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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生犹如一本读不尽的巨书，充满着无穷的诱惑和魅力，尝得人生百味，方知人生宝贵。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矛盾最能激发人内在心理的不安与痛苦。有限生涯与无限期求的矛盾，是压迫着人类所有人的无法回避的永恒性课题。 天地之间人为贵：人生有限，宇宙无限，怎样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其永恒的价值呢？在我国古代最早的哲学思想资料《周易》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自然界的四时运行，斗转星移，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人也应该效法它而不断进取，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以和为贵的宽容精神的统一，便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周易》用比兴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乾卦的“自强不息”是言修业精神；坤卦的“厚德载物”是言修德精神。乾德与坤德的合壁便是理想的君子人格，是自我完善与社会进步的统一。 在古代中国，较早提出并思考人生价值问题的有范宣子和叔孙豹，他们用“死而不朽”来回答这个问题，把人生的价值寄托于生命意义的永恒存在上，而非生存或毁灭的感性的现世生存中。“死而不朽”，表现在时间上，就是超越感性生命，超越现世，实现人生的永恒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不局限于个体自身，影响遍及他人和后人，树立起普遍的典范意义。 据《左传》记载，叔孙豹曾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里的“立”即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和有所创新；“不朽”即有长久的价值，永恒的意义。“太上有立德“就是最高的价值，是最好的品德；其次是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再次是能著书立说，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道德、功业与学说这三者都有不朽的价值，而道德最为重要。 叔孙豹的“三不朽”说，肯定人生的价值在于其有积极的贡献，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有价值，要依据他对社会是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定。“三不朽”说不仅明确划分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还以三者兼得为人生至善至美之境界。对于中国人来说，生不能立德、立功、立言，死无以传名后世，就等于白过了一生，就得抱憾终身，死不暝目。 “三不朽”说被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显示了人的坚强意志的力量；奋斗到“不知老之将至”的程度，显示了积极的入世精神。曾子认为：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孟子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屈原的“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不随流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这些都表明儒家学者对“不朽”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 中国古代还有“三事”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即端正品德；利用，即便利器用；厚生，即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 “三不朽”和“三事”说，都把“德”置于首位，强调正直是君子人格力量的一个常数，而不是变数，使重贡献成为儒家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儒家把知识分子的一生设计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人生的执著追求。把“建功立业、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看作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在“三不朽”说的导引下，儒家逐渐形成了具有明确利他规范的道德价值观：从“仁者爱人”的泛爱精神，发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人我同等境界，后来又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天下的情怀。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是其精神和智慧的长期积累和凝聚。先进文化是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荟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持久发展的精神动力。儒学之所以两千多年来具有持久和深邃的魅力，其重要一点就在于它深切关注并回应当下的现实人生，为解决现实人生问题提供了价值资源，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价值坐标。今天，儒学在回应和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过程中，其内涵变得丰富了，从而提高了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应变能力。梁漱溟曾经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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