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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炙背美芹子收藏 2011/4/11
用“笔法”书写的字才叫“书法” --孙晓云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有一连串的问题，急于想弄出个究竟，真是嫌古人罗嗦得要死。可又怕把“罗嗦”中要紧的“嫌”掉了。好吧，耐心转过头去，再看看“撅、押、钩、格、抵”的字面解释： “撅”(图13)，只有两种意思，即“撅笛”、“撅脉”。可试一下，执笔呈两种“撅”的动作，都呈掌心朝内，食指、中指、无名指指端分别向内用力。 “押”(图14)，同“压”。画押，执笔时指大拇指用力，肉面压向笔杆，与上刚好相反。 “钩”(图15)，无论是“钩勒”的“钩”，还是笔画的“钩”，都是指纵向竖行的。 “格”(图16)，有受阻碍、被阻隔之意，属逆向的。 “抵”，我查了“抵”的所有意思，思考了许久，在这里取“抵销”之意。 如此解释，这五字并非一定是指拇、食、中、名、小指的逐一姿势。唐卢携日：“用笔之法：拓大指，撅中指，敛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虚如握卵，此大要也。，’卢氏在此只说了四指，可见，他并不是在说手指的静态，是在说各指的动作，而每一手指的动作都必须得到其余手指的孳令。卢氏所说的“大要”，即各指的用笔方法。“用笔”，即动作。“动作”，即转笔。在实践中也显而易见，真正在转笔过程派上用场的，只有拇指、食指和中指，尤其是在书写细小的字时。无名指、小指不起捻转的作用，却起了保持稳定的作用。 这里，有一幅传日本空海和尚在中国唐代学书的“执笔法”图(图17)图中的文字道：“置笔于大指中节前居蟹挚之际，以两小指齐中指兼助为。。。。。。”可惜图中文字不全。但证明唐和唐以前拿在手上书写的“古法”就是这样用笔的。转动二字的着重点是我加的。这明显是“单苞”执笔，适合写小字。试一下便知，“单苞”转笔幅度小，不够灵活，“双苞”执笔要自如灵便，也稳定得多。因此，我用“精典”执笔法执笔，来回转着一试，不由心头一亮： 令笔杆来回转动时，若右转，笔杆从拇指的顶端转至指节根部，必由食指、中指、无名指协调捻转至指尖，呈“撅笛”、“撅脉’’状用力，故为“撅”。若左转，笔杆从拇指的上节根部转至顶端，拇指使力压笔杆，故为“压”；因“画押”是用拇指用力，故又为“押”。用“拨镫法”说形象了，“撅”，就是要马头向右，显然是右边的马镫(食、中指)向后拨；“押”，就是要马头向左，当然是左边的马镫(拇指)向后拨。 “撅”和“押”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掀”由“押’’始，“押’’亦由“撅，，始；“撅”止于“押”，“押”亦止于“撅”。 “钩”，无疑是令食、中指先向下，“钩”起时，名指与小指朝上，便为“格”。再明显不过，“撅”、“押”是管横向来回，“钩”、“格’’是管纵向来回。至于“抵销”的意思，字典里道：因作用相反而互相消除，即对销。对转笔来说，转到头必再转回来，一左一右，一纵一逆，如令转笔顺畅，正是要作用相反，时时对销。 因此，陆希声说“撅、押、钩、格、抵”，李煜说“撅、压、钩、揭、抵、拒、导、送”，崔子玉说“永字八法”，欧阳询说“三十六法”，以及所有古代诸书家的论笔法，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各人从各人的角度，各人有各人的体会，全部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论述转笔的技巧和方法。古人为何用“经典”执笔法，是因为这种执笔姿势最适合转笔，最利于控制纵横用笔。我尝试用此种方法临孙过庭《书谱》，果然奏效。至此，方可定论：以右手“经典”执笔法有规律地来回转动毛笔，令笔画纵横自如的方法，即是“笔法” 。运用这种笔法，即是“用笔”。严格地说，用笔法写成的字才是“书法”。难怪起初怎么会叫“法书”呢。 1992~，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法课时，一个学生对我说：“日本人叫‘书道’，很对头。中国叫‘书法’，我以为不合适，应该叫‘书艺’。”我问为什么。他摊开两手道：‘法’是什么?‘法’在哪里?” 他问得好。 “人物是万物的尺度“ 我小时候，曾经玩过一种中国古老的玩具——九连环。规则甚是严密，要把九个环套进再套出，程序多而且不能错，错了一道就卡住。困惑的解决就像是九连环，一环通了，接下去再连一环，哪一环不通都不行。继而，我面临的困惑却是：古人为何要使用转动笔杆的方法写字呢?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它与中国汉字的发展又有何关系呢? 史书关于此类记载，真是无从查起。