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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铭（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2020级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杜甫《进〈雕赋〉表》中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是在宫廷语境下的自我评价，展现了其意欲作赋劝讽的志向和“词感帝王尊”的敏捷才思。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二者亦是相辅相成。笃行不怠的杜甫，用其敏捷的才思和充沛的感情，成功抒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诗圣”杜甫的“随时敏捷”不仅指才思敏捷，还包含他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和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内蕴深广的“随时敏捷”赋予了杜甫诗歌独特的魅力，“诗史”“沉郁顿挫”和“集大成”成为其专属的称誉。 关键词：杜甫 随时敏捷 沉郁顿挫 诗史 诗圣  杜甫在《进〈雕赋〉表》中曾对自己的文学才能作如下评价：“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企及也。”[1]其中的“沉郁顿挫”被后世文学史家借用来概括杜甫诗歌的主要风格，在学界几成定论，同时围绕其内涵的讨论也成为热点话题。但是，在文中不分轩轾的“随时敏捷”却遭受了冷遇，鲜有提及。仅有个别学者，对这一话题进行过讨论。首次涉及这一话题的是学者王双启，他认为：“杜甫把自己当时已经写成的作品大致归纳成了平列的两类，'随时敏捷’是即兴创作的作品并近于浪漫主义，而'沉郁顿挫’则指能显示其学力且近于现实主义的作品。”[2]后刘明华肯定了前文的首论之功，并对其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正面商榷。如“杜甫是否把自己的作品化成了两类？学力与才情是否对立？'随时敏捷’是否能指代一种风格并属于浪漫主义？”[3]并提出“随时敏捷”是作为“沉郁顿挫”的补充而不是对立面提出的。[4]这次争鸣过后，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响应，直到2014年薛世昌发表《杜甫“随时敏捷”本义再探》对“随时敏捷”的内涵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随时敏捷”“除迅速而灵活地对生活做出直接反应之外，尚有随物宛转、感怀深锐、紧贴生命等诸多意指。杜甫的诗歌是'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二者缺一不可的诗歌，不能分而述之，只宜合而观之。”[5]同样是在五年后，史红伟发表《论杜甫诗歌的随时敏捷》，从杜甫诗歌的随事适时、灵锐之感和效拟其语等三个方面对“随时敏捷”进行解读并认为“和沉郁顿挫一样，随时敏捷也同样是杜甫对自己作品的公允评价，理应受到大家的重视。”[6]由此可见，“随时敏捷”是一个很少受到关注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上述观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对“随时敏捷”的语境钩沉、杜甫“随时敏捷”的独特性以及与“沉郁顿挫”的关系等问题，尚缺少必要的研究。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作深入探讨有助于对杜甫思想性格及其诗歌创作的全面评价。   “随时敏捷”本是杜甫对自我的称许，这一评价既没有出现在其干谒达官贵人的作品中，也没有出现在他与亲友日常往来的诗歌里，而是出现在对其非常重要且极为庄重的宫廷语境下，即《进〈雕赋〉表》一文。 在撰此文前，杜甫曾满怀政治热情，自洛阳来到长安寻求出路，却因右相李林甫的蒙上欺下而四处碰壁，不得不困守长安。此后的杜甫又投诗干谒达官显贵，以期引荐，并献赋朝廷，渴望得到玄宗的青睐，皆未遂愿。此时他试图适当降低自己的政治理想层次，正如余恕诚先生所指出：“杜甫关于仕途功业的理想是有层次的，居辅弼之位，为稷契之臣，当然是最高层次。但此外如李白之欲为东方朔，杜甫也一样有一个较低的层次，即作为文学侍从之臣。”[7]为迎接天宝十载（751）正月唐玄宗将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大典，杜甫曾于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投“延恩匦”以献天子。此举产生了积极效果，“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8]，这一人生辉煌事件在杜甫后来的诗作中屡被提及，最具代表性的诗句莫过于“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可见当时的荣宠一时。其中的“观我落笔中书堂”句，即是杜甫才思敏捷的体现。虽然此举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可是“窃比稷与契”的杜甫并没有放弃，他于天宝十二载（753）、十三载（754）连续上《进〈封西岳赋〉表》和《进〈雕赋〉表》。与第一次献赋时的高蹈不同，杜甫在第二、三次献赋表中更真实地展现了自我，求仕的心态越发急切。其《进〈封西岳赋〉表》曰：“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此时的杜甫，虽然求仕未果，但依然有文人的清高，“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上《进〈雕赋〉表》，则是杜甫作的最后努力，他准备奋力一击，在文中直陈其事，把自己的优异与忠心展现在唐玄宗面前。一是家世的荣光：“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将先辈作为自己的楷模；二是卓越的才华：“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 对于这段自我评价，学界一般认为杜甫所说的“沉郁顿挫”和“随时敏捷”是分别对应扬雄和枚皋而加以阐述，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纵观整个汉代赋坛，论才思之深，讽谏意味最为深远的当属扬雄。刘勰虽多次批评辞赋家之夸毗，对于扬雄却是肯定的：“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9]论才思敏捷，枚皋当之无愧，故刘歆认为：“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10]但进一步探究，会发现“沉郁顿挫”和“随时敏捷”是所有文学侍从之臣必备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
