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新范式——接受美学

文学批评的新范式——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1945年以后，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统治着文学批评和理论领域的是“新批评”在德国的变种“文本批评”（werkimmanentc Textkritik）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维尔利（M.Wehrli）、沃斯勒（K，Vossler），凯瑟尔（G.Kayser）和施泰格尔（E.Staiger）等，强调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将作品（“诗作”）视为一种“自在的、全封闭的存在”和客观的认识对象，声称作品是文学唯一的实体，其价值仅仅蕴含在自身之中，因此，任何理解、批评、评价和研究都只能以此为出发点，以它为唯一的对象。离开作品这一“本体”，一切都将失去依据和意义。在这一学派看来，每一部文学作品即“诗作”，是一种完整的语言构造，都包含了客观的认识与审美的前提和结构，其总体形态、价值和意义是它自身所固有的，超越时空并永远不变的，其社会和审美效果以及历史地位亦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由此出发，文本批评主张文学批评和研究必须“非意识形态化”，摒弃一切历史的、社会的、传记的背景材料，排除一切“主观的心理因素”，对作品的文本进行“无任何前提”的观照，才能获得“客观的科学性”，因为，所有这些背景材料和主观心理因素都将损害文本的绝对独立性，将“非美学的判断”带入文学批评，妨碍人们正确地、不带偏见地、公正而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作品。维尔利称：“假如我们承认，诗作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对象，那么，我们就不但应该，而且必须把作品的产生过程、它与作者的关系，它的来源、作用和影响、它在时代潮流中的意义和地位等等统统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①这一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凯瑟尔亦宣布：“文学批评是一种发现诗作的固有性质和价值的科学性工作，不容许批评者有丝毫的主观偏见，不论这种偏见源于何处，来自批评者个人或是社会。”②文本批评学派将文学作品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孤立出来，割断了作品与文学传统的纽带，既否定了它与它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的联系，也否定了社会存在对文学作品的制约。更为严重的是，它作为统治着高等学府的文学教学、支配着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严重地压制和阻碍了新的批评和研究方法的产生。到五十年代末，它已经僵化、凝固为一种经院式的理论教条和刻板而繁琐的研究程式。它不仅不能容忍对作品的不同解释，而且不容许在解释中出现的任何差异。正因为如此，在六十年代爆发的“反权威”浪潮中，它首当其冲地成为文学领域内叛逆者攻击的对象。六十年代初，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西欧各国的公众意识日益活跃，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关心大大加强，整个社会生活迅速“政治化”。六十年代中期，在法国、前联邦德国等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革新潮流，猛烈地冲击着陈旧的治学方法和沉闷的学术空气。在这种形势下，文学批评和理论领域也发生了剧烈的反叛。在前联帮德国，越来越多的文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对以文本批评学派所代表的学院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合理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他们认为，这种极端形式主义的理论和过时的方法论严重脱离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际，早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现实的需要，文学批评和理论

①M·维尔利《文学科学导论》，维尔茨堡1948年，第17页。②W·凯瑟尔《语言的艺术作品》，1952年伯尔尼和慕尼黑，第23页。

界应当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开展一次广泛的讨论，以明确文学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本质、功能和效用；在方法论上，必须克服客观主义的倾向，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封闭圈子里走出来，在文艺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考察文学的进程、存在方式、作用方式和结果。

以文本批评学派为主体的旧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自身的缺陷，终于抵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年轻一代文艺理论革新者的挑战，逐渐丧失其统治地位并日益衰落、解体。在随之出现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危机中，许多人开始探索新的道路，试图突破旧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构想。

接受美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创始人之一伊瑟尔1987年底在为《阅读行为》的中文版而写的序言中回忆道：

“接受美学产生的原因，无疑应当从六十年代德国高等学校所处的历史状况中去寻找，它既有科学史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六十年代标志着文学研究中幼稚阐释学的终结。传统的阐释方法遭到了愈来愈强烈的指责。这首先是因为，它不仅无视对文本的不同解释，而且不能容忍解释中出现的任何差异。尽管事实证明，文学需求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解释，而这又会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人们却往往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宣布为唯一可能的解释。一旦出现与已相左的理解，他们总是通过标榜自己阐释方法的“正确性”去否定对方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为某一特定的阐释方法辩护的理论便应运而生。以探究作者的本来意图和作品的意义，寻找建立在人物形像、寓意和各层次间和谐的基础上的作品审美价值为宗旨的本体美学，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这种简单的阐释方法之所以逐渐丧失其权威性，首先是因为，人们用它所主张的标准去衡量现代作品时，或者根本无法理解，或者会作出荒唐可笑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的论点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过去似乎不言而喻的文学解释方法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已。”①“总之，在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上，人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现代文学的挑战，另一方面应归于六十年代的学生骚乱。现代文学首先是作为古典的艺术理想，如和谐、明朗、宁静、完美的否定而出现的。这种否定性特征不断地冲击着制约我们社会行为的常规，甚至颠覆着我们的日常知觉习惯。现代艺术一再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问题在于，这种挑战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更新文学研究的观念和对象，不再一味地沉缅于对‘意义’的探究，而应当致力于对“反应’的分析。现代的文学经验愈是深入人们的意识，那种‘造就阐释者的场所’的合理性便愈是值得怀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场所仍在顽固地维护着早已过时的阐释传统。在德国高等学府的讲坛上，以一种说教的口吻被传授的、关于经典杰作的解释，有意无意地在听众中培养了对经典艺术作品的虔诚崇拜。然而，人们在艺术作品中所找到的意义愈是不一致，不同解释之间的争论愈是激烈，这种阐释方法的弱点便暴露得愈充分。从这种意义上说，六十年代的政治局势为人们探索一条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研究的途径提供了动力。在这一探索中，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经历了由作品的启示