半坡遗址，距今六七千年；仰韶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彩陶器皿上手绘的图案，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笔的存在，那时汉字还处于胚胎之中，哪来的史书?我有心查阅有关文房四宝的史料，也是不着此边际。问人，更无对象。当时确实有此绝望。到处皆是“未知数”。但是，有一个“已知数”是毋庸置疑的。半坡遗址以来的六七千年的人类，衣食住行与兴趣爱好，整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惟一没有变的，只有人的生理现象和生理功能。具体说，我们与六七千年前人一样有臂(大臂、小臂)，一样有手(掌、五指)，其功能、动作依旧。我自己的躯体，自己的臂，自己的手，自己的生理自然与感受，便是超越时空最直接的证明，最可信的依据。我记得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 我开始查阅大量实物资料，从自身的实验和体会由一点一点得出结论。 笔法产生的动机之一：裹锋与连续书写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上古人类用兽毛做毛笔之前，曾“以竹挺点漆而书”，即指嫩竹尖上的绒丝为毫。古代笔毫有裹在笔杆外延的，亦有有将笔头剖成数开，将笔毛夹于其中的。当时古人不外乎用的是碳、墨、漆，即一些矿物质颜料。为了能聚多些墨或颜料在笔端。人类使用工具的习惯和方法。必然是从实践中总结，优胜劣汰。我用不转笔与转笔两种方式试了一下，果然效果各异：前者写不了两笔，笔毛不是扁就是开叉，需要不停地把笔毫舔尖。后者笔锋始始终是裹着的，可以连续写多字而不用舔笔。即使笔锋开叉时，依旧可以写出清晰的字。这正旱古人笔法萌芽的最初动机之一。 我们可在三干多年前的殷周青铜器的象形文上看到明显的转笔痕迹(图18)。或能追溯到更早，比如在红山文化的彩绘陶罐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徒手绘制的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图19)，这就是后来发展成商周青铜器上具有代表性的饕餮纹(图20)、云雷纹(图21)、夔纹(图22)等的雏形，均呈螺旋式、圆转的对称纹路。只有将笔杆左右转动，才可能将笔毫随时裹住，既快速又匀称地画出这样的线条。正是由于笔法的起源，才造就了这些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图形。不信，我们动手试试? 人类是聪明的，文字起源一开始就走上了“便捷”之路。当然，还有动机之二。笔法产生的动机之二： 没有依托的书写 “席地而坐”、“窗明几净”这些词语产生时，中国人还没有使用桌椅。确切地说，有毛笔以来的七千年，起码五千五百年是坐在地上，后来也只是坐在床上、榻上的。中国古人的坐，是两膝着地，脚掌朝上，屁股落在脚踝上。如今的日本人、朝鲜人仍这样坐。当时在床榻上亦如是坐。到南北朝胡床、胡椅引进，才有了垂足坐。我们现在去日本、韩国，坐不惯，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是这样坐的。相传在远古有俎，是作为祭祀切牲、陈牲的礼器。据说商周就有几，最初是马裆形的凭几，是后来椅子扶手的雏形。晋代出现了圈几(1~23)，是圈椅的雏形。俎很快发展成案，分长条案和方案，很低，均是席地而坐的产物。长条案到后来演变成高案，专门用来祭祀与摆设；方案则发展成高的方桌。最早的椅子可以在敦煌壁画中看到。当时，只是在少数贵族、僧侣中使用，尚未普及。唐到五代，出现了各式的椅子、凳子，是古老的“席地而坐”向垂足坐的过渡时期，但还是局限于上层。直到宋代，桌、椅、凳才真正普及到广大老百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依据。 先设想一下，古人当年“席地而坐”，左手持陶器或竹简，右手执笔，没有任何依托与支撑。如果要令用笔平稳，控制得当，必须使本葶毒攀车腰间，小臂作支撑，手掌虚空执笔。所书竹简等物与眼睛的距离大约一尺，应该呈阅读时的姿势。我曾偶然看过一帧文物图片，遂引起极大的兴趣： 这是西晋永宁二年的青釉双坐书写瓷俑(图24)，1958年在湖南长沙出土。两俑对坐，中间为一长方形几，上面放置着砚台、笔与笔架。一俑似手捧几块板，这样的板明显是“牍”。古时的牍为薄木板所做，一尺左右，故为“尺牍”。另一俑则左手持一尺牍，右手执笔做书写状，正是阅读时的姿势。 这说明，当时的几并不作书写时肘、腕的支撑和依托，仅用来置放器物与文具。两瓷俑证明了西晋人的书写姿势，也证明了长达几千年中国人都是在手臂、手腕无依托的情况下用此种姿势书写。在北方，除了用桌子，炕上还沿用了几——炕桌，却是盘腿而坐。古人的“坐”，自有榻、椅以来，已经失传了一千年。 我第一次在博物馆见竹简上的蝇头小字时，大为惊讶，驻足细观良久。竹简宽不过一厘米，有的只有七八毫米。