（—）沉郁顿挫：润色鸿业、规匡君主的使命感 所谓的“沉郁”指的是思虑之深沉、深刻，如陆机《思归赋》的“伊我思之沉郁”[11]，钟嵘《诗品序》中的“体沉郁之幽思”[12]等。而“顿挫”语出陆机的《文赋》：“箴顿挫而清壮。”[13]作为一种劝诫文体，“箴”要写的抑扬顿挫并清越庄严。所以，成为宫廷文人的第一要素就是思想上要有润色鸿业的使命感，擅长以赋规匡君主，赋本身的功用就包含“抒下情而通讽喻”[14]。作赋讽谏的传统，始自宋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5]。虽不敢“直谏”，但会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抓住机会进行讽谏。刘勰对这一点也给予肯定：“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16]可见，宋玉的赋包含着讽谏的意味。“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17]的枚皋，虽然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已知的四篇存目：《平乐馆赋》《皇太子生赋》《立皇子禖祝》《奏卫皇后戒终赋》来看，这些赋作的选题既严肃又庄重，内容应以歌颂和讽谏为主，不会是诙谐戏笑、轻浮不雅之作，最多是曲折委婉，顺从“上”意。再如，同被看作是“俳优”的东方朔也从未放弃尽“天子臣”的义务，只要一有机会，他都会把握时机积极讽谏。无论是汉武帝挥泪斩杀昭平君，还是讽谏弄臣董偃，以及劝谏武帝行节俭之政等，都有其努力的身影。规匡君主、以赋讽谏是宫廷文人必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随时敏捷：机智谐趣、“词感帝王尊”的适时感 “随时”最早见于《周易·彖》：“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18]有随从于适宜时机之义。“敏捷”最早出自《汉书·酷吏传·严延年》：“延年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19]形容一个人做事灵活迅速。所以“随时敏捷”不单指文人写作速度之快，更重要的是要有灵活面对皇帝的才能，针对现实，把握时机，应时应事，进行讽谏，从而达到有益于国家政教的目的，完成自己建功立业的终极目标。作为汉代赋坛成果最多的文学侍臣，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20]，其应诏成赋的能力可见一斑，虽然后世对他的评价不高，但班固对他赋作的评价却是“凡可读者百二十篇”[21]，其评价的主要标准应是赋作是否具有讽谏意味，“可读”是对枚皋的文学才能及其作品价值的肯定。扬雄四大赋的创作，也是其“随时敏捷”的体现，《汉书·扬雄传》提到四赋创作缘起云：“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22]。四大赋皆是扬雄针对现实，据时事而讽谏。快乐的游猎或宫廷宴饮时，往往是臣子劝谏的最好时机，而幽默的语言也常常是讽谏臣子最好的保护色。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就引用了大量的事例“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23]扬雄也曾以幽默游戏之作，进行过讽谏。“先是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譬之于物。”[24]可见，机智谐趣往往是言语侍从之臣必需的重要才能，而这些滑稽幽默的背后也是其补衮心态的最好呈现。因此，宫廷语境下的“沉郁顿挫”和“随时敏捷”是文人奉君左右必备的使命感和才华。在朝堂之上，君主之旁，文人既要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25]的勤奋，还要有诙谐敏捷的才思，如此方可随时为君主化重为轻，排忧解难，最终完成自己润色鸿业的使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杜甫以扬雄、枚皋自比，将自己的述作以“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作肯定性概括，说明在他心中，扬、枚二人是汉代宫廷文人最杰出的代表，也是其在宫廷语境下对自己性情及文学才华深思熟虑的概括，并非一时兴起，随意流露。赋中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仅是杜甫在宫廷语境下的自我评价，所提到的“述作”也是指“赋”这一特殊文体。此时的“沉郁顿挫”还没有悲慨满怀、忧愤深广等多重内涵，但却展现了其意欲作赋劝讽的志向和“词感帝王尊”（《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敏捷才思，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宫廷才能。 杜甫之所以上《进〈雕赋〉表》，是引以为类：“雕者，鸷鸟之特殊，搏击而不可当……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苍鹰凭其锐利双眼和强健翅膀搏击长空，英姿矫健。杜甫将其引为大臣正色立朝之典范，认为作为文臣则应集中体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与无所畏惧的精神。足见杜甫为自己的文臣之职确立了极高的标准。