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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死亡的内因和外因

 雪夜围炉之初 2011-03-27

 

 

无法解脱的负罪感和惧死情结

——浅析祥林嫂悲剧的内因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祥林嫂的一生是惨遭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精神摧残的一生。造成祥林嫂的悲剧的根源在于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这固然不错。但如果要全面地认识其悲剧的原因,这还不够。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有他的两方面原因——内因和外因。而外因又往往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而具体到一个小说人物而言,他(或她)的每一个举动(行为),也必有它的内外因。从小说的要素来讲,环境是外因,人物心理是内因。所以说祥林嫂的悲剧(寂然死去)的原因就在于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这仅是从行为发生的外因,也即社会环境而言。那么,其内因到底是什么?通过对小说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活动等方面剖析,不难发现,祥林嫂的悲剧的发生,其内因是在于她内心的深深的负罪感(对她儿子的无法忘怀的负罪感)和对死的抹不去的恐惧感(即惧死情结)。下面就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一、从语言方面看祥林嫂的负罪感

《祝福》中最为典型独特的语言,便是祥林嫂多次讲述“狼吃阿毛”的故事。文中共写了祥林嫂三次讲故事:对四婶讲;对镇上的人们讲;自语阿毛故事。这每次讲的“狼吃阿毛”的故事,其开端是千篇一律的:“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考察这段“开场白”,我们会发现两点:一点是从叙述角度看,叙述阿毛的故事,却从“我”开始,先叙“我”,再及阿毛,在故事中,“我”成了主角,成了线索,而非阿毛;第二点是从叙述的语言结构看,开端的这一复句间总的关系是解说,其中心句是“我真傻,真的。”结合这两点看故事的叙述目的,可以看出,祥林嫂讲“狼吃阿毛”的故事,其意不在于渲染阿毛死得如何凄惨,以博得人们的同情,而在于表白自己是如何的“傻”,这是她在深深地自责,是她对阿毛的不可解脱的负罪的忏悔。

所以,祥林嫂的“狼吃阿毛”的故事,不但对四婶讲,对大家讲,对自己讲,对镇上的小孩讲,而且还对着与阿毛有关的“小篮”、“豆”等讲。因为她讲故事,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并不会在乎别人的反应。也正因为如此,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可谓讲得“入神”,“直着眼睛”讲,“只是反复”地向人们讲,讲到听的人“听到就烦厌得头痛”还是要讲。

二、从行为方面看祥林嫂的惧死情结。

一直到柳妈与她的那次“深谈”之前,祥林嫂的内心,还是只有对阿毛的负罪感。至于惧死情结,是柳妈带给她的,这一点,可以从祥林嫂与柳妈谈话伊始阶段得到证明。

《祝福》第88 89段写到:腊月三十以后就忙起来了,然而这回,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微雪点点的下来了,“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

98段写到:……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在与柳妈谈话之前,祥林嫂知道的只有以“我真傻”开头的“狼吃阿毛”故事。柳妈不耐烦了,要转换话题,可是,揄揶式的聊天引不起祥林嫂的兴致,她依然“自去看雪花”,依然想着她的阿毛。直到柳妈“诡秘”的说了一些她在“山村里所末曾知道的”关于“阴司”(地狱)的事,才引起了她内心新的恐慌。

祥林嫂自从听了柳妈的话,说将来要被下放到“阴司”去,还要被“锯开来”后,神气非常的恐惧,“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的第一件事便是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求捐门槛。当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时,她便“急得流泪”。尽管捐门槛要花去许多钱,但祥林嫂丝毫不吝惜,用了将近一年的工钱去捐了。捐了以后,便“神气很舒畅,眼光分外有神”。……对于祥林嫂的这一“不惜花钱,求捐门槛”的行为该怎么解释呢?或者说,指导她这一行为的心理是什么呢?我们从祥林嫂的此前此后的神态的变化(由“恐惧”到“舒畅”)分析,很明显,祥林嫂花钱是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对死的恐惧)。

但“捐了门槛”并没有使祥林嫂彻底地消除 “惧死情结”,其原因又在于鲁四老爷家的所作所为。冬至的祭祖时节,祥林嫂“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可四婶的一句话(慌忙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使祥林嫂“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此时,她才明白,尽管捐了门槛,依然无法改变自己死后的命运,于是她的“惧死情结”非但没有解开,反而再一次束紧了。于是,“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

三、“负罪感”和“惧死情结”是祥林嫂悲剧的内因

 

《祝福》的高潮部分结束时,祥林嫂的思想上的两大枷锁是:对阿毛的负罪感和对死的恐惧感。这两大枷锁紧紧地抠紧她的心,使得她“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于是她便被鲁四老爷打发走了。

虽然离开了鲁四老爷家,她的思想重压却依然没变。成了一乞丐后,就再也没有人和她讲话了。她一个人在孤单的生活中,思想重压自然日重一日。这一点,我又可以从小说结局部分祥林嫂和“我”的三问三答中得到证明。

一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低声,秘密的)

一答:“也许有罢,——我想。”

二问:“那么,也就有地狱了?”(恐惧的语气)

二答:“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

三问:“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欣喜的语气)

三答:“实在,我说不清。”

祥林嫂的三问,其心情是亦悲亦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祥林嫂的矛盾心理——既害怕死,又希望死。

