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人，盛唐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李白因其诗超拔出尘，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而被称为“诗仙”；杜甫诗沉郁顿挫，以现实主义手法感时伤怀，忧国忧民，有圣贤之风，后人尊其为“诗圣”；王维在中国诗歌史上赢得了“诗佛”称号，显而易见，其诗歌创作跟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苑咸在《酬王维》中称王维是“当代诗匠，又精禅理。”胡应麟《诗薮》中也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王维把禅学理念融合在自然美的感性形式之中，在他笔下出现的常是清净淡远的山水田园，空寂幽静的禅宗意境。
佛教在东汉末年自印度传入中土。为了能在中土扎根并生长繁衍下去，佛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等传统文化杂交融合，在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由于中国是诗歌的国度，禅宗从一开始就染上了神秘的诗意色彩，和诗学结下不解之缘，并对中国诗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古典诗歌简淡含蓄的基本艺术风范，深化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写意的民族特征，并开拓了中国山水诗的意境，造就了众多禅意山水诗人。王维便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
王维的信仰佛教，跟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王维生长在一个佛教气氛很浓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其母的熏陶下，王维年轻时即信奉佛教，但儒家的仁政学说和积极用世精神仍在其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历经一系列政治上的失意与挫折后，佛禅理念在他的信仰中终于占据了支配地位，以至笃志奉佛，在禅诵中寻找寄托，在大自然中获得解脱。王维以禅诵和游乐山水来摆脱恶浊的政治，排遣内心的郁闷，保持心灵的澄静，又以澄净的心灵去体悟自然，在对自然的吟咏中，表达对禅理的深切体会。
一、禅理入诗，不着痕迹
王维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在这些以山水田园风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里，寓含着禅理、禅趣、禅悦。与一般的枯燥晦涩的佛偈不同的是，诗人把禅学理念融合在自然美的感性形式之中，从生动具体的形象画面里自然流露出自己的思想倾向，创造了一个诗情画意与禅理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不用禅语，而含有禅理禅趣，可说是王维山水田园诗中“入禅”之作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不用禅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首首精美的山水田园诗，读者可从诗人所描绘的山水田园自然美景中，去获得审美的愉悦；另一方面，又因其寓含有禅理禅趣，读者亦可结合诗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进一步去探究诗中禅的幽趣玄理，引发出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要做到诗禅融为一体，了然无痕，诗人不仅要在佛禅方面有比较高深的造诣，更要让禅意理趣渗透到自己思想深处，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存在，才能在诗作中毫无功利性地、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而王维正是此道高手，表面上看他在诗里似乎只是在游山玩水、听松看云，不涉丝毫寺庙经书，静下心来才发觉，诗中的每一个角落，都传来佛语梵音。
禅宗有“任性”、“无住”的思想。“任性”即不矫情；“无住”，对一切境遇不生悲喜忧乐之情，不粘不着，不“住”于心。《六祖坛经》云：“我此法门以无住为本。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利欺争之时，并将为空。”王维将这种随缘任运的思想不经意地表现在一些山水诗中。如《终南别业》写隐居终南山期间悠然自得地情怀，极尽诗人淡泊清闲、随遇而安、无往不适的意致，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禅意理趣：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纯以无所用心取胜，将自己领悟到的禅理与欣赏自然结合在一起。赵殿成注道：“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也。”诗人摆脱了一切尘累，泯灭了一切俗念，兴致一来，即独自出游，漫无目的，随意而行，有水看水，有云看云，即遇山林野老，照样与之谈笑。此诗从颔联起透出浓浓的禅意，“兴来”就独自出游，任其自然，其中的快乐并不需要向别人宣扬，自己明白就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就游玩来讲，一般游人走到这里可能会意兴阑珊、郁郁不乐，那样的话就没有禅家“任性”、“无住”的踪影了。