但从其一生来看，杜甫只有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短暂地担任左拾遗时，极为有限地实现了上述政治理想。脱离宫廷环境的杜甫，其政治抱负基本落空，甚至以悲剧收场，但“随时敏捷”的才能却让他在诗歌创作上大放异彩，让杜甫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也让“沉郁顿挫”的使命感升华至杜甫的专属标签。 仔细分析，“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的同时提出，除了杜甫当时求仕的需要，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进〈雕赋〉表》创作于天宝十三载，杜甫时年四十三岁，“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至此，他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有过漫游南北的裘马轻狂，参加了两次以失败而告终的科举考试，结识了他终生仰慕的“诗仙”李白，登过泰山且抒发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壮志情怀，尝过“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有过“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的辉煌，创作上千首诗，其中有著名的《饮中八仙歌》《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丽人行》等。此时的杜甫，虽然在诗歌创作方面，还没有达到人生中的顶峰，但也日趋成熟，并日臻完善。所以，这两句自评同样适用于杜甫诗歌创作的现实状态。面对现实时，他可以思绪飞扬，“随时敏捷”的才能充分展现；当面对生活中的黑暗和辛酸时，他也可以沉下心来作冷静观察，深入思考，展现其“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随时敏捷”与“沉郁顿挫”常常如影随形，互为融合。以随口而诵的口号诗为例，《全唐诗》收录杜甫口号诗共22首，使他成为唐代创作口号诗最多的诗人。这22首诗分别是：《晚行口号》《紫宸殿退朝口号》《存殁口号二首》《西阁口号》《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中除了《紫宸殿退朝口号》《存殁口号二首》外，其余19首都是以时事政治为题材，表现诗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随口成诵却不流于油滑，构思快捷却又饱含深情，“随时敏捷”和“沉郁顿挫”的完美融合，让杜甫成功抒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杜甫认为诗文的法则开创于儒家，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钻研，乐此不疲。莫砺锋先生通过对“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同元使君舂陵行》的解读得出杜甫所理解的儒家诗学思想有两点精神：“第一，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注重诗歌对现实、尤其是对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亦即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这种精神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颇有一致之处。第二，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注重诗歌表达方式的含蓄以及语言、音节的和美，亦即注重诗歌的审美功能。”[26]这就要求杜甫首先具有高超的诗歌技艺，在面对生民疾苦和社会动乱时，能够随性而发，随时用如椽之笔记录时事和批判现实；同时还要求他具有胸怀天下的崇高品格和真挚细腻的情感。所以，“诗圣”杜甫的“随时敏捷”不仅有随时而作，才思敏捷之义，还含有强烈浓厚的儒家情怀。他坚守本心，时刻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正如清人叶燮《原诗》所言：“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27]杜甫因此戴上了“诗圣”的桂冠，他的诗也有了“诗史”“沉郁顿挫”和“集大成”等专属称誉。
杜诗之所以有“诗史”的赞誉，是因为其“实录”的特点，杜甫并不是第一个以诗写时事的诗人，但他却是反应最及时、政治最敏锐的诗人。“诗史”一词最早见于《本事诗》：“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8]按此说法，杜甫写时事，始于“安史之乱”后，但是我们细读作品会发现，用诗记录时事，是杜甫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也是他才思敏捷的体现。杜甫把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情感变化，都写进了诗里，使后世的读者知其人，知其世。尤其是一些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在他笔下都作了及时的反映。唐王朝“安史之乱”爆发前，在表面歌舞升平之下，杜甫敏锐地观察到阶级对立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在《丽人行》中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诗句揭露了杨氏兄妹的骄奢淫逸。天宝十四载（755）冬“安史之乱”爆发前夜，他更是从上下层社会尖锐对立的残酷现实以及君臣在骊山之上过着奢靡的生活之中，感受到天地的震荡：“已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预感到唐王朝的大乱来临，体现出极强的政治敏感度。再如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这里的“诸公”包括岑参、高适、储光羲和薛据（诗已失传），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诗人。