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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忧民的诗歌大成者杜甫 杜甫与李白是在盛唐诗歌高潮中出现的两座并峙的高峰。他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执着地关怀现实政治，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优秀篇章，深刻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广阔的社会现实，因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表现变化多端。被后人尊为“诗圣”的杜甫，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百世楷模；为中国的诗歌艺术树立了沉雄博大的最高标准。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在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所以他常自称“杜陵布衣”，后来曾一度居家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他这一族从十世祖起徙居襄阳，后因曾祖杜依艺终巩县（今河南巩县）。独夫出身于一个具有诗书悠久传统的旧世家。他的十三世祖是晋代名将当阳侯杜预，博学多才，武功、政事、学术都有成就，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官守儒”的楷模。他的祖父就是“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在律诗创作方面对杜甫有直接影响，所以杜甫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他的父亲杜闲曾当过兖州司马、奉天令，但这时家道已经衰落。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那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开天盛世的同龄人。青年时代他曾漫游吴越齐鲁，24岁时应举不第。天宝初他遇到从宫廷放还的李白，这两位大诗人的结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乾元二年（758）弃官，经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营建草堂。其间因蜀中军阀混战，一度流亡梓州、阆州，回到成都后，被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离成都南下，次年至夔州，旅居两年。57岁时出川，在岳州、潭州、衡州一带漂泊。大历五年（770）病死在湘水上，享年59岁。
李白和杜甫都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李白的诗更多地表现了盛唐诗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杜甫年辈较晚，经历过坎坷的人生道路，卷入过战乱的旋涡，又长期沦落下层，因而能够逐渐走向人民，为人民大声呼吁。他最可贵的精神是能够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宁苦身以利人。他最主要的成就是能够写出许多深刻反映他的时代，堪称“诗史”的重大篇章。而他在政治上的运见卓识、关注显示的执着精神以及抨击时弊的巨大力量，都植根于盛唐的理想、激情、宏伟气魄和时代责任感。
杜甫在盛世文明的教育下长大，整个青壮年时代在开元年间度过。他从同时代人的远大抱负和活跃思想中获得了进取的信心，从一代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盛唐文人共有的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骁滕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无不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绪，显示出诗人对前途的充分自信。但当他满怀希望跨入上层社会时，统治集团已经腐败。长安十年困守，功业上一无所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
如果说李白多以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统治者的昏淫腐朽，杜甫的《丽人行》则是直截了当讽刺杨国忠兄妹娇纵荒淫的丑态；在慈恩寺塔上，当高适、岑参等诗人还在“盛时惭阮步”时，杜甫已经“登兹翻百忧”，产生了“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的预感。
在安史之乱中，许多诗人的慷慨高唱沉寂下去，杜甫却卷入了祸乱的中心。他热切地关注着国事的变化，与人民一起经受战争的磨难。并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身陷叛军占领的长安，写下了许多反映战乱现实，抒发忧时浩叹和爱国热忱的篇章。《悲青坂》、《塞芦子》、《悲陈陶》表达了人民渴望官军收复长安的心声，对官军的惨败、牺牲的将士致以沉痛的悼念，为不能向朝廷献筹边策而无限焦急。《悲陈陶》 ：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这首诗不仅以血淋淋的实录反映出唐军惨败、叛军气焰正盛的形势，两京百姓在血泊中哀吟的惨象，而且以典型的画面凸显出人类战争的残酷。表现的不仅仅是对时势的密切关注，更重要的是无数生命的轻易毁灭在诗人内心造成的强烈震撼。《悲青坂》希望连续惨败的官兵得到暂时休整：“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由杜甫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由于他处于唐王朝极盛而衰的突变时期，因而对国家命运的兴衰对比具有特别强烈痛切的感受，这是任何时代的诗人都难以相比的。又由于他个人特殊的遭际，才能使盛世所赋予他的远大理想和时代责任感在乱世中得到深化，使他对现实的批判产生震撼人心的激情和力量。这一点是杜甫高出于中国文学史上所有诗人的主要原因。
