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是政治标准第一的滥觞
雅俗闲谈之四：
“思无邪”是政治标准第一的滥觞
“思无邪”是孔子对于《诗经》的总体评价。孔子的时代，《诗经》还没有“经”的尊号，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见《论语·为政》）据后人解释，思无邪也就是归于正，即思想归于纯正的意思。实际上，自汉代以来，后代儒家发挥其先师孔子的思想，一直是用“正”来训“雅”的，最著名的就是汉代毛亨所著《毛诗序》，也有称为《诗·大序》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毛氏此训，显然没有索清事物的根源，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演录》就曾指出：“正之一训，乃后起之义。”但它却几乎偶合般地抓住了雅乐的实质。作为宫廷文化的代表，雅乐雅诗和时代政治一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政治的好坏，也一定可以通过音乐和诗歌的内容反映出来。所以，汉代儒生普遍相信，周天子专门设置采诗的官员，将采诗制度化，其目的就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见《汉书·艺文志》）。据说当时还有“献诗”的制度，所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上》），而献诗的目的，按照《毛诗序》的说法，主要是对当权者进行劝告和讽谏，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使当权者明白了解现实生活的真相以及老百姓真实的愿望和要求。
可见，无论采诗还是献诗，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王道”政治的辅助性手段，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一书中就称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因此，最初的雅诗雅乐，其政治功用首先不是教化，而是等级制度的一种外部标志。按照先王的制度，礼乐是不能随便使用的。由于行礼者身分的差异，其用乐的规格总是有所区别的。事实上，《周礼》对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在哪种场合应使用哪种乐舞都有很具体的规定。而恰恰是这种等级制度所建立的上下尊卑的秩序，有效地实现了周天子对其臣民的统治。所以说，广义的雅诗雅乐就是周王室的官方正统音乐，包括《风》、《雅》、《颂》在内，内容或许稍有不同，但其功用都是为了宴享祭祀等各项礼制活动服务，也就是为政治服务。中国文艺的侍从身分以及服务于政治的历史传统，恐怕就源于此。
孔子的时代，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礼崩乐坏，文化失守，原来对天子、诸侯、大夫和士用乐的种种等级限制，现在则被越来越多的人突破和僭越，诸侯乃至大夫或士也用起了天子之乐，周天子垄断礼乐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是民间音乐的泛滥，进而影响到宫廷生活，一些王公贵族为了追求享乐，也排斥雅乐，提倡俗乐。于是，诗乐被人们从庙堂搬入宫苑，从庄重肃穆走向轻松活泼，先前以娱神、娱祖为主的社会政治功能，也开始让位于娱人、娱己的文化娱乐功能，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景观。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世俗文化从一开始就在是否服务于社会政治这一点上与高雅文化划清了界限。
孔子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又是最早的私人教育家，他推崇先王礼乐，一体化地提倡礼教、乐教和诗教，其实是想从这些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开发出一种可以提供给“君子”的修身养性的终极标准。于是便有了孔子关于“思无邪”的说法。这显然是孔子的一大创举，至少在孔子以前，还没有人从内容上把诗的义理强调得如此重要。所以清代学者程廷祚才说：“以义理说诗者，实莫盛于孔子。”他还说：“《论语》所载圣人之以诗为教者，无非治心治身，事父事君之道，曰不学于此，则无以从政，无以能言，其犹面墙而立。”这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诗乐已经不是声歌、声律，不是宴享祭祀中的礼仪，更不是点缀人们的外交辞令的装饰品，他所看重的，只是《诗》的教化功能，他要求他的儿子和学生们读《诗》，必须在修身和致知这两方面下功夫，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是最早提出“教化”文学观和批评标准的思想家，与初始阶段雅文化娱神娱祖的直接政治功能不同，孔子赋予雅文化一种新的政治教化的功能，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一书中认为，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汉代以后，儒教盛行，这种教化功能更为官方所推崇。所以，自汉代起，关于教化的理论层出不穷，其中仍以《毛诗序》为代表，它认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里所提出的礼教、乐教和诗教的五大任务，基本上概括了儒家对雅文化功能的认识。当时的人们相信了儒家对雅文化的解释，认为古代圣贤所作的礼乐诗书，就是用来教化天下的，这就是《毛诗序》中所描述的情景：“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于是，自然引出了下面的两个结论：其一，雅文化的目的不在于人的感官享受，它不满足人的耳、眼、口、腹等感官的本能要求和快乐；其二，雅文化的雅主要应该表现为思想纯正，对诗文的创作，他们不仅是“政治标准第一”论者，甚至是“政治标准唯一”论者。
后世儒家则进一步将“雅正”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清朝人蔡世运说得非常明白：“名之曰雅正者，其辞雅，其理正也。”这就是说，雅正，不仅是儒家的审美理想，而且还是他们的人格理想，是他们在思想品质、伦理观念、行为言语方面的准则。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我们一方面相信了“文如其人”，另一方面又学会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所以，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才在《诗集传序》中大讲“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才敢说“心正则笔正”。他们都把作者的思想纯正视为作品健康的前提条件，在他们看来，心存杂念的人是一定写不出情深意切，真挚感人的作品的。这样说也许不错，但在实践中却很容易出现偏颇。宋代的诗评家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一书中谈到汉以来的诗人，就认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他激烈批评南北朝时的作家颜延之、鲍照、徐陵、庾信以及唐代的李商隐，宋代的黄庭坚等人，认为这些诗人“乃邪思之尤者”。很显然，这种偏见正是张戒坚持儒家传统观点，标举孔子诗论所造成的。所以，在他看来，黄庭坚的诗“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
隋朝的王通号称“隋末大儒”，以当代孔子自居，他的《中说》就完全模仿《论语》，其中记载了许多他以“雅正”为尺度对历代诗人的批评。比如谢灵运，他说：“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又如沈约，他的“声律说”曾对中国律诗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王通眼里，还是“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在这里，王通从文观人，由人论文，整体性地批判了六朝以来的文士，否定了六朝以来的文风。当时的著名诗人几乎被他“一网打尽”了，他说：“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所谓不利人，就是不利于国家的人，他们的诗文自然不能被认为是符合“雅正”标准的，这正是“因人废言”的逻辑使然。后来的王勃秉承其祖父王通的这种逻辑，甚至进一步猛烈攻击了从屈原、宋玉至沈约、谢朓、徐陵、庾信等一大批作家，他说：“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婺，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这样的“雅正”观，试图让文学艺术为国家的兴衰治乱负责，不是昏话，也有点自作多情。
所以，在后来的实践中，这种“雅正”观越来越受到具有民主自由倾向的作家的抵制，它的僵化最终导致了自身向对立的方面转化，反而变得庸俗、陈腐了。我们现在常说有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恐怕就部分地源于儒家正统思想，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儒家正统思想中消极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