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象”的概念则是殷蹯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大体是指以诗人的情感、神思统摄物色万象，使之呈现为富有韵味的意境。
因为诗是美的构造，所描绘的意象便需要经过精心选择、改造和配置；所使用的语言，便需要从色泽、音调、暗喻的意味等各方面加以洗练和推敲。而诗歌的其它功能，如记述所见所闻、赠答应酬等，必须服从这种美的构造的需要。唐诗中大量的优秀作品，都呈现出诗意高度集中、意境单纯明净的特点。这正是唐诗为人们所喜爱的重要原因。
中唐。
是指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使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转入衰乱的时期。这一阶段，首先可以看到诗歌与时事政治的关联加强了。这一种关联的加强常常伴随着诗人个体意识的削弱和对于国家的依附意识的加强，伴随着儒家文学观念的加强。这在杜甫已经不能免，在元结、白居易等诗人那里更为突出。另一方面，作为盛唐诗歌主要特征的激情的表现，在中唐诗歌中也受到抑制。杜甫诗歌的“沉郁”实际上就是激情受到理性的抑制的结果。在其他诗人那里，激情或转化为怪诞，或转化为哀苦，乃至退化为闲适、琐细。
当然，唐代文化富于创造性的生命力并不是在中唐就消失了。甚至，中唐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各种不同风格之间的差异，比盛唐诗歌给人的印象更为强烈；中唐诗人对语言表现形式的关注，也比盛唐诗人更为深入。从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到李贺的呕心沥血觅诗句，贾岛的苦吟，诗人们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诗歌中豪迈自信、自由飞扬的精神，在这时确实是开始衰退了。
这六十年内，前三十年唐朝处于大乱过后的萧条时期，诗坛上也很不景气，被称作“大历十才子”的一群诗人们，注重文辞的修饰，而抒写是内容则不免贫弱。后来随着朝廷的政治改革和军事平叛上的努力，诗歌创作又重出现活跃的气象。在这个阶段里，自觉发扬着杜甫写实精神的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诗家，和着重发展了杜甫创新技巧的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人，各自创造了不同的风格，再加上柳宗元及刘禹锡，共同构成了风格多样的“元和”诗坛，形成了唐诗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晚唐。
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时期，是指文宗大和元年以后的约八十年（828—907）时间。
晚唐前期，唐王朝进一步走向衰败，宦官操纵时局，士大夫党争不休，藩镇对抗朝廷，经济也日渐凋敝，时代把一层失望与沮丧的阴影投射在文人的心中。他们的作品，不仅没有盛唐时代那种自由奔放的朝气，也没有元和时代那种满怀激烈的勇气。他们不是不关心社会政治，但这种关心总是伴随着失望；他们常常表示旷达，而这种旷达却和无奈相联。哀婉的衰飒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时代的诗歌。因此，诗人更多吟咏的是三类题材：历史、自然与爱情。对历史的追怀是对现实的喟叹，对自然的眷念是对人世的疲倦，对爱情的寻求是对个人心灵的抚慰。
不过，虽说时代的衰败和诗人的失望情绪造成了诗歌中的气势和力度的削弱，但并不意味着诗歌本身的衰竭，它只小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了。这个时代的诗人，比前人更能够感受到个人在历史和命运中国的无奈，他们也更倾心于诗歌，以这种美的创造为生存的凭藉，正如杜牧所说“浮世除诗尽强名”，而前人又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可供拓展。他们以近体诗为主要形式，凭借锐敏的审美感觉来开掘诗歌的素材，使用精致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创造出或是幽美深婉、或是清旷明丽，但总是离不开几分颓唐的诗境。他们以此给唐诗开创了又一种新的局面。
晚唐后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此时，唐王朝受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最后打击，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这给士大夫的心理以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欲又在他们心中萌生，儒学精神再一次被检起来当作救世良方。这一种短暂而徒劳的努力，在文学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表现在诗歌方面，就是向两端发展：文人们一方面重题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并且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时代无可奈何的衰落，而消沉地追寻个人心理的平衡，因此写出许多散发着哀愁迟暮之气的山水诗。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4．宋代诗歌：瘦劲拗峭，曲折精深
宋是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未曾有过的。
历史是个多面体。宋王朝虽然长期处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它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稳定的。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一贯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
说到宋代的文学，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城市经济也有更明显的发展；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精神气质，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
宋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规模扩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设了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进士及第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 “殿试”考选，显示了君权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条路。凡此种种，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缚。宋代君主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实际上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集中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德的延续，关键在于一个“内转”，即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仪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历年来的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振兴国运，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总结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这样说：他们逆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作为宋代社会中坚力量的文人士大夫的那种思想性格上的特点，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单单从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来说，它的不利方面无疑要大于有利方面。