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青铜器之再认识

鄂尔多斯青铜器之再认识

杨泽蒙（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

 

 

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由于以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在学术界也被称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或“北方系青铜器”。

“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等为主，因以大量动物纹装饰器物而最具特征。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羊、牛、骆驼、刺猬、飞禽等，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手法，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工艺娴熟。“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它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以造型生动、特征鲜明、寓意深刻著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纯朴、豪放、生机盎然的北国原生态草原风，宛如诠释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历史优美画卷中的一部精美篇章， 一件件饱含生动、奔放、野性、彪悍个性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生动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一景一幕，透过“鄂尔多斯青铜器”这支独放异彩的奇葩，人们不仅对中国北方游牧文明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时对于古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有了全面的感悟。

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载体的中国北方早期畜牧民族，其主体是由生活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的古代先民，面对生态环境向冷、干方向的不断恶化，率先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适时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新兴经济形态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举，不仅对中国畜牧 — 游牧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拉开了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活动的帷幕，同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及与世界的文化交往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鄂尔多斯青铜器属于博大精深的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同时由于所表现出的与欧亚草原畜牧民族青铜文化的共性，而备受世界所瞩目。由于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独特，造型精美，不仅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价值，同时也有极高的观赏性，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因此也受到了各国古董商、古物收藏家的青睐，在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日本东京博物馆等等，均可以见到这种独具特色的古代东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鄂尔多斯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也因“鄂尔多斯青铜器”而首次享誉现代世界。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历史悠久、底蕴很深厚的鄂尔多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自商代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以狄 — 匈奴系统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物质遗存，同时也是广布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对中原及广袤的欧亚草原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个多源、多分枝的复杂的综合体，开展对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对于研究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早期文化的构成、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原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国早期北方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对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用途的认识，更多的倾向于他的实用性。诚然，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确实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我们也正是通过鄂尔多斯青铜器这种具有浓郁“原生态”生活气息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不仅对文献记载匮乏的早期北方民族的社会、文化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青铜文明有了更加全面地认识。但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器物，他们的实际功用，应该远远超出了日常普通生活用品的范畴，成为特殊场合下、特殊人物使用、佩饰的物品。对于这类物品，无论是他的种类、形制，还是所装饰的纹饰等等，我们都应该给与全面的再认识。

青铜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短剑的长度一般在25——30厘米左右，剑身的宽度在2.5——3厘米左右。剑身扁平，平面略呈柳叶形，横截面呈扁菱形，有的剑身中部有圆柱状脊，直刃，剑身与剑柄之间设“一”字形或两端呈斜翼状、舌状突起的剑格，绝大多数为直柄，少数为曲柄，柄首端极具装饰性。凡是见到过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人心目中都不免发出疑问，作为凶猛彪悍的早期北方民族所使用主要兵器之一的短剑，为什么会如此短小且缺乏锋芒？常规的解释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青铜冶铸技术上的差异造成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在昭示马背民族勇猛、善战，敢于近身肉搏的精神，同时也说明他们对阵时，制胜的法宝并不仅仅在于手中的兵刃，而很大程度上要归根于群体急马奔腾时形成的的冲击、震撼和威慑力。

仔细观察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可以发现，一部分短剑不仅制作精美、装饰华丽，而且剑刃锋利、剑柄厚重，便于握持，实用性极强，但也有相当部分短剑明显存在着装饰性远远大于实用性的缺陷。譬如这件双豹对卧纹柄青铜短剑，通长约33厘米，剑柄的造型是两只面面相对、身体修长的豹子，豹的口、足相对，尾巴上卷形成剑格，四爪前端又略呈鸟首造型。这柄短剑虽剑刃锋利，实用性毋庸置疑，但纤细的豹身剑柄，却明显难以承受实战格斗中兵器相触所产生的撞击力。在手中兵器的适用性直接关系到持有者生死存亡的冷兵器时代，这样的设计缺憾，制作者应该是不会意识不到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制作者竟无视血腥杀场的残酷现实，置持有者的性命于不顾，忽略这些青铜短剑的实用性，而过分追求华丽的外观呢？唯一较为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它的主要功用并不在于血刃较量，而具有其它的特殊用途。在青铜原料极为珍贵，人类为生存忙于拼命的时代，早期北方民族为什么会花费如此物力、精力，去制作一些华而不实的青铜短剑，这些短剑又将会被派上什么用场呢？就是我们必须探寻其奥秘的原因所在。

