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立德”和“立言”于曾国藩而言，以他的个人努力及发展情形来看，这些似乎都不在话下。唯有“立功”一项，只有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一、曾国藩其人。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立德
曾国藩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制内心私欲，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他小时候心胸并不宽容豁达，睚眦之仇必报；也非老练沉稳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气浮躁，常与人争强好胜……这些不足，日后都被他在修身养性的功课中以坚韧的毅力一一克服。他笃信理学清心寡欲，可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于是，他内心便十分羡慕妻妾成群的同僚。一次赴宴见到进士同年的美妾，不禁心猿意马，“目屡斜视”，回家后听见卧病在床的妻子呻吟不已，心绪更是烦躁不已。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开始反省，不由得严厉责骂自己“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他平素有抽水烟的习惯，烟瘾极大，后意识到吸烟的危害，便开始戒烟。可戒烟的痛苦令他万般难受，戒烟中期时有反复，最后咬牙下定决心，经历三次戒烟，才终获成功，后半辈子的30年间，再也不抽。“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曾国藩在成就一番伟业的壮志激励下，始终在理念与欲望相互斗争的困境中挣扎不已。他立有“三戒”，即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写有“三字箴”，即“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作有“五箴”，即立志、居敬、立静、谨言、有恒。“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他曾言道：“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他将自己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他给自己规定，每日必须做到12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哪怕戎马倥偬，他都坚持每天写日记，并且写得相当细致。记下白天的一切，也就是不断反省、不断改过、不断求知、不断前进的过程。他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诚心、诚敬、诚恳、诚笃、诚朴、诚实、诚挚，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不做苟且之事。没有谁去要求他、苛责他，可出于修身养性、自我锻铸的内在生命自觉，他为自己订立了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并且严格施行，将这些良好的人生习惯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立功
从某种角度与意义而言，是太平天国起义“成全”了曾国藩。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在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先后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应该算正厅局级吧)、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四十三岁，组建湘军。十一年之后，曾国藩五十四岁，湘军攻陷天京。五十五岁，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六十岁处理天津教案。六十一岁，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病死于两江督署。曾国藩为师为将为相的经历验证了两个事情，第一，通才是存在的，人事练达，世事洞明，依靠常识百事可做。无论是抓黄赌毒还是整饬经济外交军事教育，里面贯穿着一条永远闪光的金线。第二，做事是硬道理。如果想立事功，不要总在集团总部务虚，到前线去，到二级公司去，真正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付痞子混子傻子疯子，对一张完整明确的损益表负责。我唯一好奇的是，曾国藩有没有想过进一步做秦皇汉武，仿照赵匡胤，找件黄坎肩披披。曾国藩破天京之后，有再走一步的条件：天下能打的兵百分之八十是他直接或间接带出来的。有说法：“春秋大义别华夷”，“志在攮夷愿未酬”。有人教唆：野史讲，李秀成被俘后，很快和曾国藩进行了对话，其中涉及联合湘军和李秀成能控制的太平天国力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写了几万字的心得。最后的结果是，曾国藩在俘获李秀成之后十六天，没有请示总部，杀了李秀成，上报总部的数万字供词，真伪难辨。曾国藩培养出来的李鸿章是极少数有见识又有胆量能指出他缺点的人之一，“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
立言
曾国藩初到京城，他最初的理想是以文章闻名于朝野，一扫文坛的颓风，做个愤怒的文学青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他的目标很高：“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但是，如果心平气和地剥离开曾国藩事功道德造就的光环，他的文字文采平平。一个原因是天分有限，老天不可能把所有好事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且几乎所有的好事都是双刃剑，一个人语缓行迟老成持重，很容易成就事功，但是很难心骛八极笔惊天地。另
外一个原因就是俗务缠身，一直没能当上职业作家：“古文一事，平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管之时不克殚极思，作成总不适意。安得屏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作文一首，以掳胸中奇趣。”曾国藩没有时间专业写专栏，但还是能挤时间读书：“早岁有志著述，自驰驱戎马，此念久废，然亦不敢遂置诗书于不问。每日稍闲，则取班、马、韩、欧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廿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长期纪律严格的阅读造成曾国藩对文字的见识强于他的写作能力，他编的文字比他自己写的文字强，他的评论比他的创作强，他的应用文(书信、日记和奏议)比他的其他文字强。曾国藩堪称应用文的大师，有话才说，意尽则止，辞足则止，决不多添一笔。机场的书店最是势利，没市场的书决不稍留书架上。身死百年的曾国藩长了一张青瓜脸，不是美男，没有绯闻，还能长期占领各地机场书店的书架。无论文字如何，这本身就证明他已经立言而不朽了。