奇怪的是，如此小字，笔笔流畅、顺滑，无一笔颤抖、迟滞。鉴历史年代，书写姿势无疑与西晋瓷俑同。我们不妨席地而坐，以无依托的方式，做西晋瓷俑姿势，用不转笔与转笔各一试，结果自然分明：不转笔即靠提按用笔，笔尖承受的力太大，因此把握吃力，不稳，易抖，且滞慢。正因为是左手持简牍或纸，附垫不能绝对稳定，笔尖的用力会使笔毫散开，影响速度与美观。转笔则集力于手指捻转，使笔尖的力分散，易控制笔画粗细，令其圆转光滑，且行笔快速。由此可见，除了上一章所说的原因之外，为右臂、右手依托的状态设想一种最方便、最科学的用笔办法，也正是古人“笔法”萌芽的动机之二。 大胆的推理 由上一章可见，除了人的生理功能的充分发挥之外，人类的生活起居、日用工具的每一次改变，客观地对书法都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于便利、快捷，趋向于实用、完美的不断追求，也会与书法同步。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沿着这一规律的线索，我遂大胆地想：中国汉字字体发展的终止，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据说人躺着时的思维效率是最高的。恰好我总是失眠。 记得在年轻时，曾目睹两位画家对“艺术”看法的对话。一位说：“艺术是激情。”另一位说：“艺术是技巧。” 我当时明显偏向于后者，因为技巧是实在的，是可见、可学的。激情人人都有，激情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我琢磨了近二十年，到现在也说不清。 最近，我一好友从美国回来探亲，她现在设计计算机软件。“我们一样，都是手艺人。”她对我说。这话我爱听。是手艺，就有实在之处，具体之处。手艺人必备工具，亦最讲究工具。就工具，就工具的使用，手艺人就可以琢磨、切磋半天。现在，就从工具开始谈起。 笔杆的直径 最早的毛笔究竟是什么样，我们已无法得知。我毕竟无法做古人，也无法去凭空假想，除了人的生理功能，大部分得从实物上找根据。 据出土文物，战国至西汉早期的毛笔，粗细、长短差不多，都是古一尺左右，即20厘米左右，笔毫约2厘米，皆为兔毫。所不同的是，战国时的笔将笔杆头剖为四片，夹毫于其中，以麻丝缠束，涂上漆。笔头是可以更换的，古人“退笔成冢”大概就源于此。秦笔则出现将笔杆一头镂成腔状，纳笔毫于内，是秦以前没有的。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日“蒙恬造笔”，因蒙恬是秦人，所以造的可能就是这种秦笔。秦笔的笔毫因纳入笔腔内，再以漆固定，所以可保持笔头浑圆、端正、稳定，比缠毫有许多的优越性。秦笔亦有将尾部削尖，便于插在头发上随身携带，这就是“簪笔”。其间也出现过硬笔，即竹笔，有的将头削成斜状，颇像西方蘸水笔。我想，“蝌蚪文”大概就是用这种笔写的。当然，都是非主流的。现存最早的毛笔出土于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和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国墓。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笔杆的直径都只有0．4厘米左右，就像中粗的毛线针，比起现在的小楷毛笔要细上许多。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后来我作了些试验，其实道理十分简单：战国至西汉早期的细笔杆，在拇指侧可以转上三圈。运笔时，笔迹必然呈弧线，正如篆书的线条。由此看来，书体的形成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毛笔的特性所致。古时，能用来书写的材料很少，不外乎是些树皮、骨块什么的，平整的面积又非常狭小，要多记录些事，必尽量将字写得细小。笔杆越细，转起来，写出的字必然越小。再则，执笔的高低也至关重要。执笔越低，支点越近，字亦越小。这是非常普通的道理。当时的执笔高度，断不过笔杆一寸。因此“古来无大字”事出有因，亦是生理的自然。倘如笔杆直径由0．4厘米加粗至0．6或0．7厘米，转起来就会发现，线条竟然趋向于简约方直。我很快找到了有关出土文物资料： 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海州锦屏镇陶湾村，出土了一枝西汉笔(图25)，笔杆直径是0．4厘米。1993~，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的西汉墓，又出土了对笔两枝，笔杆直径为0．7厘米，向后渐细为0．3厘米。皆是西汉中晚期的墓。西汉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笔是兼用于篆与隶的。 