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年代苏州人的日脚

苏迷 20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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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侃史之十六

康雍乾年代苏州人的日脚

苏州胡伯诚

古代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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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十月下旬，江南的稻子渐渐的熟了。而在苏州市民的饭桌上，一些早熟品种的新米已经登场。眼下的苏州，正是稻熟蟹肥，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说怪也真怪，苏州收获水稻的日子里，总是好天。农民说，十月小阳春。老天真是睁眼的，知道农民需要好太阳来晒晒谷子的。

    说到农民，自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我敢说，今天的农民是最最舒服的一代了。历来的正史、野史，国家挡案或齐东野语，说到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的，从不用舒服两字的，连幸福两字都不沾边。用在农民身上，有一个约定成俗的定语："勤劳"。大家一读就懂，农民只有劳作的份。

    我说现今农民的舒服，不是指农民住了楼房了（楼房真比以前的农家小院舒服？也不见得）。穿了西装了。坐了汽车了。穿金戴银了。农家姑娘也用上防晒霜了。我是说，今天的农民不用交"皇粮"了。这是历朝历代所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历朝历代的农民所从来不敢想的。

    哈哈，农民不交"皇粮"，只有今天。所以，这是中国农民的真舒服。望着大田里金灿灿的稻谷，都是自己的，农民岂不要笑死？



    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建国以来当之无愧的"盛世"年代。

    回望中国历史。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盛世"，应该在大清的康雍乾年代，历史学家就是这么说的。但康雍乾，能与今天比吗？不是一个档次的事。

    康雍乾时代，搞了那么多的文字狱，杀了那么多的人，这些政治层面上的事就不提它了，就说经济。就说苏州人过的日脚。要举证苏州人的日脚，不能说富人。富人是金钱世界的独裁者，它所折射出的社会经济信息有它的片面性。很多历史典籍都无情地批评苏州的糜费、奢侈，和苏州人的死要面子。这些富人造就的光怪陆离，能反映一部分历史真实，但不是全部。这样吧，苏州是以丝绸称誉世界的，就以丝绸工人为证吧。

    在康熙时代，曹寅曾管理了近三年的苏州织造。于是我们得知，苏州织造署的熟练织工所能获得的月工资是一两四钱银子，另有四斗米的口粮补贴。两项相加，一年可挣二十二两银子，这是一等一的老师傅的报酬了。而技术差的年收入大致只有十两银子，日子就过得异常的紧巴巴的。如果遇上季节性解雇，那更是穷困加贫困，日子更难过了。说他紧巴巴，主要看米价。应该说，康雍乾时代的米价倒是相当稳定的,大致稳定在每石（150市斤）一两银子左右。另据英国老外马尔嘎尼勋爵在乾隆五十八年的估算，一个中国农民得养家糊口，他的维持基本生活的基准线大致为年收入18两银子。用这把尺子一量，苏州织造署员工们的经济等级是很低的。

    能在织造署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岗位，大概为所有织造工人所期盼的吧。苏州地方还有许多织造工人是没有固定的东家的。每天的黎明时分，只能聚集在桥边等待有人拉雇，"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做车纺丝的车匠，立濂溪坊"。做一天，开销一天，属于等米下锅一族，他们是盛世年间的苏州城市贫民。丝绸织造是康雍乾年间苏州的主导产业，全城约有三分之一强的家庭从事这项职业，从业职工达到十万人。这十万人中，相信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18两银子的基准线。另一个事实是，为了降低成本，苏州的这个行业曾普遍地使用童工。

    于是，历史学家所称道的康雍乾盛世，其实与他们无关。他们无法创造年收入18两银子的光辉业绩，但他们创造了苏州丝绸灿如云霞的光环。

    一般来说，农民离开土地，自然是出于无奈。在苏州城里依仗手艺弄口饭吃，他们的景况肯定比农村中的自耕农来得差，或者说，他们是农村中的破产户。

    如果不破产，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对夫妻有能力耕种25亩到30亩土地，年产稻米60-70石，也就是年收入在70两以上。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能吃上"咸鱼干和白米饭"了。但他们是破产农民，康雍乾盛世的光芒照耀不到他们。



