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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杜甫优劣论

2011-04-18  闪闪星1978

 

 

 

李白杜甫优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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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的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宝库中的两颗明珠,自唐代就有了“李杜优劣”的论争,迄今各诗论大家仍然各执己见。其实李白与杜甫孰优孰劣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关键只在于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各不相同,以及审美对象的艺术特色各不相同。李白与杜甫本来就是两个各不相同的审美对象,他们在属于各自的诗歌领域绽放了耀眼的光芒。

一、李杜论争不同的审美趣味

从审美主体上说,大部分情况下,由于读者一方面要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想的流向和审美思潮的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个人的认识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影响,由此观点来看历代读者对李杜诗的不同认识和评价,我们才会感到,不论是抑李扬杜,或是抑杜扬李,并不是李杜诗的客观成就和价值产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历史上的文学思潮在变化,审美取向在变化,且读者个体在思想倾向、个性嗜好和审美趣味方面存在着差异,因而在李杜的争论下各有看法。

在李杜生前,并不存在抑此扬彼的现象。从实际情况看,李白在世的时候早已名动天下当时李白结交甚广,当世才学之士多与李白惺惺相敬,名僧名道更是与李白多有交往。贺知章见了李白的诗作则击节称叹,赞之为“谪仙人”。而杜甫泽没有李白那样多那样大的盛名,他的作品之流传也远比李白为晚。只是到了中唐以后,经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崇和鼓吹,杜甫的诗名才开始与李白相齐。元稹、白居易二人出于个人的审美观,主要是出于他们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现实的诗歌主张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推崇杜甫的新题乐府,因而不惜贬低李白,这可以看做是他们抬高杜甫地位的一种手段,来达到他们宣传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目的,但也是由于中唐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高涨所致。

中唐之后的诗坛是沿着李杜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韩愈、李贺、卢仝、杜牧等诗人显然是对李白富有激情与充满奇幻色彩的浪漫风情更感兴趣;而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的新乐府诗派等诗人对杜甫深刻反映现实和民生疾苦的“史诗”般的深沉诗风更为钟情。其他如刘禹锡、李商隐等诗人则对李杜兼收并蓄,都在以自己审美眼光和趣味来选择接受李杜不同的诗歌传承。正是李白和杜甫相反相承的诗学传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经一纬,才使中晚唐诗人织成了百花争艳、花团锦簇的诗歌画卷。

到了宋代,李白的地位急剧地降落,而杜甫的地位开始大幅度地上升,抑李扬杜是宋代主潮,主要是从思想和道德人格方面。总之,宋人尊杜贬李,主要从封建礼教和儒家的忠君思想观念出发,他们对杜甫的忠君爱国的儒臣形象表示倾慕,而对李白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叛逆形象十分反感。当然这与宋代的尊君崇儒的道德观念和理学思想的盛行有关。他们有意地把杜甫塑造成“每饭不忘君”的忠臣形象,而把李白看做是不遵礼法、放情酒色的“浪子”,这是他们受时代偏色变型的“眼镜”所扭曲之结果,他们没有完全看到杜甫和李白的真正形象和李杜诗的真实面貌。

从诗歌创作的方面来看,宋诗是在杜诗的笼罩之下。无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苏轼、陈与义,或是以杜甫为不祧之祖的黄庭坚的江西诗派,都是杜诗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即使是南宋四大家尤、杨、范、陆,在创作方面也都受到了杜甫的深刻影响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命运前途奠测,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杜甫的忧患意识、爱国精神、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同情心,都更容易在宋代诗人的心中引起共鸣。相对来说,人们对于李白不遵礼教、藐视权贵的反叛精神却未产生足够的同情。宋人的经世致用的现实态度,更容易接受杜甫,而疏远李白。

明代有一股崇李思潮,他们普遍尊李抑杜,这说明明人是喜爱李白那种高扬的人格和浪漫的诗风的。这些人普遍是社会地位较低,或有坎坷经历的人 他们才高位卑,怀才不遇,恃才做物,非常向往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叛逆精神和独立做世的气度。同时,明代尤其是明末思想解放的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潮和浪漫主义的审美倾向,很显然给李白的狂放精神和浪漫诗风,提供了滋生土壤和成长的温床。明人很自然地选择了纵情放浪的李自作为他们向往崇拜的偶像和榜样;而对于循规蹈矩的杜甫的兴趣,显然是减弱了。

总之,从读者和接受者心态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关于李杜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浮沉变化的历史。更能够说明,历史上的作家和作品的审美作用,是顺着历代的读者、接受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审美思潮的变迁、个人的思想、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同一个读者主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心境状态下,其思想状况和审美情趣也是在变化着的。只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艺思潮还在不断地变化,只要人们的审美情趣还在不断地更新流变,只要读者个体的思想、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还存在着差异,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李杜优劣的话题今后还会不断地论争下去。