北方草原民族有歃血盟誓的习俗，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汉元帝时期，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受命出使匈奴，两位汉使看到匈奴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物资充足，担心匈奴会叛离汉廷，便提出愿与匈奴盟誓，世世代代永结同好，匈奴呼韩邪单于为了向汉廷表示诚意，遂与汉使一同登上诺水东山，宰杀一匹白马，将血酒盛于用被匈奴老上单于所杀的月氏王头盖骨做成的酒器中，双方对天盟誓，共饮血盟。文献在记载这一盟誓程序时有这样一句话，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这里的“径路”，颜师古早年作注时源引应劭的观点认为指的是匈奴人使用的宝刀。目前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径路”是匈奴语，与《逸周书•克殷解》记载中，周武王对商纣王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的“轻吕”一样，都是我们今天称谓的“剑”的对音或合音。因此，通过文献记载结合对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发现与研究，匈奴人在举行庄重的盟誓仪式时搅和血酒使用的“径路刀”，就应该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那些柄部装饰华丽的青铜短剑。因此，在这些场合中主祭人手中所持有的青铜短剑（径路刀），所具有的无疑更多的是法器的功用。

另外，文献中还记载，匈奴人还有将“径路”奉为崇拜和祭祀对象的习俗，曾立有“径路神祠”。如《正义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这里的“径路神祠”到底是什么含意？“径路”又是什么神呢？早期北方畜牧民族多以自然物为神灵依附物，联系到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有祭祀军神的习俗，因此推测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的各种动物，实际上早已被早期北方民族寄予了超自然的神威，而锋利的短剑，又蕴含着他们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希冀，因此，他们将“径路”视为军神、战神，籍此依仗祖先、神灵在天之光的庇佑。将青铜短剑竖立起来，恭敬地加以奉祀，就成为了他们与祖先、天、神沟通的手段。久而久之，由于将径路神当作战神的代名词，故有“径路神祠”的出现。那么这些青铜短剑（径路刀）,无疑所具有的又是“神祗”的功用。

由此可见，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件双豹对卧纹柄青铜短剑，既可能是一位早期北方民族首领或以主持仪式为生的神职人员（萨满）手中所持有的法器（径路刀），也可能是伫立在祭坛上的神器（径路神）。青铜短剑剑柄的双豹图案，或许显示着持剑者本人的威猛尊严，或许昭示短剑自身所蕴含的象猎豹那样凶猛、强悍的神奇威力，会芘佑人们在即将进行的狩猎或战事中，所向披靡，大获而归。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金属短兵器中，以刀、剑的历史最为久远。刀和剑的形状各有差异，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刀是单侧刃，而剑则是双侧刃。据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来看，青铜刀应以属于仰韶时代晚期甘肃马家窑文化和马厂文化发现者时代最早，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青铜短剑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则当属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者，时代约相当于商代前期，距今已有约三千五百年的历史，而与朱开沟遗址出土青铜短剑形制相同的骨质短剑，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使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海生不浪文化”（亦称“庙子沟文化”）时期。

中原地区由于青铜时代以及早期铁器时代的兵器主要是戈、戟等长兵器，因此，青铜刀虽然出现的很早，但其形制短小的特性决定了最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具来使用。直至西汉初期铁制环首刀出现，器身向长、重发展后，刀在短兵器中的地位才脱颖而出，至魏晋以后更是迅猛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门类（并由此衍生出带柄的长刀类兵器）。青铜短剑在中原地区虽然出现的时间要比青铜刀晚的多，但自西周，特别是东周以来却异军突起，不仅成为短兵器类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而且在制造技术、加工工艺等方面更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一点，无论是考古发现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还是文献中有关“莫邪、比干” 等的记载，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晚期以后，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铁刀的兴起，极大地消弱了剑在短兵器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或许是与铜刀相同的原因，由于早期的短剑器形短小，难以构成极具威力的格斗兵器，加之制作也较为繁缛，故在战争中始终未得到广泛应用，而主要是用于防身。（汉代刘熙所著的《释名·释兵》中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大概汉语中“剑”之得名，即由此而来），所以剑在考古发现中的实例，远远少于刀的数量，但佩剑却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的礼仪，被牢固的传承了下来。《正以》中讲：“春秋官吏各得带剑”。《晋书·舆服制》则说：“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说民》中也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帶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这里的事，意战事，即战争）。可见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在佩剑的长度、重量，以及制作、加工和装饰的选材用料，工艺精细程度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为什么原本仅是一件血刃护身的兵器，后来却发展成为鑲金嵌玉，精雕細琢，绮丽华美，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宝，身份、地位的象征，特别是如“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等诗云所言，还秉承有独特的正义使命，占据着其它兵器只能望其项背的神圣地位？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探索，使我们得到了深深的启迪。剑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但无论从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现有考古发现都不难看出，中原地区青铜短剑的兴起，应该是受到了相当程度早期北方民族的影响。而影响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剑文化”的形成，最初则与北方早期畜牧民族对“径路刀”、“径路神”的古老情结，具有直接的关联。正是这种对“法”与“神”的无尚的崇拜情结，才使得“剑”这种兴起于北方草原的神奇兵器，融汇了后人如此无尽的渴盼与希冀。

