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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漫议诗歌“集大成”者——杜甫 如果说盛唐是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的分水岭，那么李白和杜甫就是这个分水岭上的双峰。而如果说在这双峰中，李白主要表现出“继往”的一面，那么杜甫更多在显示出“开来”的意义。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出生于巩县，曾居长安南少陵，世称杜少陵，曾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又称杜工部。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远祖为西晋杜预，祖父为著名诗人杜审言，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三十四岁以前，基本上是在读书和漫游中度过的，这段时间，正是所谓“开元盛世”，他跟其它盛唐诗人一样，诗里充满了少年气盛的昂扬情调和自信。天宝六载，应试未果，困守长安十年。“安史之乱”爆发后，陷贼，后逃出长安，到凤翔肃宗处，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触犯肃宗。长安收复后，被贬华州司户参军，后流落入川，受严武接济，在浣花溪盖草堂。严武死，失去依靠，率家出三峡，最终于贫病中死于湘江船中。 在杜甫的思想中，有较浓厚的儒家“忠君”思想，以社稷为重，忧心民生疾苦，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他全做到了，即使遭贬谪后，亦终身无一言怨怼君上，这是他被称为“诗圣”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他的忠君思想又往往与爱国爱民情怀错综交织，故而，对社稷和人民的最终关切，成为他“忠君”的核心内容。同时，也在他身上又表现出极强的“平民”意识。杜甫一生同情人民，坚定而真诚地为苍生社稷忧虑，用诗歌抒发能够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思想情感。所以，他既不像李白受道教很深的影响，更不像王维身上有着很深的佛教烙印，而是一直以儒学为立身之本。这就使他作为“诗圣”，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成为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由此形成的杜诗风格，也同样标志着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诗意所在，垂范于后代作家。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几乎各体兼长。《望岳》一诗，是杜甫现存作品里较早的一首，其中充满了少年气盛的昂扬情调和自信，其开阔的心胸、雄伟的气魄，不亚于李白。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是杜甫陷贼时的作品，国恨家愁汇于一处，集中体现了作者忧时伤乱的心怀。这种以国事为怀的情感，直到诗人老病，犹未销减。 如《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是杜甫晚年漂泊岳州时的作品，此时他浑身是病，自身难保，可仍惦念着京师关山北面的边防，为国家的安危而流泪，体现出他忧心国事的心境。 他的新题乐府，继承了《诗经》、《离骚》重兴寄的爱国忧民精神，又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优良传统。其乐府古体诗，将“歌”与“行”在表现职能上分开来，效法汉魏古乐府取题的用意，以“行”诗写时事，自立新题，别外独创格调。如《兵车行》，不用《从军行》这类乐府旧题，而是自创新题，直接针砭时弊。在写法上，一开始摹写送别惨状，是纪事；自“行人但云”以下为征夫的诉苦，为纪言，采用的是一种客观的纪实描写手法。虽说是写实，但以时事入诗却含有泪水和深情，具有运笔如椽、令为之神动心摇的感染力。他以超人的伟力，为乐府诗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格局，对白居易等后世作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其诗风成熟之后，表现出很突出的写实的一面，其写实手法也是多方面的。与写实的笔法相应的，是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杜诗大多反映的是时代加给无辜者身上的悲剧，笼罩着忧郁悲凉的气氛。当诗人写到自己的遭遇时，更是凄苦不堪，悲怆不已。只要这种悲怆之情郁积胸中，诗风的“沉郁”也就是必然的了。因此，杜诗沉郁风格的形成，可以说是安史之乱前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时代社会心理在杜甫诗歌创作中的反映。尤其是入蜀后的十余年漂泊，悲剧气氛更加浓厚，杜诗沉郁风格也相应地发展到顶峰。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描述。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是在十年困居长安期间形成的，而于杜甫晚年漂泊西南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最初他自称“沉郁顿挫”的含意，主要是表达自己学力深厚，写作技巧娴熟。后来他经历了干戈离乱，饱尝人生的艰难困苦，并于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创作日趋成熟，此时再用“沉郁顿挫”来概括他的诗歌风格，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波澜老成的含义，可作为杜诗艺术风格的定评。《秋兴八首》是其中的代表。这一组诗共八首，为大历元年（766）诗人在夔州时思念长安之作，或即景含情，或直诉悲愤，或借古喻今，或欲说还休。八首只如一首，一次又一次的忆长安、感盛衰和伤沦落，反反复复，欲吐还吞，沉郁回环，悲慨深沉，极顿挫之致。同样的作品还有《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杜诗中最有名的一首七律，八句皆对而一气贯注，悲怆而不消沉，是拔山扛鼎式的悲歌，写得一气盘旋、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被后人评为古今七言律第一。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清新流畅的抒发一时灵感与情趣的诗歌。如《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等，但这些绝句与盛唐时的一般绝句相比，又有所不同，在声调上不是那么悠扬，和谐，但章法、句法多变，刻画细致，能曲折达意，且受民歌影响，更多的杂有当时流行的口语。 杜甫以过人的才气，很好地掌握了各体诗歌体裁，他是一位技巧纯熟的诗歌大师，将广阔的社会生活全面引进到律诗里来，形成律诗强大的生命活力，并于晚年致力于近体抒情诗形式的探讨，力图创造律诗独特的语言和境界。由于杜甫在诗歌上多方面的成就，后人有“集大成”之称。这种“集大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虚心学习前人的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他的诗叙事和写实，受《诗经》中雅诗和汉乐府的影响，爱国忧民的精神，是对屈原《离骚》的继承，具体表现为对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诗句词语的直接运用和点化上。五言古诗，受王粲、曹植、陶渊明等人的影响。他主张力崇古调，兼取新声。既推重古体，又注意近体，既要求风格、语言的雄浑古朴，又重视修辞的清丽华美。 其次，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他的五言古诗穷极笔力，充分扩张境界，能由十韵拓展为五十韵，再拓展为七十韵的巨制。五言排律，更是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务为铺陈终始，皆前所未有。七言古诗，有长篇巨制，也有短制组诗，取材极为广阔和丰富。他的歌行体，句法皆以散文笔法出之，有时一韵到底，转折不衰，有的更换用韵，愈转愈精，气格苍老，雄跨百代。他的七律变体犹多。七言绝句有律体的绝句格，也有拗体的绝句格，开创法门甚多。杜诗的风格由崇尚绮丽、清新，向沉郁、老成发展，除了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外，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储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最后，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在炼字炼句方面的功力非常深厚，杜诗的句法变化和炼字的精当，确已到了惊人的地步。如常把色彩字放在句首；善用动词和副词等等。前人多有论述，恕不赘引。至于杜甫对后世的影响之巨，也是尽人皆知的事。还是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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