①伊瑟尔《〈阅读行为〉中文版序言》。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8—19页。

向它的反应与接受转化的过程。”①

1966年，前联邦德国五位年轻的文艺理论家和罗曼语、斯拉夫语、英语文学教授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曼弗莱德·福尔曼（Manfred Fuhrman）、汉斯·曼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沃尔夫冈·普莱森丹茨（WolfgangPreisendanz）和尤里·施特里德（Jurij Strideter）自愿聚集于德国南部新建的康茨坦茨大学，决心对传统的文艺理论和方法作一番彻底的革新。后来，五位学者提出的理论便被称之为“接受美学”，并被冠以“康士坦茨学派”的名称。

“康士坦茨学派”的主要理论设计者是姚斯和伊瑟尔。前者于1967年发表了接受美学的第一篇论文《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此文提出了接受美学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被认为是该学派的纲领性文件，后者于1970年发表了《文本的召唤结构》，构建了接受美学的文本理论和读者反应理论。姚斯，1921年生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格平根，1952年在海得堡大学以论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间与回忆》获博士学位，1957年以《中世纪动物史诗研究》取得大学罗曼语文学的授课资格。1959至1966年先后在明斯特和吉森大学任教，1966年被聘为康士坦茨大学教授。1967年发表题为《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的就职演说，此演说于1970年更名为《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正式发表，引起激烈争论。在此后的十年里，这篇论文再版达十次之多，并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在各国流传，产生巨大反响。姚斯的主要著作还有《审美经验小辩》（1972）、《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1977）、《中世纪文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1977）、《1912年的界限——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986）等。

伊瑟尔1926年7月22日生于萨克森州的马利恩贝格，曾先后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起在符尔茨堡大学任教，1960年晋升教授，1963年在科隆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1966年转至康士坦茨大学，与姚斯一起为建立接受美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学木演讲《文本的召唤结构》确立了他在国际文艺理论界的地位。1970——1971兼任美国威士康星大学研究员，1973——1974任荷兰乌特勒支高级研究院研究员，1987年以来兼任美国厄湾加利福尼亚大学客座教授。他的代表作有《隐在的读者》（1972）、《阅读活动的现象学研究》（1977）、《阅读行为》（1978）等。

姚斯和伊瑟尔虽然被认为是接受美学的两大理论家，但二人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却有相当大的差别。可以说，他们体现了接受美学内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尽管二者存在着紧密联系。姚斯所关注的是“接受研究”，即对文学接受现象的历史演变的考察，而伊瑟尔则把作品的文本视为一种“召唤结构”、“启示结构”，这种结构诱发了读者反映的谮能，不仅调动他对文本进行个性的加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驾驭着这一过程。因此，应当说，接受和反应构成接受美学的两大核心研究课题。而研究方向的不同，又决定了各自使用的方法的不同。具体地说，接受研究强调的是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而反应研究突出的是现象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只有把两种研究结合起来，接受美学才能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

①伊瑟尔《〈阅读行为〉中文版序言》，第20——21页。

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

早在接受美学诞生之前，一些文艺批评家和理论流派已经注意到文学艺术的接受活动及其特点和重要性，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作者、作品和观赏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作过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可以视为这方面的最早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净化”（或“陶冶”）的概念，所涉及的便是艺术作品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道德与审美效果。同样，中世纪神学家阿奎因曾就信徒们对《圣经》和其他基督教经典的接受作过如下论述：“无论虔诚者接受什么，他们对真理和上帝的启示都是用自己的尺度来理解的。”此外，中世纪产生的修辞学在事实上始终把着眼点放在口头语或书面语言在交流过程中对听众或读者产生的影响上。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学范畴的解释便是接受研究的最初理论萌芽，在他的著作中，戏剧对观众的影响受到了实质性的重视。此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对审美活动中艺术作品与观赏者的关系作了相当多的阐述。

然而，在所有这些著作和论述中，接受者（观众、听众、读者）都是完全被动的陶冶、影响、教化的对象，没有丝毫的能动作用。他们被看作艺术作品的附庸，没有任何参与艺术作品的权利，因而是无足轻重的，不能成为文艺批评和研究的对象。只是到了本世纪，一些文艺理论流派才开始认识到接受活动和接受者在文艺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并试图对它们进行一些研究。然而，这种研究仅仅是零散、局部的，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述。而且，由于这些学派自身立场和观念的局限，它们并未从根本上突破本体论文艺观的框架，接受活动和接受者在它们那里仍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尽管如此，康士坦茨学派的理论家在创建接受美学的理论体系时，仍然吸收和借鉴了它们的一些概念、论点甚至思维方式，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使其符合自身的需要。具体说来，接受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有以下四方面。

俄国形式主义

本世纪初出现在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虽然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仅从“本体”——文学作品——来研究文学，但却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把重点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转移到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上来，并将“形式”的概念扩大到审美感知领域的文论流派。