活跃的情感、直接来之于生活的亲切感受、富有个性的自由创造，是文学作品中生命力的根源。文学正是凭借着这一种生命力，与社会已经形成的规制相抗衡，引发人们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而宋代文学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不那么恣肆纵放。明代祝允明说“诗死于宋”（《祝子罪知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由于一方面宋代文人的性格已经与唐代文人有很大的不同，又一方面，唐诗作为一个难以企及的诗歌颠峰也在他们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于是，他们便着意选择了唐人虽已开创但还有开拓余地的两条路数。一是打散诗歌的节奏、语脉，比前人更多地引入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诗歌的意象变得自然亲切、意脉变得流动顺畅，意境变得平常冲淡，把机智和精巧化入诗歌中，等待读者来体味感悟其中的韵味；二是紧缩诗歌的节奏、语脉，使诗歌向拗峭守瘦硬方面再进一层，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的句式引入诗歌中，用陌生化的意象组合、意脉结构引发读者的探究与惊异。
因此，唐诗的丰腴变成了宋诗的瘦劲，唐诗的蕴藉变成了宋诗的深刻，唐诗的通脱变成了宋诗的曲折。大抵唐人的诗重在情韵，而宋诗更费功力，显得精深。
宋诗中两种风格并存，一为平淡流畅，一为拗峭瘦硬。只是在这两种风格的背后，都有宋人深刻的心思、复杂的心境、细腻的感觉，形成了和唐人大不一样的自己的特点。
在宋代，词的意境、形式、技巧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个人不那么正经和荣耀的情怀不宜在“言志”的诗歌中宣泄，而在词中却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露。“词为艳科”“词为别体”的观念，实际上成了宋词逃避伦理准则的审查的免战牌和保护伞。虽然这种保护是有限的，却使词得以承担唐诗中的一部分即“簸弄风月”的功能。
由于在传统上，词与乐歌有隔不断的联系，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更为贴近，宋词的正宗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怀，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考究得多。从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一流词人，在宋代是词家正脉。他们恪守词的传统，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虽然他们也受了诗歌风气的影响，有的趋向平易流畅，有的追求清空恬淡，有的着意雕饰典雅，但终究保持了词家本色当行的特点，维系了词作表现个人生活情感的传统。
当然，在宋代还有另一流的词人，并不理睬诗与词习惯上的分界。这些词人，特别是有代表性的苏轼、辛弃疾，原本是气概豪雄、不受羁绊的人物，他们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的某些特点在各个方面作自由畅达的表现，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已经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用在词里，英雄语、悲凉语、儿女呢喃语、日常谐噱语都写入词中。这使词的内容丰富了，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音律准确与否不那么重要了，语词清雅与否也不那么讲究了。这种词风也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它与诗歌并驾齐驱、“无所不宜”，但也有使词失去其精致的特色的毛病。词在整个宋代仿佛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领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你应该知道的诗人个人背景资料（二）
当然，“知人论世”主要靠平时所学过的有关资料和知识的积累，如苏轼的作品往往豪放旷达，杜甫的作品沉郁顿挫，李清照则柔婉幽深等等。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由于人的境遇、情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同一诗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所写的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也会有所发展和变化。
古典诗歌的创作背景，大致可分为社会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遭遇两个方面。下面再举例说说诗人的个人际遇及个性展示。
1．谪仙李太白
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其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是李白的创作。李白的诗歌，最充分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一切汇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格外富有朝气的歌唱。
（1）个人际遇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5岁时，其家迁居锦州昌隆（今四川江油）。
其父李客（“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估计这不是其真名），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
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chǐ，张开嘴）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崔宗之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诗句描写其风度。他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当时著名的道士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但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漫游南北，放情山水，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李白应诏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他的《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遭到宫廷权贵们的嫉恨，天宝三年春，李白被放还乡。
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天宝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四处流浪、漂泊，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琳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满怀热忱毅然从戎，李琳军败被杀，李白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西北），至巫山时被赦放还。这时李白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不已，上元二年，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天宝元年，第二次入京的李白已过不惑之年，遇见了八十高龄的太子宾客贺知章。据孟棨（qi）的《本事诗》中记载，贺知章一见李白即奇其姿，当李白出示作品《蜀道难》后，“（贺知章）读未竟，称叹者数次，号为‘谪仙’。”对这个美誉，李白也颇为自豪，他在《对酒忆贺监二首》中写道：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李白生平浪迹天涯，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吸吮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