而王维呢？要动即动，要停即停，要行即行，要止即止，一切都任心自在，随顺自然，独自超脱，不为物拘。既然行到溪源头，那就坐下，仰看轻云出岫，一样享受清静幽寂的山林野趣。“行到水穷处”，似乎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却没想到“坐看云起时”，一下子豁然开朗，直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全新的境界脱颖而出。自然界水、云的变化象征着人生穷通之理，而诗人能安然地欣赏它的变化而无动于衷，则表明了他对身外世界无牵无挂的超然出尘的人生态度和宁静的心绪，传达出随遇而安的自然和谐之境，深得物我两忘的禅趣。徐增在《说唐诗》中评这首诗说：“行到水穷处，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便坐而看云起。坐久当还，偶值林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于佛法看来，总是个无我，行无所事。行到事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王维在这首诗中所表达的对一切外境之物不生执着取舍之意，无所依碍，泛若不系之舟，正是禅宗核心。
《终南别业》融入了禅趣，而这首《孟城坳》则是包蕴了禅理：
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
这是《辋川集》中的第一首。此时诗人移居孟城口新宅不久，他骤然想到了别墅主人的新旧更换。这一份产业先前曾为宋之问所有，想必亭台池柳，繁华一时。待得转卖到王维手里，面对着新主人的庄园已非昔日旧貌，虽有残剩下来的衰柳可供记别，物之故主今又何在呢？是以世上一切缘生群品，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颓泯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恒常的意义。古木衰柳的疏落之景，与人生无常的深长慨叹，融为一体。而下半首“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两句，则用观察过去所得到的经验来推断未来，转入对其自身命运的沉思。想想虽然现在自己做了辋川别业的新主，宅第田园山水均为己有，然而人生苦短，几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到头来别业又将归属他人，且不知这后来者又会是谁。正如清代徐增所评：“后之视今，亦犹吾之视昔，空悲昔人所有而已。”诗人站在现今立足点上感念往事，抚今追昔，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层面上，说命尘世历经沧桑之变，胜景难常，万事俱空。综贯这几层意思，讲的正是佛教“诸行无常”的法理。王维依其实际经遇托兴咏怀，将自己信解的宗教义理巧妙地灌输入这首小诗里面，达成了情、理与景物三者交叉互融的效果。
二、虚实一理，象中寓理 比较中西方两种绘画艺术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西方油画注重写实，严谨客观；而中国的水墨画侧重神韵，意在笔先。一为形似，一为神思。虽然中国画不能像油画那样客观真实地描绘景物的形色状貌，但所绘虚实结合，形神兼备，因而具有油画所不具备的神韵和气象。 虚与实是对立而统一的一对美学范畴。在文艺作品中，所谓虚，是指通过联想或想象对审美形象所作的间接性的艺术描写；所谓实，是指对审美形象所进行的具体的直接性的艺术描写。在中国山水画中，除了落笔之处的实绘外，往往留有许多空白，用以表现水面、云雾、天空等，或者什么也不表现，仅仅是为了在视觉上突出画面中心内容，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鉴》） 艺术的语言是相通的。诗与画在表现艺术上有共通之处，画理往往可用于诗理。就山水诗而言，实写可以描绘物的形态，虚写则有助于传达出物的神韵。实以引虚，虚中孕实，能使欣赏者回味无穷。好的作品，总是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虚与实、形与神的有机结合。 兼为诗人和画家两大身份的王维，历来被推许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高手。王维诗南宗山水画之祖，开创了“意在笔先”的写意派画风，体现了先神后形的法则，而他的山水诗同样具有写意画的艺术效果。《辋川集》中的二十首绝句，活脱脱就是二十祯写意山水小品。诗人善从情景交融入手构思，略去景物的次要部分，突出其主要特征和最动人处，力求写出辋川山水的精神、气象及其丰富的个性色彩，表现自己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自然，也融入了诗人所追求的禅意。来看《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山中，涧户、芙蓉花，眼前能看到的似乎就是这些东西，其它地方均为空白。就诗的审美层面看，诗人以极其平淡的笔调，描绘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幽独世界，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火红的芙蓉花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落。这里一方面可以将芙蓉花的孤高看作诗人追求超尘脱俗之精神境界的象征，表达了诗人对此超尘脱俗的精神境界的陶醉与赞颂；另一方面，这里也借花开花落的“象”，寄寓了佛家“无我”的禅理。