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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和宋词的故事（12）、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城外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自幼非常聪明机智，尤喜读书，目睛如龙，过目不忘，口才出众，议论高奇，连对他颇多诽谤之词的《宋史》，也不得不承认：“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但是，王安石一生的志向是政治改革和诗文创作，对作为“艳科”的词不甚用心，故而作词不多，《全宋词》仅存约二十余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李清照在《词论》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他，道：“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但是，王安石的词虽少，却也有不少佳作，且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最负盛名的，当是《桂枝香 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 庭》遗曲。” 此词大概写于王安石再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之后。他在“澄江、翠峰、残阳、西风、酒旗”的晚秋美景中登高怀古，感叹六朝“繁华竞逐”，皆见“门外楼头”而相继亡覆，刻下唯见秋草凄碧，还听见“遗曲”，空余自己“悲恨相续”。风格深沉雄健，豪纵厚郁，被赞为“金陵咏古之词”的绝唱。《能改斋漫录》说：“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连苏东坡见了，也不由自主地赞叹，连声说：“此老乃野狐精也。” 类似怀古风格的，还有一首《南乡子》，我也非常喜欢。“日月之变迁流， 仕途之坎坷，家国之忧患，人生之酸苦”，都涌凝笔端，令人一咏三叹、回味无穷：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关于王安石的个性，《宋史》的评价，大体属实：“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他的这种自信率直、执着独特个性，从几件小事可以窥见一二。 《邵氏闻见录》记载，当年包拯“包青天”担任开封群牧使时，司马光和王安石曾作下属，同为群牧司判官。有一天，群牧司里的牡丹盛开，美不胜收。一向严肃孤僻的包拯见此，竟也有了诗情雅兴，吩咐大家置酒赏花，并一一给下属们敬酒。领导亲自敬酒，下属们自然不敢“不给面子”，纷纷仰脖子一饮而尽，连素不喜酒的司马光，也勉力喝了几杯。但包拯敬到王安石时，王安石说自己从不喝酒，断然拒绝。同事们哪会饶过他？纷纷起哄：“介甫，我们都喝了，你也喝一杯吧！”“介甫，喝一杯吧，就喝一口也行！”然而，不管大家和包拯如何相劝，王安石却毫不心动，始终滴酒不沾。包拯也算得上是一执拗、倔强的“牛人”了，却拿王安石一点没有办法，大概只能苦笑：“安石小子，你厉害！我不怕皇帝，我怕了你！你就只买皇帝的帐罢？” 包拯去世早了些，他没有看到，王安石倔强起来，有时连皇帝的帐也不买！ 王安石在担任纠察汗京刑狱时，开封发生了一桩轰动的“鹌鹑杀人案”。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勇猛善斗的鹌鹑，十分讨人喜爱；一个朋友向他讨要，少年不肯给。那朋友却趁其不备，抓了鹌鹑就跑。少年勃然大怒，举抢追赶，竟然将朋友打死。王安石听说开封府判了少年“死刑”时，自认为是错判：“根据律法，抢夺、偷窃他人财物均属‘盗取’。死者‘盗取’少年的财务，少年追抢，乃属‘捕盗自卫’；虽将人过失打死，也不应抵命论死。”立即把案子上告到审刑院、大理寺。但大理寺重新审判后，认为开封府“量刑得当”，再上报到皇帝赵祯那里，要追究王安石“错误的法制观念”。赵祯一向喜欢事息宁人，既下诏支持大理寺的审判结果，也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御史台给王安石宣布圣旨时，王安石根本不认错，反而十分愤怒、强硬，道：“我没有错！”这帮人见他对皇帝的“宽赦”没有感激流涕，以示“皇恩浩荡”之类，马上又“打小报告”，要求“严厉处理王安石”。赵祯烦了，摆一摆手：“得了，这事过去了，不要再提啦！” 这件“鹌鹑杀人”案，到底该不该判死刑？即使在今天，大概也是有争议的，如同“王安石变法”一样。 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近百十年，引起了中外学者相当大的兴趣，大多数人执称赞态度。如梁启超撰《王荆公》，认为他是“理想的立宪派”，“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著名学者黄仁宇说，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列宁赞王安石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还有人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银行”。 从历史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庆历新政”的延续，吸收了范仲淹改革的诸多内容，是北宋以来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次极为宏伟的改革尝试。而王安石本人，也受了范仲淹的极大影响。 王安石比范仲淹小32岁，父亲王益与范仲淹是同一年的进士，但王益职位低，人微言轻，故与范仲淹没有过多交往。王安石中举之际，恰好范仲淹的声望是如日中天，因此，王安石对老范是仰慕之至。庆历八年，王安石任勤县县令，特地跑去杭州，登门拜访范仲淹，还写了《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来纪念此事，文中有“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等语，表达瞻慕之情，赞扬“偶像”的德高风采，对“偶像”的接见表示了感谢。而范仲淹也很欣赏独立特行、胸怀大志的王安石，多次在士人中赞赏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条说，范仲淹知青州，路过颖州，特向朝廷推荐吕公著、王安石和司马光三人。 皇佑四年五月（公元1052年），王安石正任舒州通判，突然得到范仲淹卒于徐州的噩耗，不禁嚎啕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悲痛之后，他写了《祭范颖州仲淹文》，“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极度颂扬老范领导的“庆历新政”，为改革半途而废表示无限惋惜。我估计，王安石大概就在那时候，慷慨激昂，毅然立下“矫世变俗之志”，并在暗中发誓：“如我为相，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熙宁二年（1069年），受神宗皇帝赵顼信任，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他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积极推行“熙宁变法”。