再如龙首、蛇首、铃首、羊首或鹿首匕，它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器皿。这里所讲的龙首、羊首、鹿首，其造型差别不十分明显，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习惯上，把头上有柱状角的称为“龙首”，而头上的角向后弯曲成环状的，则称为“鹿首”或“羊首”,“羊首”的盘角要小于“鹿首”。

这类器物匕身细长、或直或略弯曲，匕首柄端装饰圆雕的蛇首、龙首、羊首或鹿首造型以及镂孔的球形铃状物，刃端或呈圆弧状，或呈直刃微弧状，或呈斜弧刃状。有些匕身的一侧或两侧装饰有数个圆环，有些圆环内还连接有环形或坠形饰物。造型别致，制作精美。这类器皿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刃部不锋利，而且有的还很钝笨，不宜日常生活中的切割、穿刺，显然并非普通生活用品。结合其精美的造型、华丽的装饰等综合分析，也应该是一种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的，类似于匙、叉类功用的器具。

前面我们提到文献记载匈奴盟誓活动时：有“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犂挠酒”的话语。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饭匕也。挠，和也。”有理由认为，这段文献记载中匈奴单于调酒使用的饭匕——“金留犂”，就应该是前面介绍的柄部装饰豪华的青铜龙首、鹿首或蛇首匕。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圆雕青铜饰件，种类有伫立的羚羊、卧马、狻猊等，造型生动，制作精美，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动物脚下都设有或圆或方的管状銎，用于纳杆，常规上，人们把这类器物称为“杆头饰”。据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可知：崇拜大自然中的生物，将它们视为图腾，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这是许多原始民族共同的习俗。而将崇拜物形象装饰于杆顶或杖端，则是早期北方民族图腾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它是由图腾柱古俗衍生出的一种更适宜于游牧民族的习俗，代表当时社会集团中不同血液人群的崇拜物和标识物。另一方面，它又将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与地位、身份相结合，成为权利的象征。因此，这类包括伫立的羚羊、卧马、狻猊等在内的圆雕青铜饰件，一部分可能是装饰于车舆围栏顶端等处的“杆头饰”，但更多的应该是具备神权、宗族权或地位标示功能的权杖的杖首。

还有一类鹤头形青铜杖首，则应该是杖首中的一个特殊门类。它整体呈鹤首形，长喙，或直或钩或曲，圆眼，中空，鹤颈处形成圆筒状銎口，以纳柲，銎口壁上有钉孔。整体长度在15——30厘米不等。在我国古代有一种被称为“鸠杖”的器物，据文献记载：周人即有献鸠敬老的风俗。而《后汉书·礼仪志》则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 。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也”。也就是說，王杖是朝廷授予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一种权力性的凭证，因鸠鸟有特殊功能，吃任何食物皆不会被噎死，故送鸠杖引申预祝老人健康长寿。这种遗俗一直延续到明清，在给老人做寿送寿联时，有“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的佳话，即是很好的说明。那鸠杖杖首上装饰的鸠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郭璞在《山海经··中次八经》的注释中说：雄的鸠鸟称“运日”，雌的叫“阴谐”，形状如雕，长颈赤喙。但《尔雅翼》又载：“鸠，春来冬去，备四时之事。故少昊以为司事之官，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而中国最早的历书，成书于西汉的《夏小正》则说，鸠和鹰是随季节变化的，一月鹰化鸠，五月则鸠为鹰。各种说法莫衷一是。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湟源的大华中庄村发现了3500多年前卡约文化时期的墓地，出土了两件配有青铜首的杖。其中一件杖首为鸟首，銎为脖子，具有极长的喙和硕大的圆眼，和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鹤头形杖首极为相似。类似的发现，在全国还有多处，如果从“鸠者不噎之鸟”的角度考虑，鸠为鹤类水禽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此，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鹤头形杖首，就应该和汉代以来流行的“鸠杖”，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它的发展过程，同样来源于由图腾崇拜而衍生的部落首領及氏族长、家族长等手持的权杖，与“欲老人不噎也”的鸠鸟形象相结合，演化为老者手扶的拐杖，成为尊老重孝的标识物。

