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大凡成规模有影响的学术宗教派别，思想内容必然纷繁复杂，多元错综，但都有其必须坚持不可变易、必须遵循不可违背的核心的最高的义理。 佛教的核心最高义理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所谓法印是用来印证某种道理是否符合佛法或是否究竟的方法。佛教认为，凡是究竟的佛法一定符合三法印，它是人生宇宙的最高真理，任何人都无法推翻与破坏。 儒家也有自己的“法印”。 二 尽管儒家重视权道尊重现实，常能因时因人因地而制宜，也就是佛家的第二义谛和善巧方便，但是，儒家也有其核心和原则，那就是我在《坚持“三本”不动摇！》中所概括的仁本、民本和人本“三本”： 就人神关系而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政治制度而言必须坚持以民为本，就社会道德而言必须坚持以仁为本！（说明一下，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专制的歪曲，民本思想常被歪解为国家主义式的国以民为本。真正落实“民重君轻”的儒家民本，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证。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民主就是最合适的制度） 仁本、民本、人本，这就是儒家三法印。 另外，也可以将仁、义和良知作为儒学三法印。仁是仁德仁心；义者宜也，指符合仁道的、也就是适情之当、适时之宜、合乎普适价值和基本道德的行为。仁宅义路，义是对仁的限制和规范。 仅有仁是不够的。墨家讲“兼爱”，陌生人也要象对待亲人一样，够仁爱的了，但是，同等地爱别人和爱父母，结果必然厚别人而薄父母，故孟子批评“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孟子同墨者夷之辩论时问“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在孟子看来，对于兄之子的爱厚于对邻人之子的爱，这是完全正常的，儒者应当做的是推广这种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种推爱是在爱有差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 法家不仁，当然要反对；墨家仁而不义，动机固佳，遗患无穷，也要抨击。于仁而言，义是一种制约。爱人是仁，爱有差等是“义”，良法也是一种“义”，一味讲仁慈，宽纵恶人恶事，破坏法律严肃，动机的仁导致的是结果的不仁。所以严格执法是“义举”，最终也是合乎仁道的。 古今中外好心办坏事、仁德成恶行的例子大大小小不胜数。大公无私的公共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既使出发点很好，是出于仁心发自仁德（假设），但因为它是不义的----违背常情、不合时宜，所以，所以是不仁的，事实已经作出了最好的证明。 义也是一种标准。“内在化”的动机如何、出发点怎样，不好说。而且对于世人来说，仁太宽泛，大而无当，仁不仁，不易辨，所以须用“义”来印证之。例如，一党专制好不好？强辞夺理者也能说出不少道道来，说它是三代表，是最先进的制度，最符合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云云。支持反对的双方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仁不仁，说不清。怎么办？用“义”来印证之。何者为义？当然是要合乎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和世界普适价值了。 当具体某种言论或行为难以确定究竟是否合乎仁义之时，或者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供参照之时，就要凭良知去抉择了。王阳明说得好：“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良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最初本然之性，是法尔如此、自然呈现、“不虑而知”、不假外求的“自然灵昭明觉”的“心之本体”。王阳明认为，良知自然知善知恶。他说：“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 良知固然人人皆有，但很容易散失或受到污染遮蔽。孟子“求其放心”，就是要找回良心的过程，阳明“致良知”就是“解蔽”的功夫。所以，“凭良知抉择”说说容易，实行起来，还是要下点“功夫”的。如果绕过仁义或者民主人本，用充满恶意邪念填满杂染垃圾的心冒充良知去七印八印，那证得的结论是作不得数的。 