二、曾国藩走过的是一条自我完善之路。这条路说来老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个要点是正心诚意，“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决心一辈子同自己心中的贼做斗争，即使心中的贼像鸡冠一样竖起来，也决不安抚。“功可强立，名可强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第二个要点是好习惯。在生活学习上，曾国藩给自己定了一系列的规矩，而且一执行就是一辈子。比如，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比如，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比如，读史：“丙申年讲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而且，还强制家人共同营造气氛：“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日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第三个要点是好心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禁不住不梦见收获。长期的“抑然”和对名利的向往，会让人疯狂。曾国藩倚靠心理暗示活下来，反复念叨：“花未全开月未圆”，“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恬静书味”，“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曾国藩还有物质帮助：“阅陶诗全部，取其太闲适者记出，将钞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到了真的功成名就了，可以张牙舞爪了，这种心理暗示已经根深蒂固。灭了太平天国，曾国藩马上自销湘军，自树对手淮军。两年后，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一切职务，注销爵位，提前退休。一辈子做到上述三点，正心诚意，以好心境遵循好习惯就能成曾国藩。做到以上三点，即使再加上生而神灵，也只是做到了人和。其他的，还有地利，如果曾国藩的江东是上海而不是倔强狠霸的湖南，我不信能有三千汉子会放弃小笼包子，挥舞梭镖长矛，和曾国藩开赴那一条近乎死路的战天京之旅。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曾氏自撰墓铭也说：“不信书，信运气”。
三、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关系。一是“立德立功立言”与立法。中国古语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把立德放在了做人的第一位。做人要有道德，这其实是一个常识，无需做更多地阐述或张扬，但中国人目前缺的正是常识。其实我们完全不可太看重新的真理的发现，仅就一些传统的常识的实践，恐怕就够中国人努力几个世纪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常识积累也实在太多了。为什么要把立德放在做人之首位呢？这是缘于中国的传统体制。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是一个人治过于悠久的国家。人治的社会，主要注重榜样的力量。故有“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等等常识。但立德的事情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封建社会把治国建立在个人的修养上，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这种社会圭臬仿佛很脆弱。人治社会提倡了几千年的“立德”，即做人的基本风范，社会却又常常出现“无道”的时代，出现成群的贪官，出现大面积的腐败。其实结论很简单，那就是过分看重了个人的“自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社会提倡什么，什么就难以做到。把立德放在立功立言之前，就证明立德是最重要的事，是做人的根本。然而正是这样，许多人的德就是立不起来。历代农民起义其实就是对人治社会的反叛，也是对人治社会的最好的惩罚。农民起义无情地粉碎了封建统治者企图以德使社会长治久安的梦想。这是一幕循环往复了几千年的悲剧，也是一个人人明白的常识，但常识是常识，为什么几千年的圣人们都解决不了这样的常识呢，其根源也正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人治”上，寄托在了榜样的力量上。其实这种“希望的梦”是很短暂的，也是违背人性的。马上皇帝因其打江山的历程艰苦，故常常容易为社稷而牺牲自己的一些奢望，也因其目睹了前朝皇帝的腐败，故能在自己执掌天下大权之后，予以高度警惕。但以后呢？以后的帝王没有了这些警惕的经历，故立德树榜样的意识逐渐淡薄，或者说人的欲望过于强烈。因此，依靠皇帝忠臣之类的人树立榜样就开始显得荒唐。因为皇帝忠臣之类也是凡身肉胎，也有人的所有欲望。只要有人的欲望，就会有膨胀的可能。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一批腐败的榜样。中枢神经出问题了，其他器官的瘫痪就是一定的了。尽管中国社会的主流依然是倡导立德，尽管少数知识分子以自己终身的实践树立了“立德”的榜样，但仍然无法挽救整个社会的颓败。
封建社会就是一种缺乏靠制度监督统治者的社会。立德立功立言从字面上看自然是可以的，但缺了立法就使这样的常识变得荒谬。一个国家仅靠道德治国肯定不行，当然仅靠法制也是不行，成本太大。必须二者结合起来。我因此也赞成“两手都要硬”的提法。但这里的“两手硬”不是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而是指“德治”与“法治”。而且我所说的“德治”，还包括宗教信仰对社会的影响。一个成熟的国家，就是把大多数人承认的行为准则尽可能地制定成法律，然后依法治国就可以了。人是一个有限度自律的动物，所以，欲望到一定的地步，仅靠自律就危险了，这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法律虽然是道德的底线，但却可以切切实实地维护道德的升华。这是封建社会的弱项，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强项。
二是教育与"立德，立功，立言"。古往今来，无数圣哲先贤、仁人志士之成功，无不志存高远，刻苦勤勉，反省自身，躬身践行“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人活得有意义，主观上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之愿望，客观上也是一种物质财富抑或是精神财富。它始终是左右我们行为的一种思想规范。“立德”就是如何做人的问题，“立功”就是如何做事的问题，“立言”就是如何做学问的问题。我国唐代学者曾精辟阐述了其丰富的内涵：“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随着时代之变迁，其内涵愈加变得丰富。当今，“立德”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民族利益与人类进步，行利国利民之善事，做社会认可之典范；“立功”就是为民族振兴与社会发展建功立业，竭力为众人谋求幸福，拯救众人陷溺心灵，使众人离恶获福、离苦得乐；“立言”就是做文章，著书立说。人之苦与乐、贤与不肖、圣人与魔鬼的差距，完全取决心灵状态，而直接改变、影响心灵状态之力量就是语言和文字。当然，追逐理想之实践不会一帆风顺，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痛苦。历代圣哲先贤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之理想境界中，亦历经颇为坎坷的人生。如何应对挫折？古人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教育乃为国家之基础，济世富民之关键，造福社会之根本。它是一种良心的志业，更是积善积德的事业。作为从事人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产业，教育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教育，唤醒了人之心灵，让人得以摆脱软弱状态而自立，得以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而承担起责任，得以开启潜能而获致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所以说，教育就是我们躬身践行“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良好契机。立德于教育，笃学善行，弘扬正气，构筑文明社会环境，促进人类进步。立功于教育，引领学子走向科研与思想最前沿，领略世界高新技术之风光；挖掘学生无限潜能，爆发无限的创造力，驾驭科技发展之潮流，开创美好未来。立言于教育，探索真知，阐释正义，传承文明薪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为万世开太平。