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山2号东汉墓出土了一枝毛笔，笔杆直径是0·6厘米至0．7厘米。正好，东汉是楷书形成发展的时期。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笔杆都保持这个直径尺寸。 笔画趋向于方直，是从字形上看。但从用笔上看，我在上两章已说过';由于手拿，附垫不稳定，若笔杆在直径0．4厘米左右时，笔毫一接触简牍或纸面，便要立即转笔，使力均匀分散，呈曲线，且不易控制字形。所以古人在处理这种状况时，往往笔笔断开，一个字经过多次转笔发力，目的是线条流畅、用笔稳定且容易控制字形。我们从出土的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图26)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多次转笔发力的现象。 若笔杆在0．6厘米至0．7厘米时，笔在手里最稳当妥贴，转笔可出方直线，可改均匀发力为集中于笔头上迅猛发力至尽，或是力至收尾时再进行下一周转笔的准备，古人似有形象的比喻，称这两种典型的发力为“悬针”和“垂露”。此种用力的方法，我一直找不到适当的词来形容。有一次，看电视里转播花样滑冰，突然心里一动：此力，乃毋却车力。物理上称做“加速过程”和“惯性力”作用。发力即产车加速度，提高速度。所以，这样的发力，速度迅猛而准确到位。在有大量公务要记录下来，又无打字工具的时代，既司以加快书写速度，又能整齐美观。后来，我看书知道，苏东坡用“水上撑船”来比喻，甚是形象。这种用笔法则，就是“楷则”——楷模的法则。再倘若将笔杆加粗至直径1厘米以上，其结果是只能转一圈多一点点，带来的结果是线条更趋平滑方正。原因是，拇指的上端指节长度至多只有3厘米左右，且具骨节，笔杆在手指中转的圈数越多，线条越曲折多变；相反，减少圈数，笔画越平直，可写大些的字。所以，唐代以后的毛笔，有些就笔杆加粗。难怪传说唐代书家柳公权向笔工诸葛氏求笔，诸葛氏将当年王羲之常用的笔相赠，柳氏却不适用。如若笔杆再粗至直径1．5厘米以上，转起笔来就显吃力，笔易滑落。我不由突然理解了古人，为什么要那样费工，将大笔做成下粗上细漏斗似的“斗笔”(图27)，其实是要保持一根能转动自如的笔杆。如今的“土笔”早已名存实亡，好在还留下了当年实物的佐证。 笔毫的长短软硬 有关笔毫的问题，亦不可忽视。前面讲到先秦至汉的笔毫皆为兔毫，是兔箭毫，是指秋季狡兔脊背上的两溜硬毛，也叫紫毫。毫硬则挺，挺则有弹性，有弹性才适合于转笔。东汉蔡邕在《笔赋》中日：q睢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书者”，产于如今安徽宣城的“中山兔毫”笔，当年可谓名噪一时，汉代诸郡纷纷献上等兔毫以供宫廷之用。但是兔毫易秃，不耐用，又稀有，秦以后就用鹿毫。鹿毫性能与兔毫相近，且不易写秃。世传钟繇、张芝用鼠须，想必也属硬挺一类。 我有幸在连云港博物馆看到东海县出土的西汉对笔(图28)，笔杆与笔毫已脱离。一对笔毫分别长2．3厘米、3．2厘米，末端均用线死死缠了两道，而栽入笔杆的笔毫却分别深达O．9厘米、1．1厘米。活生生，分明是黑色的紫毫，经过漫漫两千年，却依旧柔韧坚挺，毫端尖细。相配出土了大量木牍，均是昂贵稀少的金丝楠木。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可见就是用此笔所写。这是我见到的保存最好、最具说服力的笔毫。紫毫柔韧坚挺，毫端尖细，才能书写很小的字。将笔毫末端缠紧，栽人笔杆深达三分之一的毫，不仅吸墨多，可一次写许多个字，且使笔毫更加稳固坚挺。魏晋制笔，仍续汉代。晋傅元《笔赋》说“简修毫之奇兔”。到唐代，许多动物的毛都用来做毫，如麝、狸、马、鼠、狐、鸡以及人的胎发。尽管如此，兔毫仍然是首选，保持着正宗。宣州兔毫所制的紫毫笔，选料精细，制作讲究，当时价值如金，成为“贡品”，大受文人墨客赞扬。宋代书家大抵仍用兔毫笔。黄山谷、苏东坡推崇的宣州“诸葛笔”，主要以兔毫中上乘者——紫毫为主。狼毫还是清代从朝鲜传入的，我们现在倒是普遍地在用。据史料，晋代崔豹《古今注》称蒙恬笔“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想必就是“兼毫”(图29)。鹿毫较硬，作为笔心，起挺的作用，外面裹一层较软的羊毫，软硬兼施，既尖健又洪润，目的是像王羲之《笔经》所说的，能够“直中绳，勾中钩，方圆中规矩”，方为“妙笔”。可见在晋以前，毛笔的制作就已经很考究了。这与汉字发展趋向于平直、美观、规范是同步的。换言之，笔毫挺健无疑是与人类书写无依托的条件息息相关。古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法精微，挥运之际，全赖笔毫相称”。以兔毫为宗的毛笔历史持续了很久，唐末五代，才出现了“散卓笔”，是纯羊毫做成，最大的不同是无笔心，即无硬毫作柱，较软，当然不是当年毛笔的主流。 当我注意到“唐末五代”四字，不由心里一喜。“散卓笔”出现的时期正是出现桌椅的时期。