五大诗人同时登塔赋诗，所写内容必定与塔有关，但是杜甫所写的内容却不是对塔的赞美和对佛学义理的阐发，也没有抒发登高望远的欢乐之情。他由旁观者转变为具有强烈忧患感的切身体验者，“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当诗人站上高峻雄伟的塔顶，感受着迅猛无休的烈风时，并没有一般人登高望远时的“旷士之怀”，有的只是无法排解的“百忧”。忧从何来？忧时光消逝，年华迟暮，自己怀才不遇；忧政治腐败，奸佞当道，君主昏聩，国运颓败。虽然此时的唐王朝表面依然繁华、热闹，但是杜甫却觉察到了其内在的隐患。正因为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才写出比同时代诗人更为深刻的登塔诗。战乱爆发后，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直接描写战乱和表现个人的遭遇，如《彭衙行》《哀王孙》《悲陈陶》《述怀》《洗兵马》等，其中充溢着诗人焦虑悲愤的情感，体现了诗人敏于时事的能力。在战乱中，他一边经历着困顿、恐惧和流离失所，一边用笔记录着自己和百姓的痛苦感受，如：“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远游令人瘦，衰疾惭加餐。”（《水会渡》）“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石龛》），这无疑是当时环境下最生动的记录。正因为杜甫及时而又深刻的“时事”书写，才让后世读者对其所处的时代有着更全面的了解，正如宋人胡宗愈在《成都草堂诗碑序》中所评“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29] 杜甫不仅是时事的记录者，也是时事的思考者，更是一位献计献策者。如：“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塞芦子》）诗人为防止叛军西进而提出扼守芦子关的军事谋略。再如“安史之乱”平定后，但边患仍在，将帅无能，诗人便作《诸将五首》以讽时事，并提出“只在忠臣翊圣朝”（其四）“安危须仗出群材”（其五）来警醒当朝统治者。这也体现了他的儒者情怀。 除了重大题材之外，杜甫还用诗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如《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騫飞避暖劲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二首》。诗的题目虽长，但也可看出是杜甫的敏捷之作。诗题以记述的方式说出自己作诗的缘由：诗人从王监兵马使口中获知近山有两只喜欢秋天的特殊野鹰，王监兵马便担心春天以后野鹰将远飞避暖，再也不见，所以请杜甫作诗二首。类似这样的命题诗，在杜集里屡次出现。对于身边发生的一些小事，杜甫也会细致入微地记载，如：“小子幽园至，轻笼熟柰香。山风犹满把，野露及新尝。”（《竖子至》）虽然是一件生活的小事，诗人却用生动且形象的语言，写出新摘山果的鲜美。握在手里，能感受到凉风；吃进嘴里，还有露水。类似的诗意表达，在杜诗中也有许多，“随时敏捷”的才能可谓时时展现。他还以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己及人，爱着天下的万事万物。他与自然为友，感知生活中极易被忽略的细小，如：“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后游》）“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在歌颂美好的同时，他也为病马、枯树、病柏、病橘而哀叹。他会因“鸡虫得失无了时”（《缚鸡行》）而发愁；他会有“儿童莫信打慈鸦”（《题桃树》）的关爱。他的《又呈吴郎》，质朴感人。为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妇人，他专门给亲戚写信，劝吴郎善待这位可怜的邻居，不要禁止她扑枣。他的《负薪行》则记录了关注度极少的夔州女子的悲惨处境。通过这些日常小事的随时记录，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到“诗圣”杜甫的细腻情感和仁爱之心。这不仅体现了诗人对时事的敏锐观察力，也体现了诗人敏感细微的关爱之情。  “集大成”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30]可见，在孟子心中，最了不起的圣人就是孔子，因为他是“圣之时者”。秦观在赞美杜甫时，也说到：“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31]可见，“时”是“集大成”的关键，孟子认为，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善于按照时事变化不断调整自己标准的人。这就好比演奏一首完整且精彩的曲子，要以钟发声，以磬收韵，演奏过程中还要八音和谐、节奏有序，只有这样方可“大成”。有序地开始在于能力，有序地结束在于道德。音乐如此，作诗亦然，需要诗人超高的技能和崇高的道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集大成”的诗人。清人沈德潜认为：“王维、李颀、崔曙、张谓、高适、岑参诸人，品格既高，复饶远韵，故为正声。老杜以宏才卓识，盛气大力胜之。读《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缋，笼盖宇宙，铿戛韶钧，而横纵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目为'大成’，非虚语也。”[32]杜甫写诗时，就像一个娴熟高妙的乐手，熟练地变化着手里的乐器，演奏出美妙、顿挫的乐曲，尤其是在他笔下出现大量同题多咏现象，即面对同一对象，用多首诗从不同角度加以表达。