为了改革成功，王安石不惜与绝大数亲朋好友断交，如好友司马光、曾布、欧阳修等、弟弟王安国等。可是，“熙宁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硬反对，加上改革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大多数改革派人士的急功近利、盘剥逐利行为，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王安石也背上了黑锅，被辱骂了近千年。当然，改革的失败，王安石的过于自信执拗、欠缺大度圆通的个性缺陷，也要负一些责任。 我有时想：“范仲淹的名声之所以远超王安石，大概也有他的改革浅尝辄止、未能进行的缘故罢？”历史上的改革者，如商鞅、赵武灵王、张居正、光绪等，几人有好名声、好结局？“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易中天语） 熙宁九年（1076年），三十三岁的王雱去世。年老多病的王安石丧失独子，悲痛难抑；再加上变法派内部的重重矛盾、改革的举步维艰，使他心力交瘁，对改革前景极度灰心、绝望。他很坚决地辞去相位，到江宁（南京）隐居，并筑了座“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以后，他骑着一驴，出入寺庙，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在此期间，他逐渐放松心情，慢慢从丧子之痛、仕途失意中解脱出来，还做了数首小词。这些小词，笔调恬淡自然，均叙写闲适生活、村野情趣与故作放达的情怀。 如《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菩萨蛮》：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这两首描绘春景的词，语言清新，指事类情，几近白描，贴切自然，有“小院回廊春寂寂”的日景、“梢梢新月偃”的夜景，有“山桃溪杏两三栽”、“花是去年红”的明丽色彩，也有“黄鹂三两声”的声响，“爱闲能有几人来”的“闲”字，从分体现他的淡泊宁静情怀。 脱下冠带蟒服的王安石，从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相府走出，居住在临水的“数间茅屋”里，毫无“退休后的失落感”，反倒是身着“窄衫短帽”，陶醉在溪水、山桃、溪杏、垂杨、黄鹂、新月的乡村美景了，重新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最令王安石想不到的是，正当他过着孤寂寥落的晚年生活时，经历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的政敌苏轼，这次前往汝州，路过金陵，特地前来拜访他。 这不免令王安石又惊又喜。一大早，他就骑着野驴，等在了岸边。苏轼望见他的影子，连帽子都没戴，就赶紧从船里，奔出来迎接他，并向他深深地拜了一下，道：“子瞻今日失礼了，竟敢一身便服来参见大丞相。”王安石朗声大笑，挽住东坡的手臂，道：“子瞻，礼仪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置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看，除了个性、政见的不同，苏轼简直就是王安石的一个“翻版”：苏轼小王安石15岁，考取进士、去世也整整晚15年！两人 人说“天妒英才”，我看确实如此：老天爷眼睁睁地看见十一世纪的中国诞生了那么多英才，要做到丝毫不嫉妒，难哪！尤其对王安石与苏轼，不让这两个天才折腾一番，闹点矛盾、生些风雨、来点“激情碰撞”，老天爷如何甘心？ 这次见面，王安石与苏轼惺惺相惜，彻底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两人同游钟山，“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相得甚欢。后人的笔记中，留下了他们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诸多记录。二十多天后，苏轼将要离开，王安石竟十分不舍，甚至劝他买田地定居下来，好做个邻居。 苏轼也明白王安石的好意，有些惭愧、有些遗憾，写诗说：“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风流人物！”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进入朝廷，顿生不祥,惆怅不已：“司马十二作宰相矣！”果然，司马光执政以后，连废新法，王安石默然沉痛。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终于抑不住错愕、悲愤，道：“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同一年，司马光也病逝。 在王安石、司马光去世之后，原先的“新旧之法”的争论，已经完全变了样，彻头彻尾地演变成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宋徽宗时期，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闪亮登台，利用王安石的声望，打着光复“熙宁变法”的旗号，将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收拾掉”，再将“新法”变成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这样，诸多宋人及明清诸人，都将矛头直指王安石，坚持认为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纷纷跳出来辱骂他，如“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是有靖康之难”，“安石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之类。似乎，王安石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有一位少年朋友，是王安石的“骨灰级粉丝”，一直为 我说：“非常欣赏，‘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酷毕！” 小朋友开心极了，又满怀希望地说：“那么，你一定支持王安石变法咯！” “这个，这个嘛……”我嗫嗫唯唯，竟一时语结，不知如何回答。 确实，千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在书房里悠闲地喝着茶，敬仰王安石的人品，当然是坚决支持、称赞他领导的变法，大言不惭地说三道四；但是，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11世纪的开封小市民，在他的改革中，失去了房子、工作，以及家破人亡，我还会不会双手支持变法，真的很难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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