这生长在静寂无人之山涧的芙蓉花，其存在完全依循着自然的律动，花开花落，生生死死，都顺应着自然的本性，既没有绽放的欢乐，也没有凋谢的悲哀。绚丽之极，终归平淡。这正是禅家所赞誉的“亦空亦有，色空一如”的境界。 王维往往善于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寄情于物，达到物我交融，情景合一，借写景以写情，虚中蕴实，象中寓理，从而描绘出虽虚幻却又逼真的意境，表达出不同的感受。如《山居秋暝》中，“空山”二字既描绘了秋雨初霁、夜静山空的实景，又点明了诗人此时宁静闲适，恬淡自如的心境。颈联实写竹喧、莲动，间接却描绘了人的活动，从字面上看，是见物不见人，但实实在在又有人在活动着。这样描写，令人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无形之中扩展了诗的内涵。此外又如借明月之象表心之澄澈，借白云之象表心之闲淡，借柴扉之象表心之隐逸，借钟声之象表心之清静，借林之象表心之空寂……虚实相生的意境，隐约迷离的感情，给王维的诗抹上了一层禅的色彩。
三、“空、闲、静”的禅境与诗境美
王维山水诗中所蕴含的禅意，集中地体现为闲静空寂的境界。这不难理解，空寂地境界是禅宗所追求的一种“乐境”。要想达到这种境界，最好的去处自然是绝无人间烟火的山水之间，借助寂静清幽的山林来摒心绝虑，忘却尘世纷扰，从而进入空寂的禅境。在这里，“闲静空寂”既是禅境的写照，也是自然山水的写照。王维以“澄净”的心境观照空山寂林，进入除尘净虑的“寂静界”，直觉体验山林之乐。仍以《山居秋暝》为例：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雨后空山清湛静谧，晚景宜人。皎洁的月光朗照松林，树影斑驳，姗姗可爱。林中一股清泉，漫过山石流淌，发出淙淙的悦耳之声，以声衬静，更烘托出山林的闲静。幽静的世界中传出一点枝叶的窸窣碎响，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纱的少女归来了；山涧中有荷花涌动，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视觉、听觉、感觉器官，并加以综合运用，出色地描绘了一幅色彩绚烂而又幽雅静谧的雨后秋山图。尾联的“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
王维喜用“空”、“闲”、“静”等字样。“空”，并非指空无一物，而是诗人以虚静的心境观照山林时，所获得的那种空明洁净的总体印象，是“心静如空”时的一种空灵清静的审美体验。“闲”并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诗人随遇而安、淡泊于名利的心情的生动写照。“静”也不是死寂无声，静中有动，静中有声，是禅宗推举的般若静观。王维有众多诗句描写了这种闲静空寂的境界。这里再举两首：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前一首《鸟鸣涧》，诗中虽是有动有声，然而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以动态托静态。“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光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桂花轻轻飞落，山鸟啼鸣宛转，更显出春涧的幽深。这是灵动的静氛，传出了不着一物的空静心境，这也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组合，令人深深地感觉到“见心”、“见性”的玄冥禅意。第二首是《辋川集》中的《鹿柴》，所写的完全是一种空明寂静的意境：空山里静寂无人，只能听到人语的回响，那回响仿佛来自天边。林深幽暗，一抹残阳透过密林照在青苔上，这点亮色使深林与青苔的幽暗愈发深重，更衬托出空山的寂静之深。这正是王维所追求的那种远离尘嚣，空而又寂的境界。动静相形，喧寂相衬，这就是诗人从禅宗那里借鉴来的艺术辩证法。同时，这也是宴坐静观的禅所必然带来的艺术思维方式，“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澄净之心映照着大千世界的动静喧寂。
禅境是一种独特的美。这种美就如同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蓦然见到的“那人”，犹如迦叶尊者在灵山会上心有妙悟时的破颜一笑。这时，诗的意境实际上是表现为禅境。中国古典美学认为意境的高处即是进入了不可思议的禅境。禅宗的悟道，忘却心机，忘却物我的境界，与意境的心物合一，物我神游是统一的。王维诗作的魅力所致，相当程度上在于不仅创造了意境，并且变化为禅境。正是由于王维得之于禅宗的影响，并将意境统一于禅境，从而在诗歌艺术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香菱学诗一事对王维诗作倍加推崇。事实上，早在唐代，人们便已将王维与李白、杜甫并举，认为他们分别代表着佛、道、儒三家风格。的确，禅宗思想陶冶了王维的精神生活，也对他的艺术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维诗作的那种“澄澈精致”、“深厚闲雅”的艺术特色正得力于他的禅学修养。他将深奥晦涩的禅意佛理巧妙地、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山水诗中，并通过寓虚于实的手法将所感之情寄于所见之景中，借山水意象表现内心。禅境与诗境在他的笔下达到了美学层次上的统一。王维的诗歌艺术成就深深地影响了其身后众多的习禅诗人，诗佛之称，王维当之无愧！ （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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