当他在江畔独步寻花时，用《江头五咏》把映入眼帘的植物、动物一一加以歌咏，通过视觉的转换，表达其思想感情的变化，五首诗表达连贯，一气呵成；当他流寓梓州，游览牛头寺时，连续创作了《上牛头寺》《望牛头寺》和《登牛头山亭子》，通过空间转换，表现自己的忧伤之情；当他抬头望月时，从不同角度写了《月三首》《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十六夜玩月》《十七夜对月》，以记录月的变化和自己的心情；当他漂泊夔州，遭遇严寒时，他用诗连续记录了流寓之地的恶劣天气，如《前苦寒行二首》《晚晴》《复阴》《后苦寒行二首》；他也会连续作诗记录与朋友的日常交往，如《严郑公阶下新松》《严郑公宅同咏竹》《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沲江画图十韵》。而组诗更是其思如泉涌的突出表现，杜甫具有极强的随物赋形的才能，为把所见到的环境、事件和经历记录下来，他创作了以“纪行”为主题的组诗，如“发秦州”十二首、“发同谷县”十二首，两组诗都以地名为题，皆随地成诗，有感而发。前后《出塞》、《咏怀古迹五首》和《秋兴八首》更是因内容连贯、结构严密和意境深远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 因其敏锐的思想和敏捷的手笔，感情丰富、忧国悯人的杜甫写有很多“随时敏捷”和“沉郁顿挫”共同呈现的佳作。如写于天宝后期的《兵车行》，因为是揭露唐王朝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战争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危害，诗人饱含热泪，不断掉转锐利如器的笔头描写了咸阳桥边触目惊心的征兵惨象，中原大片无人耕种而荒芜的土地，关中像被鸡犬一般捉走哀告无门的战士，朝廷无粮可征导致的国库空虚，青海头战死的尸骨得不到埋葬等惨状，这种穿透如炬的目光、由此及彼涌泉般的思绪，与博大深沉的思考及忧郁的情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再如杜甫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的长篇巨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忧民精神、对统治集团奢靡腐败生活的强烈愤懑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表达上情感的及时克制与转换以及语言的正反推进，充分体现其诗作“沉郁顿挫”的风格；然而，我们还要顾及另外一些方面，如杜甫对带来种种社会问题的症结一针见血地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加以概括，气贯如虹，撼人心魄，正是其向往的“正色立朝之义”精神在诗中的体现，这种由此及彼的联想、由己及人的怜悯、由现实到未来的隐忧，其敏锐的洞察力及发散性的思维方式，正是“随时敏捷”的最好体现。又如发扬了汉魏乐府优秀传统的杰出诗篇“三吏”“三别”，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离开洛阳回华州途经新安、潼关、石壕时所作。他把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以实录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们既连贯又紧密，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唐王朝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折射出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如王嗣奭所评：“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33]杨伦对此也赞曰：“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白，《苕华》《草黄》之哀，不是过也。”[34]“三吏”“三别”之所以写得如此深刻与生动，缘于杜甫精湛高超的作诗技巧和其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梁启超认为：“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35]正因如此，很多学者在论述杜诗成就时，往往把二者合在一起，如宋代陈正敏所评：“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弛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36] 再如清方东树所述：“大约飞扬峍兀之气，峥嵘飞动之势，一气喷薄，真味盎然，沉郁顿挫，苍凉悲壮，随意下笔而皆具元气，读之而无不感动心脾者，杜公也。”[37]又如“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38] 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随时敏捷”与“沉郁顿挫”如影随形，相辅相成，二者既是其情感壮大深厚的呈现，也是其驾驭诗歌能力的体现。 如果说“沉郁顿挫”可以展现出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那么“随时敏捷”同样可以体现出“诗圣”杜甫的伟大。在杜甫这里，“随时敏捷”的含义不仅仅是才思敏捷，还包含他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和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内蕴如此深广的“随时敏捷”赋予了杜甫诗歌独特的魅力，也是其初心如磐的最好证明。