三 民本人本仁本或者仁义良知都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与破坏的真理，它们之间相互密切关连，互有交叉，它们最终又都归结为仁。仁，是三本之本，众德之德，是最根本、最核心的“法印”，与其它法印是一而三、三而一的。 作狭义解，仁属于道德范畴，作广义解，仁是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之常道。我在《儒家文化的核心》中指出：“仁”是儒家的大经大法，核心之核心，是儒家一以贯之、不可须臾离的最高最根本的道。其它一切儒家思想原则，一切人生、社会、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方面、学问，都要围绕着这个字转，也都从这个“道”中生发出来、扩展开来。 所以，儒家三法印又可归结为一法印：仁！ 巧合的是，佛教中较早的小乘经律论和大乘经论说三法印，后来大乘又提一实相印。《法华经·方便品》：“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印。”《法华玄义》卷八上：“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盘三印印之，即是佛说，修之得道；无三法印即是魔说。大乘经但有一法印，谓诸法实相，名了义经，能得大道；若无实相印，是魔所说。”一实相印包括了三法印，总摄缘起、无常、无我、寂灭等佛法。 仁相当于儒学的“一实相印”，是总摄民本、人本、义、良知等儒法的最高法印 四 儒家门派众多，义理纷繁，儒者的言论书籍浩如烟海，有了儒学三法印为标准，就可以用来鉴别“儒理”的真俗（第一、最高的真理与世俗、局部的真理）、经权（原则之言与权宜之论）、真伪、高低了，也可以用来鉴定儒者的真伪、大小、优劣了。它就象一面照妖镜，举镜一照，那些伪学、俗理、权言，那些伪儒、小儒、劣儒却都将无所遁形！ 在佛教中，凡是究竟的佛法一定符合三法印、凡不符三法印的道理，就是不合佛法的，至少是不究竟的，不管是谁说的，即使是释氏所说也不行。在儒学中也一样，凡不符三法印的言论，就是不合儒理的，至少是不究竟的，即使是孔子所说，也只能视为一种权巧方便、权宜之言而已。 儒学三法印，就是儒家的“新三纲”。握住这三个纲，就可以全面透彻地理解儒学具体各“目”，就不会陷入各种局部的、枝叶的问题之中而失去对整体和根本的把握，就不会象你一样盲人摸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古今伪学俗理权言和伪儒小儒劣儒，用“印”一印，就会“原形毕露”；世人对儒学的误读、学者对儒学的歪解，用“印”一印，就可发现他们的偏差和错误了；一些人对儒学疑虑不解之处，用“印”一印，不少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例如，川江号子先生在《枭声何时变奏？》所问的几个问题，如“儒学微言大义，仁智各见，门派迭生，泥潭越搅越浑，如何以有涯之生将其廓清？”“以儒学为母体，能孵出新文化的雏形么？以儒学为温床，能育出现代文明的新苗么？以儒学为框架，能画出平等自由的蓝图么？以儒学为窠巢，能引来赛先生德先生安家落户么？”诸如此类问题，皆可迎“印”而解、以“印”作答。 五 佛法为出世法，佛教三法印只限在佛教内部使用；儒学不仅致力安立个体生命，同时致力社会变革，彻内彻外内圣外王，圣学尽性，王道“三通”，所以，儒家法印，不仅适合于世间各种学说，用于各种出世法也无不可（所谓出世，相对而言，归根结底没有哪门出世法是在世外修的。佛法为出世间法，亦含世间法。智度论云：菩萨能了知众生之根欲性有种种，分别施予法药。药有二种，指的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 尽管具体形式各异，但即使最高理想王道政治，也包含民主原则。民主制度，是王道政治的初级阶段，所以，可以说民主是世间共法；而“仁”，则是世出世间的共法。在儒学中，“仁”是形上形下彻上彻下、统内统外彻里彻外的，形上为道，在天为理（天理），在人为性（人性），在身为心（良知），于囯为政（仁政，仁政的具体内容和制度表现因地、因时而异），于王为道（王者，天下共往也）。 所以，作为最高原则，作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常道，“仁法”是所有世法出世法都不能背离的（简而言之，世法主要以民本人本印证，出世法主要以自心良知印证）。凡有违于民本人本仁本，或不合乎仁义良知的学说，不论是世法还是出世法，必然是有问题的。至于什么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不够文明圆融还是落后反动乃至邪恶，因“法”而异，须具体而论。 执此堂堂正正大仁大义而又圆融无碍的大法印，印向古今中外各门各派，那些不仁不义不道德反民主反人本的歪理邪说固然是无所遁形，有些文明程度不够或义理方面有缺的学派教派，未能“与时偕行”、“进而化去”的猴子尾巴，也很容易被揪出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