有桌椅，臂、肘、腕都有了依托，自然不大需要用硬毫笔心作依托，软的羊毫笔就应运而生了。史料记载，到了宋代，“散卓笔”颇为流行。巧了不是?到宋代，桌椅普及了嘛! 这就对了。记得很小的时候，所用的“大楷笔”、“小楷笔”皆是羊毫。我母亲叫我只将笔毫泡开三分之一，仅用笔尖上的毫。我母亲说，她小时就是这样用毛笔的，那时的上辈人都是这样教的。我后来翻看明代董其昌(图30)、查士标以及明末清初的一大批书画家的墨迹时，总是见他们大约写四五个字墨就枯了，再蘸墨。这往往是由于小笔写大字之故，但见他们笔画圆润、饱满，完全不像是尖小的笔所书。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像我妈教我的那样，用较大的笔，只泡开笔尖用。董、查的年代，羊毫笔已经十分走俏，由于没有硬笔心，笔毫完全泡开会瘫软无力，如若只泡开笔尖一点，上面三分之二的笔毫由于是用胶裹牢，实际上起了硬笔心的作用。因为是较大的笔，如若又是羊毫，所以笔画柔和、圆润。嘿，这正是纯羊毫的软笔当兼毫用的绝好办法。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转笔方便美观吗! 古时毛笔都有笔套，是为了不让笔头干枯发硬，以备下次再用。否则一再洗笔，会使此功能丧失殆尽。再则，笔毫之所以做成锥形，亦大有道理。试一试，其实都是相对转笔而言。否则，像西方人做成扁状式的排笔，书写呈直线岂不更加便利。唐以后的毛笔做工更加考究，无论是选毫还是择料，装饰精美，甚至价值连城。尤其是明清以来，越来越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笔杆的粗细、笔毫的长短软硬已逐渐不针对古法转笔的要求，书家若也不用古法，倒真是可以“不择笔”了。 纸的起源与“动”、“举”、“握”、“染” “蔡伦造纸”事在公元2世纪初，即东汉时，儿时历史课上就教过我们，是炎黄子孙的四大发明之一。其实，纸的发明，要远远比这早。我们所见最早的纸，是1957年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纸，称为“灞桥纸”。1973年出土的甘肃居延纸，1978年陕西扶风出土的“中颜纸”、1993年出土的新疆罗布泊纸，均为西汉纸。西汉的造纸大都是麻质一类，到了东汉，稻草、树皮、藤等均已用于造纸，纸已经达到“平滑如砥”的水平。蔡侯纸是因其原料便宜、制法易行、质地坚韧而名世。 在纸出现之前，战国时就有生丝织成的“帛”。单根生丝织物为“缯”，双根为“缣”，“绢”为更粗的生丝织成。据出土资料，在殷周古墓中就发现丝帛的残迹，可见那个时候的丝织技术就相当发达。但明确提及丝帛用于书画，还是在春秋时期。《墨子·天志中篇》如实记载：“书之竹帛，镂之金石。” 当时，丝帛是为贵族书写及绘画之用，民间则仍用竹简。汉代虽发明了纸张，但是“贵缣帛，贱纸张”，用纸张的。 再有一点必须说明，丝帛必施胶浆，否则书写时会洇。直接从槽中抄出，未经过处理的纸，也是会洇的，自古就有“生绡”、“生纸”之称。而“熟纸”则是经过“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施胶”处理过的成品，必“虚柔滑净”。从古人的墨迹中可见，用的纸完全不洇，或只有一点点洇，笔迹顺滑流畅。古人是不时兴用“生纸”书写的，生纸用来葬礼祭祀，直到明代才用于书画。 丝帛是像织布那样织成，一尺来宽，据说汉代织造的标准长度为四丈，可根据需要随意裁剪。因质地柔软，一般是卷在轴上书写，轴成了硬质的依托。由于拿在手里，线条只能短促而不均匀，所以古人常将绢绡裱在墙壁上书画。因尺幅有限，，壁画往往要将绢缝合、拼接。因此，晚唐始用桌子之前，要画相对均匀流畅的、长一些的线条，必定是壁上作。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唐代以前用笔均匀、勾勒精美的画，括号里都老老实实地写着“宋摹”二字。与任何朝代不同，汉代非常特殊，是一个简、帛、纸并用的朝代，亦是一个蕴含成熟生机的时代。在早期的书论中，可查到证据。西晋成公绥说：“动纤指，举弱腕，握素纨，染玄翰”，清楚明了：指是动的，惟转笔才需“动”指；腕是举起的，这“举”字非常说明问题，腕要超过肘的高度才能谓“举”，拿在手里写需要“举”，壁书、壁画都需要“举”；握素纨之“握”字，亦说明白色的丝帛是“握”在左手里的。后来流行的手卷，即源于此。只有转笔才能“染”，使笔毫周侧依次连续下墨，不致于一侧偏浓或偏枯，得以笔画“圆润饱满”。这一“动”、一“举”、一“握”、一“染”，将古人的书写姿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铡美案》的启示 小时候，看《铡美案》，见判官将纸拿在手里写字，好生奇怪，心想拿在手里怎么写。后来在许多出传统戏曲中都有所见。非常明显，这正是古人“尺牍”书写方法的延续。问题是当有了纸张以后，是否也如此写字，还是为了戏剧的效果，这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里许多年。