形式主义学派的重要成员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早期著作中便提出了“艺术知觉”的问题。在向波捷布尼亚的著名格言“艺术是形像思维”的发难中，他几乎是直接求助于知觉的。在他看来，形像并不足以构成文学的全部，形像本身只是创造最佳表达的工具，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艺术批评中，只有从知觉的一般原则入手，艺术观察才能深入其本质。他指出，我们的日常知觉是与“实用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实用语言导致了知觉的习惯化，或“自动化”，“代数化”，从而使我们总是用习惯的方式感知事物，对事物视而不见。正是建筑在日常实用语言之上的知觉的习惯化使人失去了对事物的新鲜感受，造成了知觉的迟钝和丧失。而艺术则恰恰相反，它最重要的功能正是使我们的知觉非习惯化，非日常化，从而使对象获得新的活力，使我们失去了的接受新鲜刺激的能力得以恢复。因此，在艺术批评中，知觉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性质。我们可以将散文创造的对象当作诗来知觉，同样也可以把诗创造的对象作为散文来知觉，这是因为：“表现既定对象的诗之所以被赋予艺术性，是由于我们的感觉造成的。狭义地说，艺术对象是那些根据特殊设计创造出来的、旨在用最大可能的确定性将其作为艺术来感知的东西。”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有那些脱离了日常知觉的习惯性和自动性的事物才能被当作艺术知觉的对象，才值得冠以“艺术”的称呼，唯有知觉而不是创造，才可成为艺术的基本构成因素。艺术创造仅仅是“设计”，是我们赖以知觉艺术对象的手段。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写道：“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受??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奇特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长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知觉本身便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方式，而对象本身不重要。”①他确信，陌生、新奇的形式往往导致新的艺术风格、文体和流派的产生：“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是由把向来不入流的形式上升为正宗而实现的。”②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什克洛夫斯基进一步提出了“奇特化”（一译“陌生化”）的论点。所谓奇特化，就是使对象从日常知觉领域升华到非同寻常的高度，造成一种“知觉震撼”的效果，从而更新知觉者感知事物的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必须通过“奇特化”手段，即通过破坏人们习惯的交流方式，使每日司空见惯的事物变得离奇古怪，从而恢复事物的新鲜感。一部艺术作品成功与否，首先有赖于它所使用的技巧所引起的奇特化效果。奇特化有两种功能：一方面，它对统治着生活的语言规范和社会传统予以揭露，迫使读者用新的、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另一方面，它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艺术作品本身，而不过多地把精力分散到内容和情节上去。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作品作为语言的艺术作品，必须通过语言的奇特化来强化语言的刺激效果，凸现其审美功能。他把这称之为文学语言的“审美偏离”。在他看来，这种偏离体现在三方面：一、对于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实用语言的偏离；二、对于已经模式化、读者早已熟悉的文学语言的偏离；三、对于已经陈旧的文本结构、描写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偏离。俄国形式主义从审美知觉入手阐述了作品与读者、形式与接受活动的关系，从而为接受美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对伊瑟尔“文本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史观方面，形式主义理论对接受美学，尤其是姚斯的接受史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在形式主义者看来，艺术是运用在文学作品中的形式手段的总和，文学的“进化”应当理解为艺术形式和手段的变化与更新。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的进化是一条形式和技巧发展的长链，这种进化的标志是艺术技巧的“创新”，而创新又是艺术的形式结构内部“新”与“旧”斗争的结果，是这一结构的自我更新和变异，其动力在于文学自身。形式主义学派的另一成员尤里·蒂尼亚诺夫则进一步提出，形式的创新与更迭是文学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形式的更新带来了旧的文学风格和流派的死亡以及新的风格、流派的产生，导致了文学时代的更迭，文学史的运动与发展。据此，他反对用任何外

①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论文集》，慕尼黑1964年，第47页。①《俄国开式方义批评论文集》1964年慕尼黑，第43页。②《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论文集》，第48页。

部原因来解释文学的历史变迁，而主张文学史研究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形式与技巧的“新陈代谢”上。

现象学美学

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对接受美学的文学观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那么，波兰文论家罗曼·英加登的12现象学美学则构成接受美学的文本理论与读者反应理论的重要来源。具体地说，在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其审美功能的实现方式和接受过程的描述方面，伊瑟尔都继承了英加登的观点。

首先，英加登师承现象学哲学的创始人爱德蒙·胡塞尔的学说，反对传统美学与文艺理论中主客体相互分裂、相互对立的立场。在他看来，自古希腊始，在这方面一直存在着两个极端，或者过分强调“主体”，即文学创造者和观赏者的主观经验与能动作用，或者将客体，即外部世界和艺术作品对创作活动与观赏者的规定或制约作用绝对化。历来的美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无一例外地仅仅突出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因此两种立场一直尖锐地对立着。在英加登看来，这两个极端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实际上，文艺中的主客体并不是分裂和对立的，而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这种统一的基础便是所谓的“意向性”。意向性在现象学那里是指意识的客体指向性，即是说，人的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某个外在的客体，以某个对象为目的。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桥梁和媒介。在现象学看来，既不存在意识之外的对象，也没有脱离对象的纯粹意识，意识和意识对象是不可分割的。形像地说，外部世界在意识的意向性光芒照亮之前，是一片黑暗、一片混沌的，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秩序，只有在意识的意向性投射到外部世界，当它成为意识的对象时，它才有了意义和秩序。英加登认为，艺术活动是一种“纯粹的意向性行为”。文学作品作为观念性客体，既有客观实在物的物理基础（它必须以印刷纸张的形式存在），但又不是自满自足的客体，也就是说，它不象其他客体那样能够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而必须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投射才能产生、存在并展现自身独特的性质。因此，英加登把文学作品称作“纯意向性客体”，不仅创作活动是作家艺术家意识的意向性投射，作品是这种投射活动的结果，而且，作品也必须通过读者的意向性投射才能实现其存在，而这就是阅读活动。他写道：“文学作品是一种纯意向性构造，其存在的本源应归于作者创造性意识活动，其存在的物理基础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文本或其他可复制物理手段（如录音磁带），其呈现则依赖于读者的意向性投射。”①在创作活动结束后，作品虽然确立了它的本体论地位，有了固定的结构和审美特性，但这种结构和属性必须在接受活动中通过“具体化”才能显现出来。其次，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纲要式”的构造，它的各个层次（语音层次、意义单元层次、轮廓化图式层次和被表现的对象层次），尤其是轮廓化图式层和被表现的对象层，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需要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予以填补。只有通过不断地消除和填补这些不确定性和空白，读者才能获得对作品的形像、生动的体验，对其艺术质量有准确的

①英加登《论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图宾根1968年，第14页。

把握。英加登对不确定性作了如下定义：“凡是人们从作品的语句中无法判断某个对象（或对象的环境）究竟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的地方，都可称之为不确定性。”②他举例说，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对参议员布登勃洛克的描写并没有提到他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便是作者留下的不确定性。

