此，孙柔嘉终究仍然没有赢得“好女人”的声誉。这首先是由于文本内有赵辛楣为首的男性群体以火眼金睛严密审视着女性的任何僭越活动，一旦发觉，便迅速对其作出不公平的妖魔化处理；其次，文本外，还有杨绛那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使得孙柔嘉难脱庸俗小女人形象。但如果孙柔嘉果真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的女性，她何以独独会爱上方鸿渐这样一个不仅毫无心计、连基本的生存应付能力都欠缺、倒是充满了机智的幽默感、且心软善良的“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男人呢？何以自始至终都能坚持“我本来也不要你养活”的女性自主性呢？
虽然孙柔嘉在方鸿渐讲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这些人生哲理的时候，忍不住哈欠，体现出思维、兴趣的有限性，但文本在孙柔嘉与方家二奶奶、三奶奶这两位只会在“围城”内外搞家庭斗争的妯娌的对比中，在与认定“女人的责任是管家”的方老先生、方老太太的对比中，分明已经从叙事层面确立了孙柔嘉自主谋事、独立承担人生的现代女性品格，使她从根本上区别于在家庭小圈子内斤斤计较的依附型女性。其实，即便是夫妻口角，也不过是婚姻中日常人生的常态之一，并非是由于孙柔嘉独具小女人庸俗品格才带累了方鸿渐。这种琐屑凡庸，正是人必然要坠入的一种生存境地，而不是女人独有、男人原本可以超越的处境、品格。也正因为如此，《围城》关于人生“围城”困境的现代主义命题才显得深刻且更具有普泛性。
《围城》对孙柔嘉的态度说明男权叙事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叙事内外的点评把“有心事”的主动型女性妖魔化，使她们在男性视野中成为不可理喻的、带着危险性的异类，显得可怕可恨。这样，现代男性文本又再一次确认了女性以被动为荣、主动为耻的传统女奴道德原则，背弃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归为天使型、恶女型、自主型、落后型四大类。现代男作家以现代启蒙、革命思想为依托，对性别秩序进行重新言说，改变了传统男性叙事把女性分为贤妻良母、才女佳人、淫妇泼妇的分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分类中所蕴含的封建性道德与男性欲望相混合的价值评判尺度，否定了这一尺度中贬抑女性的封建男权立场。然而，现代男性作家往往只看到旧阵营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歧视，而对现代男性主体缺乏反思，因而在代替现代女性立言的时候依然不免从现代男性自我需求出发歪曲异性生命逻辑、压制女性生命需求，而不能从女性视阈出发设想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从而再次陷入男性中心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