杜甫被尊为“诗圣”。除了他的忧世悯人之心与“古昔命世圣贤”（方孝孺《成都杜先生草堂碑》）相同以外，还因为他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他将《诗经》、汉乐府、魏晋齐梁诗、初盛唐诗的各种表现艺术熔于一炉，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风格变化多端。
杜甫用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诗体主要是五古长篇和七言歌行，顿挫起伏，变化不测，跌宕夭矫，淋漓悲壮，杜诗中的洪钟巨响。除此以外，他在其他各类题材各种诗体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独步千古 。他的律则精工凝练，气象宏放，名篇特多。如《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不仅高度概括了泰山象征造化伟力和代谢变化的壮美景色，而且表现了把大自然的浩气都纳入胸怀的豪情，在观望名山的兴会中，寄托了登上事业顶峰的雄心壮志，以及前程万里的乐观和信心。又如《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管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星空平野使人想到宇宙的永恒，月影江流使人想到时间的流逝。
杜甫的绝句同样风格多变，像盛唐诸家一样，他也有风韵绝美的七绝，如《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诗人晚年与他相遇，不由得勾起对于开元盛世的怀念。落花是暮春实景，另人想到一切繁华的衰谢和飘零，昔盛今衰之悲也就自在黯然不言之中了。这首诗是眼前景、口头语，含蓄蕴籍，风韵无限，典型的开元七绝风调。他的绝句也有不少色彩鲜明、构图精致的佳作，如著名的《绝句四首》其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恫吴万里船。
黄鹂点缀于翠柳之中，白鹭排列于青天之上，形成色彩的鲜明对比；西岭的雪和万里桥的船虽是纳入了“窗含”和“门泊”两个画框之中，诗里所展现的时空却拓展到千秋万里之外。五绝《八阵图》更是高度凝练：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杜甫虽然融会古今、兼备众体，但还是以沉雄博大、悲壮瑰丽为主要风格。说诗者历来以“沉郁顿挫”形容杜诗的基本特色。这四字原杜甫的自评。“沉郁”指文思沉蕴籍，“顿挫”指声调仰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之意，因此后人以此四字来概括他的特色，便包含了深沉含蓄、忧思郁结、格律严谨、抑扬顿挫等多重内涵。他和李白都代表着盛唐诗歌的最高水平，风格与李白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李白天才放逸，不拘法度，没有锤炼的痕迹；杜甫才学富赡，法度严谨，思力极其沉厚。两人都善于变化，但李白的变化在声情和辞藻，杜甫的变化在立意和格式。因此前人认为李白是天授的奇才，杜甫是人能的极致，称李白为“诗仙”，称杜甫为“诗圣”，确实概括了他们的主要区别。
杜甫对诗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集大成”，集成之说容易使人误解杜甫只是融会前人的成就，其实杜甫在继往之外，更多的是开来。他总结了盛唐诗的全部成就，但在诗歌表现艺术上为后人展现了新的前景。他运用盛唐出现的新体歌行反映时事，直接开启了中唐和北宋的新乐府创作。如《兵马车》：这首诗开头写士兵出征前亲人赶来送别的情景，概括了从汉到唐统治者穷兵黩武所造成的百姓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接着又借鉴陈琳《饮马长城窟》用对话展开故事，将数万民夫的命运集中体现在一个太原士卒身上的手法，在成千上万士卒与亲属渭桥送别的这场意景中，构思出一个历经征战之苦的老战士，借他对生平的自述，展现了从关东到山东、从边庭到内陆、从士卒到农夫，广大人民深受兵赋徭役之害的历史和现实。
杜甫在语言方面的锻炼功夫是他诗歌创新的基础。他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大师，他既能融化前人诗赋中现成的语汇，又能用口语和俗语入诗，不避尖新，不避拗峭，不避粗拙，这就使他的诗在秀句丽句之外又有深句、险句、拙句，累句，从而突破了盛唐人一味以闲雅、冲淡为致的审美趣味。其粗拙如“但使残年饱吃饭”、“叫妇开大瓶”尖新如“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拗峭如“乐游古园崒森爽”，生僻如“哀壑杈芽浩呼汹”，这类句子随处可见，由于气魄精彩流动于字里行间，倒为他的诗歌增添了苍硬奇崛的盛情。此外，他在诗里大量运用经史古语和典故，或融景入典，或典景交融，这也使他的诗歌增添了深典凝重之感。由于杜甫在艺术上力求独构新格，其不同题材不同时期的作品各有不同的风格，或俊逸，或清新，或奔放，或恬淡，或华赡，或古朴，并不总是一副面孔，一种腔调。这就改变了盛唐诗风格比较单一的状况，为中晚唐诗人在构思、音节、语言方面刻意求变辟出了新路。
总而言之，杜甫极盛唐诗歌思想艺术之大成，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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