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详细地记录了周海婴对父亲的记忆思考，许多内容鲜为人知。
本版摘选两段引人关注的章节，纪念周海婴。
周作人和鲁迅八道湾失和内幕
1919年2月，父亲卖掉绍兴祖居老宅，将全家迁往北平。这之前，周作人见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学校请了几个月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务自然都落在哥哥身上。父亲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个月。周作人却于8月间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游哉从日本返回北平来了。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父亲无奈，只得临时安排他们住在一家姓王的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
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
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
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
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也不知道她在枕边向周作人吹了什么耳边风，在父亲身上泼了什么污水毒涎——对此别人永远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只知道这一天，1922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函，外书“鲁迅先生”，信里边咬牙切齿地写着：“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父亲感到诧异，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可见羽太信子这一口咬得多么毒！就这样，父亲也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八道湾。
祖母受不了这冷酷的环境，也从此住到了长子的新家。八道湾这所大宅终于称心如愿，为周作人夫妇所独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统天下。拿祖母的话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父亲受到这种以怨报德的对待，他的忿怒心情充分表现于他用过的一个笔名——“宴之敖”。父亲的解释是，这个“宴”字从上向下分3段看，是：从家、从日、从女；而“敖”字从出、从放。即是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至于情况究竟如何，我这个小辈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
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
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有读者也许会问，你怎可如此议论父辈的这种事？我是讲科学、讲唯物的，不想带着感情去谈论一件有关父亲名誉的事，我不为长者讳。但我倒认为据此可弄清楚他们兄弟之间“失和”的真实缘由。以上所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周海婴怀疑鲁迅死于日本人之手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1949年7月，那时北京虽已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草此布达，敬祝健康。
弟建人启 7月14日
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将自己之所知公之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10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有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
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也知道，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也同冯（雪峰）先生谈过，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
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以为，也许是我们迁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为我家治过病的医生，都亲切相晤各叙别后的艰苦岁月。
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人来传个话，问候几句。
日本人向来重礼仪，母亲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难道他曾经诊治过的病人太多，真的遗忘了吗？一句话，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局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次日凌晨，父亲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像得出的。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站在父亲床前，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仅是“尽人事”而已，毫无效果的。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了，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事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