这一方面是由于祥林嫂有着深深的“负罪感”,生前有太多的罪过,总希望来世改过。所以她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她特别希望见到阿毛,阿毛是她精神的唯一支柱。

另一方面,由于祥林嫂的难解的“惧死情结”,又使她害怕死,害怕死后还要入地狱,惨遭“锯身”的痛苦,所以她又希望没有“魂灵”,没有“地狱”。

所以祥林嫂的由来已久的“负罪感”和“惧死情结”的交织,形成了她“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的矛盾心理,当我以一句“说不清”来总答祥林嫂的问话时,祥林嫂再也不堪这两大思想重压,终于在富人们的“祝福”声中寂然死去。

所以,我们应该说,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摧残至死的,但这摧残主要是通过祥林嫂的心理上的“负罪感”和“惧死情结”而起作用的,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均不能忽视。

 

                              外因

 

封建社会的三大绳索(夫权、族权、神权)是促使祥林嫂死亡的主要外部原因,可以说祥林嫂是被这三大绳索给逼上绝路的。

 

先说夫权。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森严的等级观念,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早已深入人心,可谓根深蒂固。一个家庭丈夫是一家之主,当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后,祥林嫂也就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包括生活上的、物质上的。实际上自然也就沦为了婆家的一个附属品,一个可以任意处置的商品,一个“做奴隶而不得”的失去了人身自由等同于商品意义上的“人”了。由此,婆家借助“夫权”这只无形的手,对祥林嫂加以了肆无忌惮的迫害,致使祥林嫂不堪忍受其奴役而出逃。虽然祥林嫂暂时脱离婆家魔手,来至鲁镇作佣人,然而好景不长,“夫权”的权利赋予了婆家为所欲为,闻讯而来之后,强行绑架而去,而且为了自家的私利——即她的小叔子能有钱结婚,便强行的贱卖了她,并强迫她改嫁到边远的山坳里。可见,杀死祥林嫂,“夫权”砍下了残忍的第一刀。

 

再说“族权”,当祥林嫂第二次痛失丈夫和爱子后,本来丈夫留下的房子和财产,理应归她所有。然而却被族内的大伯占为己有,不但如此,反而把祥林嫂赶出了家门,成为了有家不能回,走投无路的人了。大伯这种明目张胆的霸占是谁赋予他这样大的权利的啊?无疑就是所谓的“族权”。我们知道,在长期的封建思想的浸润下,中国农村历来有着威严的宗族制度。这种制度在农村其实就是“王法”,有时比“王法”还灵验。然而这种制度仅仅是以维护本族内成员的利益为目的的,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因此,丧夫失子了的祥林嫂也就不再被视作本族内的人了,此时的她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外人”,因此在族内的人的思想意识中,祥林嫂是没有继承夫家财产的资格,这样一来祥林嫂就在这样的“族权”制度下,又一次成为了一无所有的人,成为了有家不能回的“外人”了,因此也就失去了生活和生命上的所有保障。由此可见,祥林嫂的死,“族权”的扼杀和迫害是应该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至少是它导致了祥林嫂的一无所有,是它使祥林嫂丧失了生活和生命上的所有保障

 

还有“神权”。封建社会的“神权”意识是可怕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神灵”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似乎都是不可亵渎的,都是至高无上的,都是应当尊敬的。人只有俯首帖耳,只有按照神灵的吩咐和指示来办事的份。祥林嫂一生二嫁,“一女侍二夫”,在人们的眼光中,祥林嫂就是一个“不干不净”的污浊女人,是不配敬奉神灵的。长期浸润着这种思想意识的人们,祥林嫂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异类,于是她倍受歧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殊不知,一个人思想、尊严受到践踏、受到戕害比之肉体上被践踏、被戕害更为让人心寒,更为让人绝望。一个孱弱的祥林嫂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仍然没有丧失生之希望,仍然对神灵深信不疑。因此她倾尽所有“捐了门槛”之后,天真地认为“神灵”因为她赎了罪,就获得了与周围人一样成了平等自由的人了。然而,事实上呢,祥林嫂在人们的眼光中“风景依旧”,仍是肮脏的“不干不净”的女人。至此,神灵拯救不了她,也赎不了她的“罪”。因此祥林嫂唯一寄托在神灵上的希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彻底破碎了。那么祥林嫂对生还剩下什么呢?毫无疑问,等待她的只有死亡——这一别无选择的路了。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被迫改嫁是其悲剧的开始,而这是受族权的唆使。再嫁被认为是“败坏风俗”,夫权视此为奇耻大辱,这使她忍辱含冤,永远生活在耻辱之中。她自己也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对自己再嫁有一种罪恶感,她所生活的地方也为她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说明这是一个鬼神观念牢牢统治着的地方。她有对再嫁的罪恶感,因此产生了对鬼神的强烈恐惧。有了这样的罪恶感,所以才“怕暗夜、怕黑影”,她想摆脱,想赎罪,自然乞求于迷信。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于是她“有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最后自绝于这可怕的社会了。因而从很大程度上说是祥林嫂被鬼神宗教观念,被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是被神权所害。

 

当然,人性的冷漠在小说里显露无遗。例如,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人们对其人格的侮辱、践踏。以柳妈为代表的大众的愚昧无知。以""为代表的新知识青年的无力援助。众人的冷漠构筑起来的一堵堵围墙使祥林嫂感到了生活的无望,跌入了失望的深渊,从而加速了她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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