英加登指出，不确定性和空白的存在，对于每一部文学作品来说都不是偶然的或作者的失误，而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永远不可能通过语言把对象及其情态的每一个特征和细节描写得细致入微。他写道：“我们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词句将作品所表现的每一个具体对象无限丰富的性质毫无遗漏地展现出来??即使是已被确定的地方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很明确，它们大多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确定。此外，从艺术质量的角度去考虑，只有对象的某些重要特征和状态才应当加以详细描写，而一些并非十分重要的方向宁可省略或仅仅稍加暗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避免那些细枝末节起干挠作用，并使那些最重要的特征更加突出。”①对于诗歌来说，不确定性的存在尤为关键，愈是好的诗歌，文本中正面提供的东西应当愈少。在此基础上，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只有经过接受者的意向性再构造，即他们的具体知觉和想象，其艺术质量和审美潜能才能达到直观的显现，这一过程便是作品的审美“具体化”过程。在具体化过程中，读者将主动地、下意识地填补作品文本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与空白，恢复文本中被省略的逻辑联系，把作品提供的形像描绘得更加充实、细致、具体。这时，他将面临各种填补的可能性，因而必须在它们之中不断地作出选择。通常说来，这种选择总是依照他们的知觉习惯、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进行的。不同的接受者由于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差异，将作品具体化的方式、过程和结果也各不相同，甚至有根本的差别。从这种意义上说，具体化实际上是接受者参与作品艺术创造的活动。

具体化带来的结果首先是，不同的接受者对作品的意义、价值的认识和体验的差别。英加登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可能以非常多的方式被接受，在作品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各种理解和具体化都是合理的。”①文学作品的生命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之所以是永恒的，因为它在历史进程中永远不会改变，它的基本结构和质量始终保持着同一性；它之所以是历史的，因为它所显现的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在不同时代的接受者心目中永远在流变。它与各历史时代读者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相结合，与他们不断变化的心理结构相适应，导致不同的理解和体验，但同时，又在这种不同的理解和体验中保持着它的固有性质。

现象学美学的以上论点在伊瑟尔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接受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他的主要著作《阅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隐在的读者》和《阅读行为》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来。

布拉格结构主义

②英加登《论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第19页。①英加登《论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第21——22页。①英加登《论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第63页。

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的重要成员杨·穆卡洛夫斯基和费力克斯·沃季奇卡从交流学的角度把审美接受过程看作“信息发出者、信息和信息接收者”三元关系的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现象作了描述。在他们看来，语言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符号系统”，除了实用的功能（如传达信息、表达思想和描写的功能），还有审美的功能。但是，这种具有审美功能的符号系统必须与接受者意识相结合才能成为审美对象。穆卡洛夫斯基认为：“审美符号系统是物质的艺术客体和审美对象的统一，而语言的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是物质的艺术客体在观察者意识中的存在物和对应物。”①沃季奇卡更加明确地指出：“一部作品只有被阅读，才能得到审美的现实化，唯有如此，它才会在读者意识中成为审美对象。”②

在他们看来，文学作品作为物质客体和作为审美对象是不同的，它们虽然表现为同一物，但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却需要接受者意识的介入，需要它从物质的客体“内化”为接受者意识中的观念实体。这一转换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审美潜能的实现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于文盲和文化素质低下者，文学作品仅仅是毫无实际用途的东西而已。

此外，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的文学价值观对接受美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价值观在康士坦茨学派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穆卡洛夫斯基认为，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学作品成为审美对象后，读者对它的接受必然与某种评价联系起来，而文学评价总是以“时代的审美规范”为尺度的。由于这种规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价值亦非固定不变，而会随着这种规范的改变而变化。他写道：“首先必须强调，艺术作品的价值决不是一个恒定的常数。随着时代、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变迁，人们用以感知作品的艺术传统也会发生变化。在改变了的传统中，出现在各社会集团成员意识中的审美对象所具有的价值当然是不同的。一部特定的作品即使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时代都获得了积极的评价，它每次也都是以不同的审美对象，换言之，以不同的作品出现的。”①沃季奇卡则强调，在传统文学史中，人们往往把作品看作某种被给予的客观价值的体现，而文学批评与读者唯一的任务便是去理解和发现这种价值，似乎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审美规范。但事实上，这样一种绝对静止、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文学的审美规范始终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发展着，因此，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所获得的评价也始终在变化。“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在审美规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何种内在的特性。倘若一部作品在审美规范变化后仍能获得肯定的评价，那么这便意味着，它比那些随着一种时代的审美规范被另一种新的规范所取代而丧失其审美效用的作品具有更强的生命力。”②为此，沃季奇卡把文学史研究的任务规定为：1.追复以往各时代的文学规范以及这一规范发展的总体趋势；2.追复各个时代的文学结构状况，即作为现实评价对象的作品的构成，描述该时代文学价值的等级体系；3.研究当

①穆卡洛夫斯基《美学》德文版，法兰克福1970年，第106页。②沃季奇卡《文学发展的结构》德文版，慕尼黑，1975年，第60页。①穆卡洛夫斯基《美学》，第108页。②沃季奇卡《文学发展的结构》，第70页。

代的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被读者具体化的典型方式。即被各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具体化的方式；4.研究一部作品在文学审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作用方式、作用范围和结果，考察它在各个时代所获得的评价的变化。他认为，上述任务是相互联系的，考察的目的在于弄清楚文学自身结构的发展脉胳、社会审美规范的嬗变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迦达默尔的阐释学美学