莫砺锋《杜甫评传》书影 杜甫多次提及自己在写诗时常常是诗兴勃发，情至援笔，其敏捷的创作状态，从青壮年一直持续到晚年。青壮年时期，他会在探亲途中，在春游时，在饮酒后，获得写诗的灵感，“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中晚年时期，这样的创作状态也会时时涌现，甚至更加频繁。他会在烦闷时，回忆时，游览山水古迹时，诗兴大发：“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游修觉寺》），“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文章差底病，回首兴滔滔”（《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狂歌遇形胜，得醉即为家”（《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他在面对小松树时，也触景生情“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四松》）会因思念和愁闷无法排遣时感慨“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虽然救世无力，他也会在激动时拿起手中的笔“箧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客居》）他会以极高的兴致去记录时事：“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会把眼前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即事会赋诗，人生忽如昨。”（《西阁曝日》）会有感而发，情之所至：“感而有诗，增诸卷轴”（《同元使君舂陵行有序》），“赋诗犹落笔，献寿更称觞”（《元日示宗武》），“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哭韦大夫之晋》），“心事披写间，气酣达所为”（《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等。即使是临终之作，杜甫也写出了“兴尽才无闷，愁来遽不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要让情怀全部吐露，才不会郁闷，忧愁来了，完全无法阻拦，唯有书写，方可解忧。 杜甫对于他人才艺的褒奖，也多半突出其才华敏捷。如“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醉歌行》），“应对如转丸，疏通略文字”（《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阅书百氏尽，落笔四座惊”（《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赋诗宾客间，挥洒动八垠”（《寄薛三郎中璩》），“阴何尚清省，沈宋歘联翩”（《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学并卢王敏，书偕褚薛能”（《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接对明日，忆其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序》）。上述夸赞的对象，或是其至亲，或是知心好友。杜甫对于这些亲友文学才能的夸赞，是发自内心的赞叹。他们笔下的作品，在杜甫看来无不是“随时敏捷”的产物。 作为一名情感丰富且才思敏捷的诗人，杜甫能迅速地将自己复杂的情感和心态表达出来，著名的《解闷》十二首，便是诗人“率尔遣兴”的最佳代表作。这组诗虽然是随心而作，“但诗人却能寓深刻的用意于轻松笔墨之中，不矜才情、不使气力地写了出来。”[39]又如《即事》《寓目》《偶题》《遣兴》《绝句漫兴》《漫成二首》《水槛遣心二首》《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等，仅从诗题就可看出是杜甫率然而成之作。杜甫还有大量以“歌”为题的诗作。自古以来，“歌”都是诗人自抒怀抱、表情达意较为自由的一种诗歌体式。杜甫笔下的“歌”诗也同样是其心态“第一时间”的体现。即使时隔千年，读者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当时内心情感的变化，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题壁画马歌》《戏题画山水图歌》《戏作花卿歌》《李潮八分小篆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经典之作。 以上所举诸条，都是杜甫“随时敏捷”的最好呈现，且“随时敏捷”也是他评价其他诗人及其作品的重要标准。可以说，“随时敏捷”是杜甫追求的文学创作理想之一。但同时，杜甫还有另一个与之看似矛盾的诗作追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出自《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全诗如下：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这是一首非常特殊的诗，首先题目本身就非常矛盾，当江上涨潮如海涛汹涌时，诗人应该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诗人却只是“短述”。其次，诗作内容与题目完全不符。最后，诗作内容前后矛盾。诗人先说自己“耽佳句”，后又说自己“浑漫与”，两个看似完全相反的创作追求，到底哪一个才是诗人的真正追求呢？历代诗评家也从不同角度对这首诗进行了解读。日本学者津坂孝绰的《杜律详解》认为:“二句叹老来诗兴不竞，以海势之难状，自耻才退之甚也。花鸟句，申言漫兴，且与惊人对映。盖当时佳句不唯惊人，以状物精微写透其形神，花鸟亦所愁也。今乃老衰，才力两落，率意信口，平平无奇，只浑漫兴而已，无复著意于惊人。”[40]清仇兆鳌则评为：“此一时拙于诗思而作也。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槛外浮槎，代作钓舟，此水势之盛也。才非陶谢，无此述作，聊为短述而已……作诗机神偶有敏钝，忽然机到，则曰'诗应有神助’；忽然机涩，则曰'老去诗篇浑漫与’。”[41]两位学者的表述，虽侧重点不同，却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杜甫因年老才退，而不再“随时敏捷”，所以才有“老去诗篇浑漫与”的感叹。王嗣奭也有类似的看法：“此诗即漫兴也。水势不易描写，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42]这些说法，如果细细深究，说服力不大。首先，杜甫并没有年老才退，因为在这之后，杜甫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篇，尤其是上文提到的组诗代表，《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都是其流芳百世的佳作。