后来我似隐隐约约地觉着，这里面大有可究之处。 据史料记载，由于造纸工艺所限，晋和晋以前的纸，一般都不大。现存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高七寸一分，《中秋帖》高八寸四分，《兰亭序》的各种版本高都在七寸半。晋纸长亦不过一尺半。只有缣帛才狭长，如晋《列女传》(图31)就是画于狭长的缣帛。到唐代，纸仍是晋尺寸，但造纸的工艺可将纸加长，类似狭长缣帛，呈卷状。唐末至宋，除狭长纸外，还流行小张“笺纸”，这跟大量印书有关，宋时方将“笺”装订成“册”。享有盛名的“薛涛笺”、“澄心堂纸”，就是唐末女诗人薛涛和宋代李后主分别制作的笺纸。到元代，才有大型纸张问世。东晋末年，朝延曾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以黄纸代之。” 这“黄纸”是什么纸呢?史载晋代葛洪将黄檗汁浸染麻纸，有效地防止虫蛀。唐代有一种名贵的“硬黄”纸，较厚，施以蜡，“莹澈透明”，“以蒙物，无不纤毫毕见者，大都施之魏晋钟、索、右军诸迹”，也专门用来写经。“硬黄”，顾名思义，“硬”是指质地，“黄”是指颜色。其纸质非常厚实牢固，具有韧性。据古人言，硬黄纸“长二尺一寸七分，阔七寸六分，重六钱五分”，可见其纸之厚重。我们现在看到的唐人王字摹本，皆用硬黄纸所摹，宋人亦继续如此。硬黄纸是用麻所制，麻是我国造纸的最早、最普遍的用料。晋代普遍还有茧纸、苔纸、侧理纸等。茧纸是因纸质像蚕茧外壳而故名，较厚，很像如今的“高丽纸”；纹理纵横斜侧的侧理纸亦以此为名，均属麻纸；苔纸亦是麻纸别称。 我1997年在宜兴见到宋墓出土的两卷经，一尺来高，两尺多长，指甲盖大小的字。其纸质厚重，呈赭石色，纸正面光而滑，显然上过蜡，反面较粗，纹理斜侧，麻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硬黄纸。由于年代早，纸在地下受潮太久，即便如此，我所见到时，还是韧性十足，不易皱折，更何况在当年。我印象很深，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另外，晋代还产有楮皮纸、藤纸等，都属坚韧厚挺、不易折损之类。当时造如此质量的纸，难道仅仅是为了避免辗转传递，不易破碎，还是大有书写便利的因素? 笔法成于书写姿势 西晋永宁二年，已是西晋的末年，东晋就出王羲之了。西晋的瓷俑、书论完全证明，在西晋和西晋之前人的书写姿势，那么东晋呢?我们世世代代仰慕的卜茂之，是否也是如西晋瓷俑那样的书写姿势呢?王羲之的书论中没提及，同时代的书家亦未提及。是因为不需要提及。只有一种不须提及的解释，即当时的书写姿势人人皆知，是一种常态。这个人人皆知的书写姿势的“常态”，对我来说，关系重大。我想，同期的绘画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反映。唐以前的绘画保持至今的，已为麟角。我确信一定会有的，果然。这就是宋摹北齐《校书图》(图32)：图中(图32—1)一大床榻上坐了4个人，属文人学者，在校书。当时的书不是装订成册的，而是论“卷”的。榻上的校书者姿态不一：其中一人左手拿纸，右手执笔，正在书写，姿势如同西晋瓷俑；一人右手执笔作休息状，左手持纸伸平远看，像是欣赏自己的书作。画右(图32—2)还有一人则坐于平交椅，右手持笔，左手拉着纸下方，纸上方由侍者双手抻着。从同期的家具看，当时的几案都很矮，几乎与床榻齐平。如将纸放于儿案上悬臂书写，视觉与手要有二三尺之遥，是无法写当时的细腻小字的。若整个手臂放置几案上，好比人将头凑近至脚面，这显然是一个杂技动作，恐羲、献前贤不至于如此狼狈。稍分析，这分明不合生理自然，更无法转指。画中坐于平交椅之人，将一尺来高、二尺来长的纸，放于几案上书写，岂不省事，却让书童如此抻纸，倒是证明了当时文人足一般不存几案上书写的。古人总是要有书童在侧，“磨墨抻纸”，早年的“抻纸”，大概就是这样的。北齐《校书图》与西晋瓷俑的书写方式如出一辙。从西晋到北齐，其问近三百年，这正是书法所处的巅峰期，正是王字一统天下的时期。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图(图33)、《列女传》等，都如实反映出当时“席地而坐”的生活状态。《女史箴图》(图34)中，画有一站立女史，左手拿纸，右手执笔书写。细看，正是用的“经典”执笔法。古人说的“倚马立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可以断言，同时代的王羲之决不是在几或桌子上书写。 由此而论的笔法，是源于此姿势，成于此姿势。书法之“法”的界定，首先应该在这种姿势的前提下，再论转笔运指。我还观察到最关键之处：《校书图》画面中，一人左手持纸时，是将一张纸向后弯过去，左手如握。另一人是将整张纸展开看，其纸明显是经过书写时的弯卷。正如同期纸张的大小，高不过一尺，长不过二尺有余。只有当纸厚硬坚韧，才有可能这样持纸。