阐释学是目前广泛流行于西方各国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一种探究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它以对“意义”和理解行为的研究把当代人文科学的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美学、文学艺术批评理论统一起来，成为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元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文科学的主导思潮之一。现代阐释学的主要理论代表是汉斯·格奥尔格·迦达默尔。在1960年出版的巨著《真理与方法》中，他提出了一种以理解问题为核心的阐释学美学体系，对接受美学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迦达默尔阐释学的基本精神是在主客体的统一中考察理解行为及其本质。他认为，“意义”虽然是一个十分抽象而难以界定的概念，但却与人的存在和人类文化密不可分。每一种事物，大到宇宙、世界、小到一个文本，一句话，一个符号，无不具有某种意义。意义体现了人与世界、与社会、与他人、与自我的全部关系，是人的生存不可缺少的前提。它构成人与世界“遭遇”的方式，人际交往的纽带，文化传播的桥梁，自我理解的媒介。没有意义，人将无法生存。既然意义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必然结果，对人把握世界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对意义的理解也就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应当说，人类的一切活动，不论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探索，人文科学对社会、历史、文化和人自身的研究，都是寻找意义的活动，即理解活动。这便决定了理解的普遍性。迦达默尔认为，理解现象遍及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理解行为发生在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理解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原始特征，既不是主体对理解对象，即文本（迦达默尔不仅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文本，而且将宇宙、自然、社会、历史等等也视为“扩大了的文本”，而理解不过是对这些“文本”的解读）的纯客观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主观的行为，而是作为主体的人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对事物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他指出理解行为有以下特征：一、理解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由于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具有时间的有限性，人对自身和一切事物的理解也必然受时间的限制。这一性质决定了理解总是具有历史性和有限性。理解者总是要站在他自身、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他所处的环境的立场上看待一切，理解一切。这种历史的有限性是理解本身所固有的，永远无法消除。他写道：“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承认并正确地对待这种历史性。”①人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世，有特殊的环境，有先于他而存在的久远的历史，有先于他的语

①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德文版，1975年图宾根，第175页。

言。这一切构成人的理解的无法摆脱的制约，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恰恰体现在理解的被制约性之中。

迦达默尔认为，过去，人们由于接受了以主客体相分裂为基础的意识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区分，一直把理解的历史性作为阻碍人获得客观真理的前提而加以否定。他们不愿正视并承认理解的历史局限性，都把自己对世界和文本的理解宣布为唯一正确的客观真理。但事实上，历史性和有限性是一切理解的根本性质，我们不应回避和隐晦它，相反，应当从这一前提出发看待一切理解和解释，审视所有的学说、理论和观念。

二、理解的主观性。既然任何理解都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都是一种历史的现象，那么，理解行为必然会带有主观性，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唯一的，绝对正确的，相反，它一定会表现出理解者本身的缺陷。迦达默尔确信，所谓超历史的、绝对的、客观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存在，它只不过是某些人杜撰出来的一个神话。任何观念、学说、主义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应当历史地加以审视。事实证明，一种理解一旦试图超越自身的主观性而将自己绝对化，就会变成迷信和教条。

理解的主观性不仅从历时性角度来观察是无条件的，即不同历史时代的人对事物的理解存在着差异，而且用共时性观点看来也是绝对的，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个人，对一件事物、一种对象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迦达默尔指出：“理解永远是不同的理解，理解的过程永远不会最终完成。”①

三、理解的变化和运动。由于理解永远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始终是主观的，相对的，它就不会是绝对静止一成不变的。不仅理解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向未来开放着，永远不会完成和终结，而且理解的内容也永远不会达到终极真理。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解始终在发展，绝不会停留、凝固在某一水平上。前人的理解必然被后人所超越，这一过程也就是对传统进行批判、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一种理解一旦停滞不前，便会僵化、过时，即使它曾经是一种合理的理解，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被后人抛弃。历史上过时的理解被后人超越或推翻的例子比比皆是。正因为理解永远处在运动和自我更新之中，人的认识才会不断地进步，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四、理解的创造性。迦达默尔认为，理解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它本身便包含了创造的因素。理解必须被看作意义生成的过程，意义总是通过理解形成的，它决不是什么先验的、客观自在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事物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只是当它作为理解的对象时才获得了某种意义。因此，意义是理解活动所赋予对象的，理解在本质上是创造意义的活动。

迦达默尔反对“客观主义”的态度。在他看来，文本并不是一堆批评家和读者可以重新发现或复制的东西，理解和解释不是一个机械被动的还原过程。任何批评家都要从某种立场出发，用某种观点去理解和解释文本，而每个人对文本意义的发现都是不同的，都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因此无所谓文本的本来意义。此外，人们在理解和阐释文本时实际上已经介入了文本，用自己的观念、经验、情感改造着文本，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创造。

五、理解的语言性。在迦达默尔看来，在文本与理解者、传统与现在之间起桥梁和媒介作用的是语言，文本和解释者、过去和现在都只是正在进行着的语言过程中的要素。理解是一种经验，但它是语言的经验。一切文化传

统和历史，包括文学艺术，主要表现为语言。理解本身必须以语言的方式进行，因此，语言是理解问题的起源和归宿。

语言是理解必不可少的媒介，理解只有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才可能进行，因此，语言性是理解行为的本质。迦达默尔认为：“语言是我们与世界‘遭遇的方式’，被理解的存在即语言。”语言还规定了理解的对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个人类文化都存在于语言之中，因此理解和解释的对象即语言的对象。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是由语言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它与我们便有了一种“绝对的共时性”，也就是说，当前的理解意识可以自由地进入这种传统。传统与理解者便有了一种“时间上的平衡”，使过去的精神与现在的精神得到沟通。这意味着，任何时代的理解者都可以从他那个时代的立场出发去解释过去的文本。文本的这种“绝对共时性”或当代性提供了将过去的经验与当前的经验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使过去成为一种“超时代的陈述”而不致于被后来的理解者所误解。

