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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善、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此，在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注重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切实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落到实处。 充分认识公共服务的极端重要性 完善的公共服务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经济社会越发展，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当前和未来利益密切相关。对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社会产品的分配时指出，“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共产党宣言》也提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意味着，兼顾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是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建设中肩负的天然职责。在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经济社会建设时期，不断加强与改善公共服务是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把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持续过程，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并没有忽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及其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中央对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职能作了更为明确和深刻的阐述，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和相应改革部署逐步走向系统化。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首次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升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体制保障的高度。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细化了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提出，“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健全扶持机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求“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提出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作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并将基本公共服务高度凝练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强调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公共服务的加强与改善和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 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越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各项经济社会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全球经验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这一阶段后都陷入了长期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今后几年我国也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客观上亟需政府以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有效调节更趋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关系，为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从理论和实践经历看，完善高效的公共服务既是社会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又是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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