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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无可逾越

 木柳书屋 2012-04-07

 

 
      诗圣杜甫的重量 杜甫诗无可逾越
   
 
       2012年03月13日 08:42:19
      来源: 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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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内的杜甫雕像

杜甫画像

  文\伍立杨

  今年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712-770)1300周年诞辰。日前,由河南省诗歌学会等举办的“放歌中原———河南省诗歌界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音乐诗会”在郑州宝莲祥诗歌沙龙举行,从而拉开了我国纪念诗圣杜甫大型活动的序幕。

  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世界人民纪念他。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他既是伟大诗人,又是文化巨人,他的诗歌表现的人文精神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他又是承上启下、开创诗歌艺术新貌的诗人,对后代诗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纪念杜甫,他那炽热的爱国血诚、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深挚的民生关怀,永远让人缅怀。

  中国诗歌史上雄视百代的大诗人杜甫,字子美,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他于公元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770年故去,在人世仅生活了58个年头。但他的作品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千百年来经久不衰。

  清寒的一生

  杜甫一生流离失所,历经坎坷。使他对于民间社会的观察,感同身受。民间疾苦的长时间折射,也导致他的诗作内容灌注关心民瘼的内核。

  杜甫诗作深深蒙络转折时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面貌,渗透民间疾苦,故有诗史之称。

  杜甫在青年时期即因性好漫游,和李白、高适等大诗人结下文缘。中年时期,应试长安而落第。后来上策论、献策略,屡试不售。“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就是这种悲凉生涯的真实记录。该时期谋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吏角色,他这时期的名作有《兵车行》、《丽人行》等等。壮年时期,恰值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被叛军拦截押往长安。混乱局面中,传来官军败北的消息,困苦中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作品,均为艰难时世的真实记录。三吏三别就写于该时期。“三吏”即《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其后杜甫携家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遂往投之。再往后又踏上漂泊之路,数年间,出夔州,往湖北、湖南一带流徙,最后病逝于湘江边上,当时杜甫在耒阳游岳庙,“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馈送牛肉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旧唐书·杜甫传》)。该时期作品染上深切的沉郁顿挫的力量。《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均为这个时期的名作。

  幕僚生涯

  杜甫有过短时间的做幕的一段生涯。当时他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恰好他的朋友严武被派到四川当成都的节度使,因此他推荐杜甫作节度使的参谋,这对他的生活来说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严武主要是在训练部队,想要跟西部大山中的吐番作战。在某一年的7月份,严武率兵西征,他曾写诗记录这件事情,杜甫也有绝句跟他唱合,两个月后就将吐番人击败,收复了一些城市,就是现在的四川理县一带。严武又指挥他手下的刺史继续追击吐番人,将地盘向西扩展了好几百里,杜甫这时写了《八哀诗》,其中说“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对严武真是推崇备至了。严武这个人文武皆备,很有气魄,对地方及边疆建设卓有成效,杜甫在他的幕府中颇受关照,在这期间写下很多诗,还写有文章《东西两川说》,此文议论边疆问题。当时幕府管理非常严格,一早上班,天黑才下班,因杜甫家在城外,在幕府上班生活相当呆板,其他有些幕僚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往往都是勾心斗角,杜甫这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和这些人在一起,暗箭难防,心中忧郁不可言宣,而这些人出于自私的本性,有的将矛头对准杜甫,说他这样那样,他受到这种打击,压抑憋屈,滋生多种身心疾病,加之办公室久坐,导致四肢麻痹。当时他做了一首很伤怀的《宿府》,记录幕僚生涯,“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又说“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饱经丧乱,流离失所,其痛楚可知。所以他在第二年的初春,很坚决地向严武辞去幕僚的职务,回到他的草堂,重返旧日的耕读生活。他的幕僚生涯不及一年,回到草堂后,生活也大致过得去,又过了一年不到的时间,严武去世了,杜甫也就失去了依凭,过了一个月,就彻底离开了四川。