迦达默尔认为，既然不存在绝对的、唯一的、体现客观真理的理解，任何理解都是相对的、历史的、主观的、有限的、那么，判断理解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便只能是“作用史”，即看一种理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一种合理的理解或较为正确的理解在历史上对于更新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必然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一种不合理的、错误的理解则会压制和束缚人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任何理解都必须在历史的延续中显示其有效性程度，因此，理解本身说到底是一种作用史的关系。关于理解与文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迦达默尔指出，每个人对文本的理解都有一定的“视野”，这意味着人从他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所能达到的理解的可能范围。尽管每个理解者的视野各有不同，但决不会有封闭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用以理解文本的视野也会不断地扩大和转移，永远不会固定下来。理解既不是理解者抛弃自己的视野而置身于异已文本的视野，也不是简单地将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纳入自己有限的视野之中，而是从自己现有的视野出发，与被理解文本的视野逐渐融合并形成一种全新的视野的过程。因此，理解是一种同化，是理解者通过理解活动扩展自己的意识内容的过程。一方面，理解者只有从自我出发才能理解文本，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超越自我的有限视野，才能从文本中接受一个扩大了的自我。这一过程就是迦达默尔所说的“视野融合”过程。

接受美学的文学观

以往的美学与文学批评阉割了文学的全过程，仅仅关注文学的创作活动及其结果——作品，而无视甚至贬斥文学的接受活动。这显然带来了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片面化。姚斯把这种倾向称之为“生产和表现美学”，并指出：“传统的文学理论在生产和表现美学的封闭的圈子里理解文学事实，因而使文学丧失了一种无疑属于其审美本质和社会功能的因素：文学的接受与作用的因素。在这种理论中，读者、听众、观众、统言之，欣赏者的因素，仅仅起到一种极其有限的作用。”①过去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都将作家和作品在文学进程中的作用绝对化，仅强调其中的一种因素，如社会——历史学派关注的只是社会现实对文学的规定与制约，实证主义学派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作家的生平与经历对作品的产生及其内容的决定作用的研究上，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学派则把文学作品视为形式和技巧的总和。康士坦茨学派的理论家对所有这些倾向，尤其是本体论美学的文学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文学的全过程应当由两个基环节，即创作活动和接受活动，以及三种要素——作家、作品和接受者——组成，它们虽然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彼此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作用的，不能把它们绝然分割开来，更不能突出前者（创作活动、作家和作品）而贬斥后者（接受活动和接受者）。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其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和物质生产活动不同，它不是指向作为客体的物的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而是处理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际交流活动”。自然科学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是没有生命的，完全被动的，而文学艺术的对象则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文艺的功能是激发人的思维、想象和认识，沟通人们的心灵。姚斯认为：“文艺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质，这种性质的根据是它的独特的对象性：不是死的物而是活生生的人。这决定了文艺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不能脱离其观察者而独立存在。”①文学艺术由于其独特的对象性，其作用方式和实现方式亦与物质生产中的对象性活动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作用不是单方面的，被作用的一方也不是完全受动的。文艺的过程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姚斯把它描绘成一种“对话”：“文艺的进程应当理解为一种对话过程，对话的双方——作者和接受者——是平等的伙伴，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①因此，文艺批评和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创作活动和作品，而应当将审美接受活动作为它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

二、文艺创作本身并不是目的，作家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是为了供人阅读、欣赏，文艺唯一的对象是读者和观赏者。文艺作品不经审美接受活动，只是一些没有生命力的物质材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谈不上什么价值和影响，只有在接受活动中，它才能产生精神作用和审美效果，成为“现实的存在”。一件艺术作品虽然是作家艺术家思想和情感的结晶，或用英加登

①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载莱纳·瓦尔宁编《接受美学》，1975年慕尼黑第125页。①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1982年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第173页。①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载《接受美学》，第187页。

的话来说，是“意向性投射”的结果，但它一旦被创作出来，只能以物质材料的形式存在，尚未转化为“观念的实体”。唯有审美接受活动才能将它从这种物性存在中解放出来，使其获得艺术生命力。姚斯指出：“艺术只有作为‘为他之物’才能成为‘自在之物’，因此，被阅读和欣赏是艺术作品的重要本质特征。”②“文艺作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③

三、文艺作品是作为物性存在的艺术客体与观念存在的审美对象的统一。艺术作品的存在具有双重性质，它既必须以物质客体的形式存在，但又与一般的物质客体不同，还是一种观念性实体。只有实现了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它的存在才是完整的，然而，一件艺术作品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其观念性存在，即成为审美对象。当它未进入接受者意识时，它只是蕴含了产生精神作用和审美效果的潜在可能。只有当包含这种潜能的艺术作品与观赏者意识发生关系，在它的思想和审美特性为接受者所感知、理解，经过接受者意识的加工并在他参与创造时才能成为审美对象。因此，“审美对象是物性艺术客体在主体审美意识中的存在物和对应物。而作为审美对象，文艺作品又仅仅是主体审美意识的关联物。”①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为音乐对它来说“不是对象”②，艺术作品只有被“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人”所接受，才能实现其完整的存在。当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潜能作用于接受者的意识时，作品才会产生现实的意义、价值和效果。

四、文艺作品在创作活动结束后并未完成，而只有通过接受活动才能最后完成。作品在被接受者“内化”和“心灵化”之前，尚未成为接受者审美意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仅仅是一种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点的“框架结构”，需要接受者的理解，体验，加工，补充和创造，溶进接受者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思想和情感，倾向和评价。只有这样，作品才能显现其作为艺术实体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者在调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填补作品中的不确定性和空白点，将作品中出现的情境、事件、人物形像在自己的头脑里呈现出来。这种形像描绘得更加细致、具体、生动、使其作为活生生的审美形像在自己头脑里呈现出来。这种形像应当说是艺术家创造与接受者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接授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运动过程，一个逐渐丰富的创造过程。

五、据此，接受美学提出了这样一种文艺价值观：艺术作品的意义，价值和效果并不是作品单方面给定的客观存在，不是接受者需要在审美过程中“发现”和“认识”的自在的对象，而是作品和接受意识相互作用、共同实现的产物。用伊瑟尔的话来说，它们“即不是作品的固有物，也不是接受者意识的固有物。”①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先于人、外在于意识的超验的意义，一切意义都是主体有意识的意向性投射的结果。同样，价值判断也是一种主体行为，前提是主体意识的介入。对于文艺作品来说，价值和意义决不能脱离