李白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不拘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杨，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喜欢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规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甚至他还正式履行了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
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
（2）李白的诗——盛唐理想的最强音
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以“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两句话概括李白诗歌的总貌，这一特点体现在李白诗歌的艺术形象、抒情方式和诗歌语言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他与众不同的鲜明的艺术个性。
李白对形象的捕捉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当诗人的澎湃激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像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例如，诗人往往改变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大小、多少、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形体规模的变形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如“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化重为轻；又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化轻为重。在这种对比关系中，诗人写出了他的愤激和自信。李白诗中可以根据情感的需求，改变时间的速度，打破空间的拘限，展示他奔放的激情和开阔的襟怀。
李白在更多的诗里，喜欢用游仙、梦境或幻境来补充或组织画面，在虚拟的描写中更加恣肆汪洋地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是借幻想的境界来表现自己对权贵的决绝态度的。把丰富的现实生活感受寄托在幻境之中，在恍惚迷离的幻觉中表现出清醒的抗争意识和热情，这是对屈原诗歌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李白的“以气为主”，还表现为其壮浪纵恣的抒情形式。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如《蜀道难》大量运用长短不齐的杂言，在句式的屈伸变化中把诗人的激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李白诗歌的跳跃性也是极强的，往往在开阖动荡中袒露变幻无常的感情活动。贯穿在这些飞跃之中的，不是生活的逻辑，而是情感的踪迹。
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出雕饰”。他写有大量的乐府诗，最擅长七言歌行，等等，这一切说明李白的诗歌语言接近于歌谣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使诗歌语言更多地从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中得到充实和丰富，并加以提炼、升华。他有许多诗篇的用语就是直接从乐府民歌中点化而来，保持了率真自然、明朗流转的风格，深得民歌韵味。他也广泛地接受前代文人诗歌的精华，形成通俗而又精炼，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丽的风格特色。
总之，李白是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
2．诗圣杜子美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
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的诗歌，形成于大唐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读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的，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路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1）个人际遇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仕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世袭的职业）”（《进雕赋表》）。其母系是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经呈现衰落之象了。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一是为了增长阅历，二是为了结交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途作准备。二十四岁时，杜甫参加科举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在洛阳相识，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的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
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狂放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旧唐书》本传中说他“傲诞”“无拘检”，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救助，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个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样的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梅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了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甫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点。