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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许多正义之士挺身而出救助犹太难民。瑞典外交官瓦伦堡以颁发外交护照等方式救出了上万名匈牙利犹太人；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杉原千亩不顾上级禁令给近2000名波兰犹太难民签发过境签证，使之得以逃脱纳粹的捕杀；描写德国实业家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现在更是家喻户晓。
然而，当时也有些国家和地区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它们对每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的拒绝，等于是扼杀了一个生命。 回顾那一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上海在这场善与恶的搏斗中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当整个“文明世界”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之时，它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作了一切可能做的事。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成了大批犹太人的定居地。最早来到上海的是塞法迪犹太人；接着是俄国犹太人；最后是为数众多的来自纳粹统治下欧洲的犹太难民。到本世纪40年代初，在沪犹太人总数已超过3万人，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出版机构、政治团体。 塞法迪犹太人来到作为远东经贸中心的“冒险家乐园”上海不久，就显示出他们的经商才能。沙逊、哈同、嘉道理等家族发展尤为迅速，在经济上拥有雄厚的实力，与国际商界和伦敦、纽约的金融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积极支持上海犹太社团开展广泛的政治、文化活动，而且对避难来沪的犹太难民也给了很大的帮助。 本世纪初，俄国犹太人经西伯利亚、哈尔滨来到上海，他们初来时一贫如洗，只能做一些小本生意，后来经过自身的奋斗逐步上升为中产阶级，由于人数大大超过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了一支积极活跃的社区力量。 来上海的犹太人中有众多杰出人才。他们的来到赋予上海犹太社团非凡的创造力和多样性，得以组织积极而生气勃勃的教育、娱乐、体育活动。著名的米尔经学院400余名师生奇迹般地逃脱了纳粹大屠杀，整个战时都在上海坚持学习。上海犹太人在创办报刊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从1903年至1949年，有50多种犹太报刊以英、德、法、俄、中、日、波兰、希伯来、意第绪等文字在上海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犹太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同情和支持。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与犹太人一样，中国人民也遭受过深重的灾难。超过3500万中国人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伤亡。相同的经历，使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同情。孙中山先生曾在写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的信中称：“所有热爱民主的人都支持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她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大家庭中享有光荣的地位。”在希特勒刚发动反犹运动之时，孙夫人宋庆龄亲率一批中国爱国民主人士赴德国领馆，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同样，上海犹太人也对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抗日战争给予无私的支持。曾长期在上海居住的莫里斯·科亨担任过孙中山的卫士，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以“双枪科亨”著称。汉斯·希伯，一位从德国来到上海的作家和记者，是第一个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犹太志愿者。我们还要怀着深深的敬意提到罗生特博士。他作为一名犹太难民于1939年从奥地利来到上海，1941年离开上海参加抗日战争。他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辛勤工作10年，成为获得最高军医职位的外国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上海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如今虽然生活在世界各地，但仍视上海为“故乡城”。他们的精力、创造性和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而且已成为推动中犹人民之间传统友谊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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