②姚斯《审美经验小辩》，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72年，第81页。③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载《接受美学》，第146页。①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第一卷，第175页。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①伊瑟尔《文本的召唤结构》，载莱纳·瓦尔宁编《接受美学》，第231页。

具体的接受活动而存在，它寓于审美接受活动之中，而且只能在这一活动中得到体现。离开历史的和现实的接受去谈论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把它们与接受活动完全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价值和意义便成了某种无法认识的神秘之物。“正如商品的价值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商品在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联系的反映一样，文艺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而是作品与审美接受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①认为意义和价值是作品自动给予的一种先验的客观存在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任何意义和价值都是“为我”而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和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六、接受美学主张，在观察文艺现象，研究文学艺术的历史，分析作品时，不能用孤立、静止、机械的眼光，而应当用变化、发展、运动的观点看问题。这便要求我们摒弃历史客观主义的偏见，实事求是地考察文艺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接受状况的变化。不仅各个时代的观察者对一部作品的理解、体验与评价会有很大差异，即使是同一时代的接受者，出于生活经验与审美趣味和素质的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解释与评价，即接受的程度与方式必然也各不相同。无视这一点，文艺的历史研究和批评必将导致荒谬的结论。一件文艺作品的整体形态、价值、意义和效果决不是静止的，超越时空并永远不变的，而会随着时间、地域和接受意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异。姚斯指出，把作品的意义、价值和效果看成是作品单方面作用的结果和一成不变的恒量，无疑是一种“拜物教”，对作品的“无上权威”的一种迷信式的崇拜。他确信，不仅作品的潜能投射于不同接受者的意识时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导致不同的理解与判断，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由于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差异与嬗变，人们用以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这将直接影响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使其不断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历史研究应当把重心由关注作家艺术家的“天才的创造力”和作品转移到接受活动和接受者身上来，因为，后者才是创造了文学艺术历史的主体。

七、接受美学强调文艺接受活动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认为这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意识不仅认识、理解对象，而且主动地构造着对象，使对象成为具有主观个性色彩的心理内容。姚斯称：“阅读和欣赏并非对作品原始存在状况的追复和重建”①，在这一活动中“并非作品单方面作用于接受者，作品与接受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感知与被感知的因果关系，接受本身便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创造性是人的意识所固有的能动性的体现。”②

从以上七个论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理论，对传统的文艺观念，特别是历史客观主义和本体论的文艺观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驳难。它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所代表的许多看法是过去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所未曾注意到或没有深入探讨过的，这些看法包含了大量合理的成分，而这又集中体现在它对待审美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立场上。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示。如何看待与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人们历来争论不休而未能取得一致的问题。这一争论已持续了两千多年之

①伊瑟尔《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结构成分之一的读者》，载《隐在的读者》，慕尼黑1979年，第38页。①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载《接受美学》第128页。②姚斯《审美经验小辩》，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72年，第101页。

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辩论。进入二十世纪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仍在继续，不同理论思潮之间的分歧依然十分深刻。

关于审美主体（接受者）和客体（文艺作品）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基本观点。一种强调客体的作用，将这种作用绝对化，认为文艺鉴赏活动不过是主体对客体所固有的意义和价值的重建和被动的认识；另一种则无限夸大主体的能动性，声称文艺作品仅仅是语言和形式的外壳，其意义和价值只不过是观赏者的主观体验而已。两种观点都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又都隐匿着失误的陷阱。无论是将主体或者客体的作用片面地夸大甚至绝对化，把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都可能走向极端，导致谬误。在这方面，机械反映论和心灵表现论已经向我们提供了例子。事实上，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客体都起着十分重要，然而又完全不同的作用。用人们习惯了的说法，二者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但是，仅仅笼统地谈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试图用辩证统一的简单提法把这个争论了二十多个世纪之久的问题一笔勾销，更是行不通的。只有分清文艺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在其相互关系中各占有什么地位，各起到什么作用，说明二者是如何“辩证地”统一起来，统一于何处，才助于问题的解决。艺术作品作为审美活动的客体，为接受意识提供了对象和材料，审美接受必须以作品为原型和基础，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任何接受者都不能脱离作品进行纯主观的想象和体验，否则，他所从事的就不是某一件艺术作品的审美接受，而成了与艺术作品无关的主观创造了。但是，作品作为对象，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毕竟只是提供了材料而已，仅仅构成接受活动诸因素、诸条件之一。它只不过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提供了作品产生意义、价值和效果的基础。未被接受的作品并未最后完成，尚未作为审美对象变成接受者意识中的存在，只有当它的意义和审美特性被接受主体所感知、理解并主观地加以现实化、具体化之后，它才能成为接受者意识中的内容，并得到最后完成，成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审美接受活动是主体对作为客体的艺术作品的支配、利用、改造，使其服务于主体的愿望、意图、需要和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先天条件和后天经验的差别，不同的主体所具备的现实的可能、所掌握的手段和方法，所遵循的意图和目的，所经历的过程以及所获得的结果必然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具体体现在接受者对不同形式和风格的作品的兴趣与需求，对作品的不同审美感知能力和理解水平，以及将作品审美现实化的不同方式之中。

在审美接受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这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范畴之中，应当说前者是能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前者是占主导地位的、支配的一方，后者则是被支配、被利用的一方。认为接受活动可以离开作品的制约作随意的理解当然是荒唐的，但贬斥主体在接受活动中的能动性及其在二者相互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同样是违反辩证法的。

审美接受的创造性是和艺术作品真正的客观性相统一的，它把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两方面不再相互外在和对立。从一方面看，这种创造性揭示出接受者的最丰富、最亲切的内心生活；从另一方面看，它所给予的却又只是对象的性质，因而创造性的特征显得只是对象