“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是杜甫对自己晚年创作的描述，虽然因年老疲惫无法到处采诗，但是拿起笔还可以随时记录。其次，描写上涨的水势，对于杜甫来说并非难事，因为杜甫有两首以《江涨》为题的诗歌，第一首如下： 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 这首诗作于上元元年（760），诗人闲住在浣花溪边，仔细观察了江水涨潮的情况，快速地捕捉了周边的一切，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体现了其“随时敏捷”的才能。第二首，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作于同一年（761），只是时间稍后，全诗如下： 江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 这次描写的“江涨”，不再像第一首那么充满生机，而是来势凶猛，有如山洪暴发，让诗人有了乘风破浪去仙境的想法。杜甫两年时间就写了三首有关“江涨”的诗歌，足以证明诗人并非才思枯竭，道不得眼前景色。从题目来看，“值”说明这是一首即兴之作，自从幽居在浣花溪边，看潮起潮落，应该是诗人的日常生活，他除了写“江涨”还写过《泛溪》《春水》《春水生》等相关的诗篇，这些诗都是杜甫“速写式”的创作。当他面对如海涛汹涌般的“江涨”时，他的内心有激动，但是微弱的，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景观“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春水生二绝》其一）看到奇观，他一如既往地以自己高超的诗笔，快速地记录下来，正如毛张健在《杜诗谱释》中所评：“不写水势，已是满眼空阔，缩景藏锋，最为奇笔焉，得以短述视之。”[43]这样的处理方式正是杜甫作诗的高妙之处。所以，他接下来也颇为自豪地说自己对待写诗的态度是认真且精益求精，必须出语惊人，这也是他儒家诗学思想的体现，接下来他又说现在人老了，诗篇常常随手写就，但并不是因为他才思枯竭，而是他现在的生活非常惬意、舒适，心态发生了改变，所以不会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现在的他可以凭栏垂钓，可以泛舟游玩，但是这样看似美好的生活，诗人却是孤独的，知音稀少，无人唱和，于是他想到了自己心中的榜样，随意的陶渊明和悠游的谢灵运。杜甫在诗歌创作上，能有如此造诣，首先在于他自觉借鉴历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广收博取。先秦到六朝的优秀文人，在他的诗中都有所提及，足以见出其“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的借镜原则。其中曹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提及较多，从这些优秀诗人身上，杜甫可以学到丽辞佳句、声律和谐，同时他也赞美和欣赏前辈诗人“随时敏捷”的才能，这些都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自觉追求。杜甫曾以“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来评价自己的诗才，说明其诗既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44]的一面，同时自己也拥有七步成诗、出口成章的敏捷，可以看出他的自信和对曹植才华的欣赏。“焉得思如陶谢手”他盼望自己的文思如陶渊明和谢灵运，而不是诗作的艺术风格和意境。陶渊明作诗的最大妙处是以随意之笔，写隽永之作，如“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45]的《饮酒二十首》，谢灵运最大的特点是“学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 宜哉！”[46]杜甫的很多诗歌也都是直写所感，把寓目所及的事与景，都付诸笔端，他随时记录时事的超强能力和观察视角的广阔，让读者在千百年后读来，仍觉身临其境。“令渠述作与同游”是诗人最终的愿望。“游”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的旷达狂放之思，其前提是安逸的生活。“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所适。”（《石柜阁》）两年前，杜甫在流寓途中就曾想到陶、谢，羡慕他们寄情山水、田园，随意悠闲的生活。当他安居草堂，过上理想生活时，自然又想起这两位异代知音。所以 “耽佳句”是杜甫对诗歌创作的高要求，且一直延续，与后来提到的“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异曲同工，一直未变。而“浑漫与”则是建立在诗人纯熟诗笔的基础之上，既是他“随时敏捷”才能的体现，也是其追求的理想生活。由此可见，无论是生活困顿还是随意从容，杜甫的敏捷才思无处不在，诗笔游刃有余，从而使情与景、心与物达到高度的契合。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杜甫对诗歌创作极为重视，终生以诗歌为己任，即使在生病时、饥饿中、逃难时，他仍吟咏不辍并严格要求自我。炼字炼句是他一生的写作追求，但由于一生漂泊，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推敲”，他的很多精彩诗句都出现在纪行诗、侍宴诗、灾乱诗等这些需要“快速”创作的诗歌中。生命的最后时刻，诗人漂泊荆湘，处处愁苦，身患数病，却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一百五十余首诗歌，且多长篇巨制，显示了其惊人的毅力和始终不减的敏捷诗才。诚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杜甫为了生计和谋生，不得不随机写一些奉和应酬之作，如《巳上人茅斋》，就曾被纪晓岚批为：“浅薄少味，少陵随笔应酬之作。” [47]这些诗虽然在思想内容上无足称道，但在语言形式上，也体现了其熟练的作诗技巧。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对于“随时敏捷”的解释是“迅捷适宜之才思”[48]。