  沉郁顿挫的极境

  较之于天才诗人李白,似乎杜甫是靠功力作诗,事实上杜甫一样是天才诗人,只是行为方式不如李白那般疏狂,他的天赋也是一流的,并非专靠学殖取胜,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不难窥见一二。杜甫在前人基础上,对于古典诗歌的体制,调和鼎鼐,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拓荒者,促成了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至于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复沓辗转,往复铺叙,极具非凡重量,造成中国诗歌艺术的最高峰。其间对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更形成一套完整的艺术经验。

  沉郁为诗中一种高格。其名称最早出于钟嵘的《诗品序》:“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进鹏雕表》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风格。沉郁作为一种文学风格,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字特质,它古拙苍重悲凉,而非姿质冶丽。在杜甫的诗中潜泳,最易体会那种慷慨悲凉、抑塞磊落之气。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素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阔抱负,诗作艺术地纳入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深植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深郁异常。故沉则不浮,郁则不薄。意在笔先,神于其外,诗之高境,于此顿显。沉郁固然是一种笔法、一种文字特质,心事千缠万绕,也只能曲折地透露一些,语气停顿挫折,或间歇或转折,表面上休止了,实则韵味仍在延续深化。但沉郁更是一种心境。是绕着智慧内省的氤氲,是身陷困境的个人体验,其深深的孤寂感,往往起因于对命运不可逆转的喟叹,真正的大作家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候,心中也有一种潜在的忧郁、不安和期待。沉郁之思,出之以凝练而未经人道之语,便力透纸背,因为寄托遥深,便恒久地停栖一种宏于中而肆于外的感怆之慨了。

  沉郁顿挫的内在风格,加重了杜诗的无可逾越的重量。

 

  影响力的持续放射

  杜诗的艺术成就卓著,无论古体、近体、五言、七言,均有其独到的创造。宋代大诗人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以杜诗为精神后盾。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现代论述中国文化特征的评论家,颇有以神韵为尊,而以王维一派来接轨中国画的写意特点,而尊其为诗坛正宗。但在钱钟书先生看来,却认为历代的诗论骨子里头的诗尊子美(杜甫)。钱钟书本人对诗人的评价,也以杜甫为最高,其内在因由,就是杜诗忧患的内在价值。一般以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但钱钟书却说,杜甫、韩愈,都是唐代大诗人,而他们的作品却为宋调开了路。

  杜诗艺术成就无与伦比,是故历代注家蜂起,至宋代已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搜集各家注本,费尽移山心力,前后持续二十年之久。他这书的特征是资料极为详尽,是研究杜诗的极重要的参考书。同样是清代学者,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对于杜诗的诗风和境界有着极为高明深邃的解读,为杜诗研究所必备,同时亦可供读者鉴赏,便于了解杜诗深刻的思想含义及艺术风格。

  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选取魏晋至金代十八大诗家,其中杜甫所占比重最大,所占卷数也最多。去取之间,极为谨严,他对杜甫的推崇,可见一斑。

  《杜诗镜铨》,较之前两种著述,不偏颇,不繁琐,简洁明了,时常结合自身创作经验而谈,对于杜诗境界的创造,往往一语中的。不附会,不予会,不呈博,平正通达而著称。

  更早一些即明末清初的《杜臆》,作者王嗣爽,研究杜诗长达37年,该书为其心血之作,在杜诗学史上地位很高。突破此前明代杜诗学研究毫无进展的局面,对于前人注释杜诗的穿凿与偏颇,辄多纠正。他的笔触致力于探索和发掘杜诗中的真性情。

  之所以说杜诗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文艺、文学的范畴,乃因杜诗是时空系统中光辉不磨的经典,杜甫是配合汉字激发生命力的卓越指挥大师,“其人与骨皆已朽矣”而“诗卷常留天地间”。深湛的哲理,广博的同情,渊厚的叹息,弘毅的魄力,发挥着人性的美德,奠定了人性的尊严,构筑在正义、真理、民众利益之上,至于修己及人,经邦济世的要素,更是闪烁可见。现代的读者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放眼当代的社会和世界,不难得出深切的感召和启示,以及经久不衰的审美享受。(原题:诗圣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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