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从小被教导要识别是非，长大以后，也永远不能摆脱是非的纠葛。
究竟“是非”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倘若是非的标准是客观的，是清楚而明白的，为什么人类永远在各种是非的判断上争执不下？这显然不是一个知识性问题。 以庄子的观点来看，一切对立都是人把事物放到特定的关系中以后才形成的，你若不把两件东西加以比较，哪有什么大小、长短、高下？至于美丑、善恶，错误与正确这一类对立，更不能离开对立关系中认识主体的判断。《齐物论》中说：人寝于湿地，会得病而死，泥鳅却是快乐得很，哪里有什么“正处”？毛嫱、丽姬这些传说中的美女，人见了欢喜莫名，鱼见了赶快潜逃于深水，鸟见了飞遁高空，麋鹿见了惊慌狂奔，四者之中，谁知道什么是“天下之正色”？
所以，所谓“是非”的判断，首先与认识主体的经验和需要有关，尤其和与各人不同的利益出发点有关。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异说纷出，各执一端，莫不自认为掌握了最高的、绝对的真理。庄子则尖锐地指出，这一切争端，都是“各为其所欲”，是为了维护各人所主张的利益立场。在我们自身的生活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同一事实，穷人有穷人的是非，富人有富人的是非；老板有老板的是非，工人有工人的是非。在发生利益冲突的双方，彼此的是非判断总是大相径庭的。这种由于各人的经验、需要、利益的对立而引起的是非对立，用《庄子》书中一句名言来概括，叫作：“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从根本上说，原来并不存在纯粹的是与非。
庄子所采取的方法，是“不遣是非”，也就是超越人为的对立。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小孩看到两群蚂蚁在打仗，蚂蚁之间的对立当然是激烈而真实的，但小孩对此“不遣是非”，因而他有超越于这一对立的自由。这小孩站起身来，与另一小孩为了糖果之类而争吵、打斗，又陷落到对立中，于是不自由。再有个成人走过来，通常的办法也是“不遣是非”，拉开算数。他在小孩的对立关系中享有超越的自由。但成人与成人又有对立。
推而广之，不同的人群、民族、国家都有对立现象存在。假定大到地球上的人类分成几个集团作殊死之斗，而如果有所谓“外星人”驾着飞碟在云空外遥望，也不过如小孩观看蚂蚁打仗，觉得热闹好玩而已，它哪里弄得明白谁的“主义”是“正义”？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庄子的理论存在很大问题。即便说认识上的是非对立本质上是人们现实关系的对立，但人不是“外星人”，不能够不在一定的现实关系中生活，也就不可能最终地超越对立，又岂能永远“不遣是非”？所以人类终究要建立一定的价值标准，才能共同生存下去；人类互相依存的范围有多广，其价值的普适性就有多大。在远古时代，以任何方式杀死异族人都无可非议，在现代世界，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但残害平民、虐待俘虏却被指责为“反人类”。
但庄子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其一，当我们处在某种是非对立中时，我们能否看到这对立背后的真实原因？利益的问题只有还原到利益关系上才能真正解决，没有必要总是在是与非、正义或非正义上纠缠不清。所有用狼和羊作主角的寓言故事都习惯把狼描写成凶恶贪婪的“坏人”，其背后的心理根源不过是人要吃羊。其二，当我们处于一种对立关系中时，有没有可能摆脱作为对立的一方的立场，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对立，乃至超越于它？如果能够，我们就有了更高更健全的判断，也就是有了更大的（虽然不是终极的）自由。
庄子指出，人的一生，从“受形”到“化尽”，总是“与物相刃相靡”，即不断与外物相对立、相冲突，而这一切并不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所争执的是非愈琐碎，其生命的状态愈可笑，所以在可能的程度上“不遣是非”，仍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