这个解释颇为精当，与最初的宫廷语境遥相呼应，但又远远不够。“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的同时出现，主要缘于宫廷语境和“赋”文体的特殊性。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两者亦是相辅相成。“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49]。笃行不怠的杜甫，用其敏捷的才思和充沛的感情，记录着时代的变化和王朝的兴衰，他以独特的神来之笔创作出壮美的诗篇。他是“情圣”，更是伟大的“诗圣”。 （原文刊发于《杜甫研究学刊》2023年第1期，引用请注明出处。部分照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1]〔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本文所引相关诗文均出于此，为免文烦，后文不一一出注页码。 [2] 王双启：《“沉郁顿挫”辨析》，《草堂》1982年第2期，第42页。 [3] 刘明华：《“随时敏捷”试解》，《杜甫研究学刊》，1987年第2期，第18页。 [4] 刘明华：《“随时敏捷”试解》，《杜甫研究学刊》，1987年第2期，第20页。 [5] 薛世昌：《杜甫“随时敏捷”本义再探》，《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75—78页。 [6] 史红伟：《论杜甫诗歌的随时敏捷》，《人文》，2019年第二卷，第246—258页。 [7] 余恕诚：《唐诗风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1页。 [8]〔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二〇一，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5736页。 [9]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4页。 [10]〔汉〕刘歆等撰，王根林等校点：《西京杂记》（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11]〔晋〕陆机著，刘运好校注整理：《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12]〔南朝梁〕钟嵘注，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13]《陆士衡文集校注》，第23页。 [1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5]〔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16]《文心雕龙今译》，第133页。 [17]《文心雕龙今译》，第133页。 [18]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69页。 [20]《汉书》卷五十一，第2367页。 [21]《汉书》卷五十一，第2367页。 [22]《汉书》卷八十七，第3522、3535、3541、3557页。 [23]《文心雕龙今译》，第133页。 [24]《汉书》卷九十二，第3712页。 [25]《文选》卷一，第2页。 [26] 莫砺锋著：《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27]〔清〕叶燮〔清〕沈德潜著，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晬语》，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28]〔唐〕孟启撰，董希平、程艳梅、王思静评注：《本事诗》，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1页。 [29]〔宋〕鲁訔撰，〔宋〕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叶 [30]〔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页。 [31]〔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1页。 [32]《原诗·说诗晬语》，第108页。 [33]〔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34]〔唐〕杜甫著，〔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35] 童秉国选编：《梁启超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36]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39—6840页。 [37]〔清〕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12—213页。 [3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39]马茂元撰：《马茂元说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40]《杜甫全集校注》，第2167—2168页。 [41]《杜诗详注》，第673—674页。 [42]《杜臆》，第146页。 [43]《杜甫全集校注》，第2170页。 [44]《诗品集注》，第97页。 [45]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5页。 [46]《诗品集注》，第160页。 [47]〔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7页。 [48]《杜甫全集校注》，第6274页。 [49]《梁启超作品精选》，第251页。 编辑：王 景 审核：黄振新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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