四、其现实意义。
建秉承传统文化精髓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与人文精神。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我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培育我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我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我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秉承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培育我国现代企业精神,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和团体主义精神。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精神、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发挥出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才能把发展现代企业同振兴中华民族联系起来。
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
一是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做出贡献的。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作为社会组成部分之一的企业，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如贪污腐败、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以及一些企业管理者“一年大展宏图，二年唯利是图，三年一塌糊涂”等。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二是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不会出现所谓的“一人做事二人看，还有一人在捣蛋”的现象；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有必要引入“刚柔相济”、“严爱相融”的管理理念。首先，建立刚性的管理制度。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人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来约束，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是难以办好的。其次，营造宽松融洽的环境。一个企业只有刚性、理性的制度，缺乏人性化、人情味的东西也是不行的，应当融入“爱”的管理理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爱，就是对企业员工关心爱护，为员工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员工发展空间的创造，以及财富的合理分配等。企业通过爱与和谐的氛围将员工凝聚起来，使员工产生认同感，就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生机与活力。
三是培养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责任感的树立和奉献价值观的形成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没有奉献观的人是难以尽其社会责任的，反之亦然。在企业中之所以要提倡加强奉献观教育，是因为从本质上而言，人类的发展进步总是或多或少地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在改革过程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根本一致前提下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有时还比较激烈，而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又必然要求个人利益作出牺牲。同时，我们所提倡的奉献观应建立在重视人、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培养人、激励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看，个人完善和社会完善是互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奉献价值观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因此，一方面应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尊重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尊重主体的需求意识，从而调动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应摆正集体功利与个人功利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大河无水小河干”与“小河有水大河满”的关系。只有在个人与群体利益相互满足的互动中，企业职工才能迸发持久的创造热情，才能意识到企业的兴衰与个人的前途息息相关，才能将个人命运与企业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曾国藩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毅力格外坚韧。队伍从衡阳刚拉出来不久，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幕僚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如实供述，称湘勇“屡战屡败”。曾国藩审阅时，当即挥笔改为“屡败屡战”。四字仍在，但位置一经调整，那种不服输、不气馁的刚毅气魄顿时跃然纸上。
曾国藩谦和内敛，以退为进，韬晦有术，从不张扬，没有半点文人的狂傲之气。在清政府的猜忌、地方大吏的排挤中求生存，在多重势力的夹缝中求发展，为人行事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小慎微，“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不忘适可而止。
曾国藩常以林则徐为榜样，提倡节俭，要做一名清官。他穿的是又短又小的马甲；睡的是布被草席；不食烟酒，每顿饭通常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因他每食仅菜一品，时人谐称为“一品宰相”；随身之物只有两口小木箱，没有一件珍玩贵物；哪怕位居两江总督之时，家眷仍维持乡居生活状况，每天晚上，全家长幼女眷全在油灯下纺纱绩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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