二、李杜诗学不同的艺术特色

由于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随着时代的变化各有不同,因而对李杜的尊崇也就各执一词。那么从审美对象出发,李杜诗学究竟孰优孰劣呢?在我看来,他们是两个不可比较体,是当时时代的独特产物,在不同方面散发着各自的不同魅力。

(一)不同的创作方法

先说说李白。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他崇尚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而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飚和喷溢的火山。与喷发式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李白诗歌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他的奇特的想象,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一个想象与紧接着的另一个想象之间,跳跃极大,意象的衔接组合也是大跨度的。

与作诗的气魄宏大和想象力丰富相关联,李白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他对体积巨大的壮观事物似乎尤为倾心,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李白将它们置于异常广阔的空间背景下加以描绘,构成雄奇壮伟的诗歌意象。但是,李白诗里亦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那些由清溪、明月、白鹭、竹色、白露等明净景物构成的清丽意象,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蕴含。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具有清亲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雕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

再看看杜甫。

他善长现实主义的诗歌,他的诗歌被称之为诗史,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可以证史、补史之不足,而且对现实生活做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往往从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庭写起,以小见大,为我们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它的写作方式。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杜诗用叙事手法写时事。他大量使用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二、杜诗叙事,即叙事件的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这些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三、他写时事融入自己强烈的抒情。客观的真实的叙述与主观的强烈的抒情,融为一体。有时还杂以议论,融抒情、叙述、议论于一体。记述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画面,而抒发的是一己之怀。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空前的,是诗歌表现方法的转变,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

(二)不同的题材类型

李白的诗歌成就主要集中在乐府、歌行和绝句上。

李白的乐府诗虽大量沿用乐府古题,或用其本意等,但有两大创新之处:一方面是借古题写现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用古题写己怀。这类乐府由于偏重于主观抒情,更能体现李白诗歌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首先李白以第一人称的抒怀和议论表达主观感受,完全打破了传统乐府用赋体叙事的写法。其次李白把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乐府诗的创作中,便形成了行云流水是抒情方式,有一种奔腾回旋的动感。

李白的乐府诗的创作,实已完成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李白歌行的创作成就比乐府高。他的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任随性情之所之而变幻莫测、摇弋多姿的神奇境界。不仅感情一气直下,而且还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来显示其回旋震荡的节奏旋律,造成诗的气势,突出诗的力度,呈现出豪迈飘逸的诗歌风貌。

李白独特的艺术个性,及其非凡的气魄和生命激情,在他的歌行中全部展露出来,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以及洒脱的气质,全都灵光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并至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而内蕴飘逸潇洒。他的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反映到他的绝句里,形成了清新飘逸的情思韵味。尤其是七绝。带有以古入律、自由发挥的特点,融入了乐府歌行开合随意而以气贯穿的表现手法。

对于杜甫而言,律诗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杜甫写时事的诗,多是古体,因古体便于叙述。他在古体上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难度比古体大得多,但杜甫却能运用自如。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征夫》。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 ,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的登峰造极之作。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

杜甫最高的成就,可以说就是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得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江村》、《春夜喜雨》。杜甫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诗律细是他对律诗的追求,这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幻莫测而又不离规矩。

杜甫律诗的另一成就在于炼字炼句上。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动词诗句活起来,用副词使诗舒畅而富于转折,特别是“自”字,他实在是用得好极了。他还善于用颜色字以强化某种情感色彩,用叠字以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以使诗的声调更加和谐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起来更亲切。

(三)不同的艺术风格

风格,是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艺术素养等等在作品中的反映。至于李杜风格,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引用严羽的话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沈郁”。这似乎已成定论,李白的风格蔽之为飘逸,杜甫则为沈郁。

从时代背景看,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形成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从家庭环境教育看,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在人生价值追求上,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李白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徘徊者。

而杜甫就简单得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在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

正是由于李杜风格的不同,因而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也正是如此,他的豪放洒脱与浪漫情怀,体现了盛唐风貌。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关口,他的是个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无论李白还是杜甫都是应时代而生的巨人,他们的作品虽然各具风格,是各自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但同样都是时代的衍生物,对于李白的浪漫洒脱就像一起奋发的青年,而杜甫的沉郁顿挫更多的是像中年人,每一个阶段都是无法逾越的。有朝气蓬勃的盛夏就有秋风瑟瑟的深秋。而且在不同时期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与风格,更何况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综上所述,李白与杜甫孰优孰劣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关键只在于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各不相同,以及审美对象的艺术特色各不相同。作为读者受到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审美思潮的变迁、个人的思想、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的;作为李杜这两个审美对象,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李白的诗歌擅长于乐府、歌行与绝句,而杜甫的诗歌多律诗,且格律之严谨绝世无双。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从性格到创作风格,完全不相同。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作为诗仙与诗圣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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