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家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的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意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越是到了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万国尽穷途”，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他的这种执着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惟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包出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2）杜甫的诗——乱离时世的悲歌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只是他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泻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杜甫早期诗歌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持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在思想内容方面由此形成并基本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有四点：
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评；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忧国”与“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给予赞扬，这和杜甫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的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他的作品很少有孤立的摹写景物或抒写内心情感而不牵涉当时时局与社会的，这就使得他的作品成了一幅天然的历史图卷。
“诗史”的价值，不仅表现在时代上的意义，也表现在他所描写的地域的广阔。杜甫一生足迹遍历大半个中国，凡是他经过的地方，在他的诗作中都有生动详实的描写，因此有“杜陵诗卷是图经”之誉。
对于杜甫这样一个作品丰富的诗人，要想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他全部作品的风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通常人们谈到杜甫的作品风格时，常爱用“沉郁顿挫”来形容。宋代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讲出过“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样的泛评。
“沉郁”和“顿挫”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说来，“沉郁”指的是作品中意境的深远和情调的浑厚；“顿挫”本是一种舞蹈动作，用在诗歌上却是形容一种有节奏的感情震荡。沉郁与作品的主题内容有关，而顿挫是与作品的谋篇、结构、潜词造句的技巧有关。清人吴瞻泰在他的《杜诗提要》中讲到：“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
沉郁顿挫表现在杜甫的作品中，首先是那些悲剧题材的诗歌。题材的悲剧色彩能够加深作品的思想和意境的深度，杜甫一些最著名、最感人的作品，都属于这类具有悲剧色彩的作品。沉郁并不等同于伤感或忧郁；而是这些作品中流露出的伤时忧国的情思和深沉的感慨。它们最能表现出沉郁顿挫的风格。
沉郁顿挫是对杜诗风格的总体概括，如果就每一首诗歌而论，则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面貌和特征，但都融合在沉郁顿挫的主基调当中，从而构成杜诗丰富的整体内涵。它所具有的魅力，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冠绝古人。
3．东坡居士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似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不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
（1）个人际遇
苏轼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询，由发奋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四年后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速卷入了这一浪潮。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他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了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来苏轼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新法被逐一废除，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职。但苏轼原本对新法的某些部分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分明，难以处众”，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的矛盾。他处于被人“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党”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直到宋徽宗即位，大赦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有诗文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副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的“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心灵的平静。
当种种不幸来临的时候，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是偏远恶劣的岭南时，他吟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
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着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着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2）苏轼的诗——空妙飞动有平淡
苏轼作品丰富，无事不可入诗，内容之丰、题材之广、意境之新、气象之雄，为宋代首屈一指。
在苏轼诗歌中，最大量也最为人们喜爱的是那些通过描绘日常生活经历和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生情怀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以庄禅超时空的观照框架理解俗世人生，带有很强的哲理性，因而把古诗中常见的一些题材提升到很高的层次上，诗的内涵显得深厚，同时也表现出旷逸豁达的人生态度。最有名的就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诗中的哲理，既可以理解为世事因人成相，而人人各据一端，所见不同，欲见真相，需要脱出自身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也可以理解为人生陷落在世俗的事物之中，乍惊乍喜，忽忧忽乐，为生老病死、荣辱贵贱所困，如果上升到无限的时空观反观这一切，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宋诗好说理是普遍的现象，但苏轼的说理较少给人以干硬枯燥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苏轼常常从一个具体环境、具体经历、具体事物中触发思考，善于把哲理与抒情写景融为一体，善于通过亲切妥帖、富于才思的比喻表现哲理，使人读起来饶有兴味。能够这样写哲理诗的中国古代诗人是不多的。