形制各异的青铜匙，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造型特殊的一种器皿，形制与今天使用的金属汤匙十分接近，椭圆形圜底匙头，圆柱状或细长扁平匙柄，柄部多装饰缠绕状的绹纹或锯齿形花边，柄端多有孔，便于随身佩带，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由于其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不仅发现的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十分精美，反映了它在当时人们日常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类器皿中部分形体较大，整体长度在10厘米左右的，应该具有食具的实用价值；但多数形态较小，整体长度仅在5厘米左右，有的形制还特别精美、柄部装饰繁缛，甚至柄部装饰图案左右成双配对。对于这类器皿用途的推测，或许通过今天成吉思汗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一种祭器，能带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成吉思汗祭祀“四时大典”之首的“春季查干苏勒克大典”（亦称“鲜奶祭”），每年农历的三月二十一日为主祭日，“查干苏勒克”为蒙语，汉语意为“洁白的畜群”，祭祀的内容是要用九十九匹白母马的乳汁，向九十九天祭洒，祈求上天和祖先保佑人畜兴旺、大地平安。祭祀活动使用的祭器蒙语称谓“楚楚格”，形如长柄勺，银或木质，整体长约七寸，窄长条形柄，方形扁平勺头，勺头上排列九个浅窝。祭祀仪式中，主祭人手执“楚楚格”由斟满鲜奶的“宝日温都尔”（汉语译为“圣奶桶”）中舀出鲜奶频频祭洒。蒙古族视“九”为大，所以“楚楚格”的前端（勺头部位）做成九个浅窝状，既寓意承载着数量最多的鲜奶，以表对神圣受祭者的最高礼待、最崇敬的心意，又反映了草原民族崇尚节约、务实的精神。传承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寝的成吉思汗祭祀，保留了十三世纪蒙古王朝的宫廷文化、帝王祭祀文化习俗，承袭着蒙古民族古老、原始、神秘的传统文化。成吉思汗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四时大典”（亦称“四时大祭”）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源于以萨满教习俗为基础的祭祀庆典活动，在元朝忽必烈时期钦定举行的日期、程序、内容等，作为一项制度世代相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成吉思汗祭奠的主要内容贯穿于“四时大典”之中，而且，北方草原民族传统的祭天、祭地、祭祖的仪式，也渗透于其中。通过“楚楚格”这种特殊的祭器，我们或许可以判定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那些形制特殊、器形阡小、装饰繁缛的勺形器，绝非日常普通的实用器和装饰品，而是巫师（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在类似于成吉思汗“查干苏勒克大典”中“鲜奶祭”等特殊场合下使用的专用器皿。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铜镜，有的形制与中原发现的同时代铜镜相差无几，惟镜背面或为素面，或为简单的旋纹、网带纹等，有的则形制、工艺等与中原农耕民族使用的铜镜差距较大，不仅镜体较小、较轻薄，周廓不出棱、形制不大规整，背面图案简单或多为素面，而且为了携带、握持的便利设立动物造型的钮或柄是其最大的特点，柄部的动物纹造型往往制作十分精美、繁缛。对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草原民族而言，平静的水面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好的镜子，他们自然无需在这个领域刻意追求，因此，北方草原民族的铜镜其装饰性更大于实用性的特性，便奠定了其不同于中原农耕民族所使用铜镜的特殊身份，结合已发现的北方草原民族萨满服上满缀铜镜的事例可以确认，这些柄部装饰动物纹图案的铜镜，也应该是当时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所使用的器皿。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还有很多带“铃”的器皿，如“铃首短剑”、“铃首刀”、“铃首匕”以及形形色色的“铃铛”等。在短剑和铜刀的柄首配饰铃铛，会使其在挥舞时“叮当”作响，显然与之作为兵器使用时应具备隐蔽性、突然性的要求不相匹配，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资料可知，其所具有的更多的是法器的功用。大量形制多样的铃铛，除较大型的应为车舆銮铃及动物项下佩挂之物外，多数应是人们的随身佩戴饰物，其中相当数量的铃铛，特别是那些器表装饰有特殊图案的铃铛，应是神职人员（如巫师等）的身上饰物，这点，不仅民族学的资料可以佐证，在近年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验证。在法事活动中，随着作法者节奏的变化，这些挥舞在手中和缝缀在服饰上的“铃铛”所发出的扑朔迷离的铃声，不仅吸人魂魄，增加了法事活动的神秘性，而且也在寓意着引导、沟通人类与上天、神灵交融的作用。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诸如此类性质的器皿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枚举。

综上所述，闻名遐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尽管是以日常实用器皿为主，但属于首领、神职人员（萨满）等使用的、具有特殊使命的器类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由于这类器皿身份的不同，包括附着在他们身上的装饰纹饰，自然也就不是常规上认为的现实生活场景、意念的简单再现，而是具有其不同的寓意和深邃的内涵了。我们应该对他们重新仔细审视，给予全面的再认识、再定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贴近事实的破译他们本身所携带的诸多信息，正确认识他们的文化内涵及其发生、发展历程，才有可能更加准确的解读这部还充满未知数的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神奇历史，以及中国早期北方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