可以设想，若不用硬的简牍书写，亦无桌几依托，将纸拿在手里书写，纸必须硬挺不易折，所以当时的纸，无论麻纸、茧纸、侧理纸、藤纸，都符合此要求。史料记载王羲之用麻纸或茧纸书写，应是毫无疑问。到有桌子以后，纸平铺于上，有桌面作托垫，有椅子坐，视觉距离合适，当然就无须要那么坚挺厚硬的纸了。我们现在所用的宣纸，薄而软，无论如何是无法拿在手里书写的。我懒得去图书馆，就近在古籍书店找《校书图》，找《女史箴图》，柜上柜下翻了三个小时，一身汗，一点买拈的意思都没有，书店的店员无一不投我以仇恨又无可奈何的目光。 “古法”的绝唱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纸业，基本无新创，仅为六朝的遗风而已。我查了一下，除皇室与贵族书画仍用绢素；用纸者，主要还是为硬黄纸、麻纸等。好，这又是一个证据——还是坚韧厚挺的纸。可见，隋唐、五代的纸仍是适合于拿在手里、无依托书写的。在中国，高的桌子晚于椅凳产生。桌子源于几案，椅凳产生六七百年以后，才和高桌相配，几、案仍有它们的用处。我不由得想，在垂足坐而又无桌子相配的六七百年中，人们又是怎样写字的呢?好在也还有图可鉴：唐、五代已有了桌子，但往往供放置餐饮、祭祀用具。唐代的《宫乐图》(图35)、《六尊者像》(图36)、周防的《听琴图》中较高的桌子，似都未作书写之用。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37)里，床榻边有几张桌子，但高低如同今天的几。同代王齐翰的《勘书图》(图38)中，主人坐于椅，身后亦有一张高桌，其高度刚好与图中的椅子相配，而笔、纸、砚却置于面前齐膝高的方桌上。图告诉我们，这齐膝高的方桌才是用来书写的。 我再强调一下“齐膝”二字。请设想，隋唐尚书小字，人坐于椅上，无论悬臂或卧齐膝几案朽写，头与上身都将曲至膝部，先辈哪能这样捉弄自己。所以，我肯定，隋、唐、五代，纸是六朝的遗风，书写的姿势亦是六朝的遗风，所不同的是，魏晋尚未乖足坐，而隋、唐、五代是垂足坐。商周时期就有的凭几及晋代出现的圈几，有可能成为书写时肘部的依托。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却也是符合生理的。肘部的依托叮时有时无，并不关键。只要试验一下，便可明白，将肘部夹靠在腰部，其稳定性完全不亚于依靠扶手。五代，周文矩的《文苑图》(图3∽中，我们可看到，右边一人将卷起的纸握在手里，右手执笔。而左边坐者，手里拿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在观赏。依然是，将纸拿在手中书写。我在前面曾插入过一张传日本空海在中国学书法时的“执笔法”图，最有意思的是，图中的手是“举”起来的，又分明写着“转动”二字，正像西晋成公绥昕说的“动纤指”、“举弱腕”。也只有拿在手里书写时，才可能是这种“举”起来的执笔姿势． 沙孟海先生在《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中称这种姿势为“斜势”执笔，并说道：“启功先生提供我一件资料，日本中村不折旧藏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画残片，一人面对卷子，执笔欲书。王伯敏先生也为我转托段文杰先生摹取甘肃安西榆林窟第二十五窟唐代壁画，一人在树下写经。”我虽然没有看到上述之画，却有沙老真实的依据。不管古人是席地而书，还是倚马立就，都是拿在手里书写的。所以右手“举”到、“斜势”到什么角度合适，应该是因人而异，因个人的“阅读”角度而异。唐代孙位《高逸图》(图40)，为竹林七贤残卷，画中有四人席地列坐，其中一人地面置有展开的书卷，除了描写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之外，也为研究晚唐文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人尚法”，彻头彻尾，千真万确。隋唐就开始使用几、桌子书写，只是仅仅“开始”而己，不普及、不“正规”罢了。少数的“开始”，远远抵挡不住绝大多数“正规军”，以坚实的步伐行进于“尚法”的征途。后代书家总说唐以后“古法渐衰”，我以为其“古法”即指将纸拿于手里书写时所用的笔法。“古法渐衰”是由于使用了桌子，这种无依托的书写方法当然就逐渐衰亡了。唐代的“古法”已为“绝唱”奏响了序曲。 不自觉的丧失 该看看宋画了。北宋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图41)中，已四处可见高的桌凳、桌相配使用。在宋人《十八学士图》(?2)里，分明告诉了我们当时的书写姿势：人坐于床榻之上，面前放一高桌，桌面上平铺了一张纸，纸依旧是一尺来高、二尺多长，人则执笔欲向纸书写。纸的两头分别放置一棍状物，以使纸抻平，这就是我们至今使用的“镇尺”。当然是金属、玉石、硬木之类的重物。“镇尺”的产生，是用于纸平铺于桌面书写而不易卷折和移动，与抻纸的作用相同。