但并不是说苏轼能够完全忘却人生的痛苦，如“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之类，时时流露出心底的惆怅。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过的，由于苏轼的自由个性和天才气质，他对人生的无奈、世事的可悲，有着比他人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只是由于苏轼最善于把老庄佛禅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环境结合起来，来排遣、消解他的痛苦而已。如《纵笔三首》之一：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此诗最能反映他以豁达旷放对待悲苦愁闷的复杂心态。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苏轼。
苏轼多才多艺，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对艺术有自己完整的看法。他认为诗与画都应该以“天工与清新”为重，不应当拘泥于具体形状的肖似，而要“取其意气所到”；他强调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灵感的作用，要求“神与万物交”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体验，当灵感到来时，“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他注重新颖微妙的趣味，《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评语，也正是他自己对诗歌境界的追求。
前人评价苏轼的诗歌，常发出“灵妙”“空妙”之类的感叹。“妙”是苏轼诗歌的趣味，它表现为种种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入意料的联想等等。最熟悉的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表现对西湖美景的感受。
苏轼对诗歌的语言，理论上最推崇自然平淡。他对陶渊明抱有一种近似崇拜的心理，这多少包涵着追求平衡淡远的精神状态的意味。但苏轼的性格毕竟是相当活跃的，所以他不可能停留在这一种平淡的境界上，他有很多诗，还是写得神采飞扬，色泽鲜丽。如《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酒面，倒倾鲛室泻琼魂。
写得气势开张，声色喧腾，有典故，有丽藻，绝不是一种朴素平淡的风格。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苏轼弥补了宋诗过于平淡枯瘠的不足。
（3）苏轼的词——豪放高旷也柔婉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助酒兴的风流小调，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柔媚纤巧的藩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的开拓的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所选用的词调恰当地配合了这种情绪。
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最有名的两首词作：《水调歌头·丙晨中秋》（“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前首作于苏轼因反对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后一首写于他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都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经历了生命危险、遭受极大不幸的时期。但这两首词的感情基调，既不是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
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所以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如《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奋昂，《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恋情、写伤感的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另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州冷。
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
苏轼词努力摆脱了“浅斟低唱”的藩篱，使词从乐曲的附庸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广阔的抒情手段，一种表现力更为丰富的韵文体裁。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
在苏轼的直接影响下，他同时代的北宋词人如黄庭坚、贺铸，都能摆脱唐五代直到柳永词占主导地位的绮丽轻倩风格，使词的意境和情调都大为丰富。南宋以后的词人如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等大批词人，都在苏轼开拓的道路上，各以自己的才华充分发挥了词的抒情潜力，形成了一代词坛百花吐艳的繁荣景象。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而已，而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4．易安居士李清照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有《漱玉词》。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家，母亲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多才多艺，能诗词，善书画，很早就受人注意。李清照18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赵爱好金石之学，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婚后他们过着美满而和谐的生活，夫妇在一切常常诗词唱和，欣赏金石拓片，尽管其间由于政局变化使他们两家长辈经历了一些变故，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大体上是安宁的。
但作为一个才华出众、情感丰富的女子，难免对人生抱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态度，所以尽管生活是满足的，李清照也常常会感到一种惆怅。这惆怅是来自社会对女子的压抑，还是由于她对生活理想的更高追求不能实现，她也未必清楚，只是这种惆怅常常出现在她前期的词中，与温馨、喜悦相互交织。她的两首《如梦令》似乎正好反映出这种复杂的情感：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前一首表现了无忧无虑、开朗活泼的性格，后一首则流露了她对年华变迁的怅惘，似乎青春也在这暮春的风雨中被摧残而消失。
时代的巨变打破了李清照闲适恬静的生活。汴京失守，南宋建立之初，赵明诚任江宁知府，李清照也“载书十五车”于建炎二年（1128）南下江宁。第二年赵明诚去世，接着金兵深入南下，她又到处流亡，并曾被诬陷“颁金”（即通敌）；再后来，赵明诚生前多年收集的金石古玩大部丢失，她的境况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由于一连串的变故，李清照的性格由开朗变得忧郁。这种由时代及个人命运的变化所引起的性格变化，使她在南宋时所作的词充满了过去所没有的愁苦悲凉的感情。往日的“见有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