本身的特征。我们可以说创造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从接受者的主体性来的。一方面，艺术作品以其内容和形式的特点作用于主体，激发他的情感、经验和想象，使他得到心灵的陶冶和美的享受，而与此同时，主体又必然会根据各自的理解水平、审美能力以及兴趣和需要对艺术作品进行主观的加工和改造，使其染上不同的个性心理色彩。接受理论家曼弗雷德·瑙曼的一段话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接受意味着，观赏者作为主体占有了作品，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了它，通过释放作品蕴含的潜能，使这种潜能为自身服务，通过实现作品的可能性扩大了自身的可能性。但是，作品在被接受、被改造的同时，也在占有并改造接受者，使其陶醉于自己的魅力，屈服于自己的影响。从前者看来，观赏者是作用者而作品是被作用者，但从后者看来，作品又成了作用者而读者成了被作用者。接受活动是使这两种对立的规定性统一起来的过程。”①

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

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把文学的历史缩减为文学的创作史和美学表现史，即作者和作品的历史。产生这种偏向的原因在于，文学史家大多认定，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唯有作家的创作活动及其结果——作品——是可以追溯的历史事实和可见的、稳定的因素，文学创作和作品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发展序列，以其连续性和累进性赋予文学以独特的历史性。姚斯指出：“过去的文学史家都在生产和表现美学的封闭的圈子里理解文学事实，因而都使文学丧失了一种无疑属于其审美本质和社论功能的因素：文学的接受与作用的因素。在他们的历史研究中，读者、听众、观众，统言之，欣赏者的因素，从来不起任何作用。”①

传统的文学史观显然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文学作品只有被接受并产生影响才能流传下去，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并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定的意义、价值和地位。未被接受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不会进入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姚斯看来，“离开各时代接受者的参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稽之谈，因为，只有通过以往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的、体现某种连续性的发展序列，而在这样的连续性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的解释，被动的欣赏将转变为创造性的发挥，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作品、读者和新的文学产品之间的这种对话的同时又是过程性的关系，构成了文学的历史性的前提。”②因此，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断延续的接受活动所赋予的，而不是文学史家主观臆想出来的。”应当说，迄今为止的文学史著作所描述的事件和事实，所列举的作家和作品，所给予的评价和历史地位，都只是文学接受的历史过程遗留下来的“沉淀物”，是这种活动筛选的结果。姚斯确信：“文学真正的历史是作者、作品和接受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史，而决不是文学事件、事实和作品的编年史式的罗列。传统文学史中不断增长和延续的作家和作品的序列只是被积累、被分类的接受结果，它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伪历史。”①

文学的历史无疑是由各个时代的作家和接受者共同创造的。因为，面对作品而作出审美判断的批评家，面对过去的文学传统而进行创作的作者，将作品作为历史对象来研究并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文学史家，首先都必须是读者。文学作品仅仅是为读者创作的，其功用唯有在接受活动中才能实现，撇开接受活动的作用，一味地着眼于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在文学生产的封闭过程中考察文学的历史，把这一历史看作与接受活动无关的“社会历史的反映”或“自发的美学进程”，热衷于从人类精神、社会现实或题材、主题、形式、结构和艺术表现手段的发展与变化的序列中追寻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而排除甚至否定接受活动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显然是片面的，荒唐的。为此，接受美学主张，必须更新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与方法，克服传统文学史研究的片面性，“用文学的接受史去取代文学的创作史和美学表现史，

①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载瓦尔宁编《接受美学》，第125页。②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瓦尔宁编《接受美学》第126，127页。①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接受美学》，第128页。

用接受历史过程的描述去代替以往文学史中事实和作品的编年史式的排列”②，才能再现文学历史过程的真实，还其以本来面目。文学事件和作品与社会政治事件不同，它不会带来后人再也无法摆脱的必然后果，换言之，它的影响不是自动延续的，相反，却必须通过接受活动的媒介才能继续发挥作用。因此，文学历史进程的真实便是接受过程的真实，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学接受的历史。从这一认识出发，德国接受理论家哈拉尔德·魏因利希主张，应当写一部“接受文学史”，因为，“文学的历史是作者和作品与不同历史时代的观察者进行对话的过程，文学史写作的任务便是描述这种对话的历史。①这一看法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片面性。文学的历史固然与接受活动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完全忽视，但把文学史仅仅看作是接受史，进而贬低甚至无视社会存在、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作品的作用，便过分夸大了接受活动的能动性，将其绝对化了。此外，“写一部接受文学史”的要求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要写出一部这样的文学史，必须对自古以来的文学接受情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并掌握完整的第一手资料。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获得的资料必然是残缺不全的，何况年代越是久远，这样的资料恐怕也越少。正因为如此，接受美学理论家的设想至今未能实现，虽然有人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尝试，但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学接受史问世，只产生了一些个别作家和作品的接受史。

以往的文学史家不仅忽视接受活动及其主体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且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些问题，解释文学的历史现象，而且在判断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时也采取了一种历史客观主义的立场。他们普遍认定，作品的价值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取决于它自身的思想与审美内涵，思想性愈深刻，艺术上愈完美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也愈高。因此，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是作品所给予的客观存在，是固定的，永远不变的。接受美学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观点。姚斯指出，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影响和地位并不能由作品单方面决定，而必须由两种因素——作品自身的质量和接受意识——共同作用。前者作为潜在的因素，能否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并在历史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占有一定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后者。因此，接受意识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实现者，从这一意议上说，它决定了作品的价值的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姚斯认为，审美标准的嬗变将改变人们的接受习惯和兴趣，使过去的成功之作变得陈旧并失去生命力，使一度未被接受，未能产生影响的作品重新焕发出活力，成为现实文学生活中人们普通欣赏的对象。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高乃依、拉辛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戏剧。他们的作品严格遵循“三一律”（一出戏只能有一条情节线索，发生在一个地点并在一天之内完成），崇尚理性至上的原则并以道德说教和“劝善”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虽然这种戏剧风格在法国流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到了十八世纪初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人们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改变，古典主义戏剧遭到普遍的嘲笑和抨击，很快失去观众并迅速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