又，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图43)中，可见一人立于桌案边，一狭长的手卷平铺于上，人悬臂书写，亦有“镇尺”之物于上。宋代，刘崧年的《撵茶图》(图44)更是将当时的书写状态描绘得一览无余：一和尚坐于圆凳上，倚肘在长案上写手卷，纸上方的左右角均压着类似鹅卵石的纸镇。我尤为注意到，和尚手中的毛笔笔毫只是笔尖一点黑。在许多古画中均可以看到。这有几种可能：一是用的兼毫笔；二是古人写字蘸墨只是于笔尖；三是不将毛笔全部泡开，只用笔毫的三分之一。而三种可能均是与古法用笔的要求相符这倒令我想起明代唐寅临的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45—1)。他自作主张，在最后两女簇拥着一坐客的背后，加上了一张高的长桌，上面放置了笔墨，铺有一卷纸，上面竟然压着“镇尺”。而五代顾闳中的原作(图45—2)，只有椅子、几、齐膝的方桌，从头到尾不存在高的桌子。至多在唐或唐以后的五代，将几置于床榻上从事书写，这个时期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图46)、卫贤的《高士图》(图47)便已明确地反映出来。这与唐、五代同期的家具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唐氏浪漫成性，他把明代“伏案”书写的情景强加于五代，可见明代人对五代以前的书写方式已不了解。这种现象，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也嘲笑过：“都穆《寓意编》：王维画伏生像，不两膝着地用竹简，乃箕股而坐，凭几伸卷。盖不拘形似，亦雪中芭蕉之类也。”可见王维也将唐朝人的习俗强加于西汉的伏生，真好比硬要将炎夏的芭蕉长在寒冬的大雪中。看来，“关公战秦琼”，古来有之。虽然唐氏、王氏浪漫，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客观的时代背景。 所以，宋画明白地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真实的书写方式。翻阅宋代书论，仍旧讲究转笔运指。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纸，从拿于手中转为平铺桌面；执笔的手，从“举腕”变为“平腕”；毛笔接触纸面，从阅读面的垂直变为桌面的垂直。这一微小的变化，似不大起眼，却是尤为关键的变化。手在执笔无依托，呈阅读面垂直的情况下，由于手的生理限制，手指运转灵活，腕举，必受牵制，幅度较小，因而不适于写大字。再则是，左手持竹简或纸，正因为是手，所以总归不能绝对稳定。有了桌面，代替了左手作附垫，绝对稳定。毛笔与桌面垂直了以后，不仅手指上下左右运转的空间加大，不知觉中还带来另外的巨大的变化。 桌子的功与过 当有桌面作附垫以后，人们发现，不用“古法”转笔亦可自由稳定地书写字的形状。古人因此有日：“师法不传，人便其所习。便其所习，此法之所以不传也。所谓“便其所习”，就是随意以腕依靠桌面，不用转笔技法了。岂止是我们今人，宋代以来的中国人，从生下就用桌椅，手臂、肘、腕自然有桌面依托。因此，久而久之，便忽视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不使用桌椅和使用桌椅牵涉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姿势。书写姿势的不同必然牵涉到用笔的不同。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历史事实，由此带来的误会及混乱，是一系列。宋代以后的书家反复强调要规范执笔，要悬肘、悬腕，凡后世之以书法称者，未有不悬臂而能传世者．特后人自幼据案作书，习于晏安，去难就易，以古法为畏途，不以为常，反以为异矣。” 这是二百年前的实况。可见当时古法已逝，仅剩少数书家懂得。而二百年后的今天，那些少数书家早已作古，钢笔、圆珠笔、铅笔、水彩笔一统天下，新世纪出生的孩子，用计算机打字，恐怕连笔都不需要。又还有谁会去问津笔法呢?今天起劲强调的所谓正确执笔，悬肘、悬腕，意义何在? 我们聪明的祖先在手臂无依托的原始条件下，发明了便捷的书写笔法，完成了中国汉字优美独特的造型，成为两干多年来历代文人骚客手中神秘高深的艺术，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也正是我们聪明的祖先继而又启用了桌椅，舒适了人类，使书写时臂腕有了依托，却在无形之中，一代一代，逐渐模糊、淡化了笔法，以至最终遗失了笔法。可庆乎?可吊乎?喜耶?悲耶?倒是想到了辛弃疾的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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