    再看看乾隆。乾隆时代恰恰有个苏州名人来做我们的参照物，他就是《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沈三白。先听听沈复怎么说："余生乾隆癸未（作者注：二十八年）冬，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

    太平盛世年间的沈三白、芸娘夫妇过得很艰难。沈三白连年无馆，想做老师，没有学生。只得在家门口设一画铺，卖字卖画。依今日的眼光来看，苏州的书画家们虽然不发财的也有，但以发财的为多。决不会象沈三白一样，"隆冬无裘，挺身而过"（真传神！）。也不会象沈三白一样，"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

    一个小知识分子，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这就是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告诉我们的信息。现在回过头来再重温沈三白在卷首所说的"正值太平盛世"，直觉得带着强烈的揶揄、讽刺意味。



    所谓康雍乾盛世，已经点了康熙和乾隆的名，接下来倒要说说雍正皇帝的好。在康雍乾三位皇帝中，雍正因为在位年份不长，所以常常被淡出。其实雍正是位很想做事的皇上，史家评论他"特操劳"。此人虽然比不上康熙，但比乾隆实在得多。雍正在位，完成了许多开创性、制度性的工作，因为命题所碍，这里就不展开了。举个例子，世人熟知的军机处，就是他的创意，从而将皇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雍正皇帝做了一件事，是与苏州人直接有关的。原来，从朱元璋的那个时代起，就将老百姓分成"军、民、匠、灶（盐商）、乐"等五十多种户籍。其中有些户籍有很强的歧视性质，不准通婚，不准参加科举，甚至不准上岸。这样的不公正待遇一直延续到大清朝，没有人想去改变它。但雍正皇帝看到了。雍正帝说："清除贱籍，亦系好事，礼部不要反对了"。其中就有苏州的丐户。从字面上看，丐户就是讨饭帮，但苏州的丐户并非讨饭出身，只是被官家称作丐户。犹如被人骂为"讨饭坯"，并非真正讨饭一样。苏州丐户是被社会排挤在外的低等级的人群，只能从事极低贱的营生，譬如苏州迎春时节，就得无偿应承扮演差役，充当吹鼓手等等。据说，他们的祖先，曾追随张士诚，反对朱元璋的，因此而被朱元璋打入十八层地狱，并连带子孙后代都要遭此折磨。

    是雍正皇帝将他们解放了。所以，说雍正皇帝有点人本思想，似不为过。一个皇帝能想到贱民的生存状态和心情，这一点，就很让人仰慕。所谓康雍乾盛世，从这一点上看，觉得有点盛世的味道的。



    行文至此。再回到"皇粮"上。苏州的皇粮，也就是田税，就是朱元璋搞大的。一亩地最高的居然收到七斗五升，也就是半石。这实在是破天荒，狮子大开口了，一付恶作剧的架势。这不是田税了，完全是地租了。因为按当时的生产水平，最上等的良田也只能亩获三石。因此，朱明王朝一建立，向苏州人征收的皇粮就达三百万石，离谱了。从历朝历代来看，苏州上缴的皇粮，宋朝是三十万石，元朝末期是八十万石，张士诚时代连年战争，也仅一百万石。后来，朱元璋的穷凶极恶实在实施不下去，才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又稍稍的减免了二成。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建文皇帝接位，曾经将苏州的皇粮降为每亩一斗。结果，永乐皇帝政变上台，又将建文帝的善政全部推翻。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不是什么好东西。苏州人也真吃尽了皇粮的苦头。其皇粮负担，全国之最。弄得种田还不如不种，农民大量逃亡。后来况钟到苏州，不怕得罪兵部、户部、织造太监，不怕得罪皇帝，为民请命，搞来搞去，争来争去，就是争的皇粮额度。



    现在，农民不用交皇粮了。这个世道真是变了。这是历朝历代所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历朝历代的农民所从来不敢想的，因而被苏州农民所津津乐道，也很值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好好的记录它。要说"太平盛世"，这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