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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父子与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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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祖襄
摘要:嵇康和嵇绍父子俩,都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节点。他们虽然同处于魏晋时代,但他俩的生世截然不同。一个是魏晋玄学名士,一个是晋王朝的忠臣。父亲死于晋朝的刀下,儿子为保护晋王而献身。嵇康父子俩的生世,折射出魏晋时代政治社会交替下文化不相容的残酷性。而山涛,既骗取了名士的清誉,叉获得了朝廷重臣的实利。他对嵇康的死和嵇绍的生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魏晋时期的人物,嵇康父子和山涛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关键词:中国音乐;历史研究;嵇康;嵇绍;山涛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晋书》中载有嵇康(224-263)和嵇绍(253-304)父子俩的列传,一个是飘逸出世的玄学名士,一个是晋王朝的忠臣;一个是司马氏政权下的刀下鬼,一个是晋王朝旌表的忠义神。父子俩千古风流,向来历史述说不一。
清谈之风始于汉末,盛行于魏“正始”年间。“竹林七贤”中最负盛名的是嵇康和阮籍。当司马氏集团掌控政治大权时,玄学之风由“自然”转向“名教”,残酷的杀戮便开始了。《晋书·阮籍传》(卷49)论述道: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酒为常。………
一桩原本与嵇康并无瓜葛的吕安兄弟事件,把他牵涉进去。嵇康被杀的原因主要是与司马氏的政治及舆论相背。他反对名教,说“越名教而任自然”,又“非汤武而薄周孔”。鲁迅先生从政治及文化角度分析说:
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政治风向的剧变,玄学名士也不免低俗。变节之人在“竹林七贤”中频频出现,山涛、王戎、向秀先后在晋朝任官。《晋书》(卷43)把山涛、王戎兄弟的列传放在同一卷,陈寅恪先生评述说:
呜呼!今晋书以山涛传、王戎及衍传先后相此,列于一卷(第肆叁卷)。此三人者,均早与嵇、阮之徒同老庄自然之说,后则服遵名教,以预国家人事,致身通显,前史所载,虽贤不肖互殊,而获享自然与名教相同之大利,实无以异也。其传先后相次于一卷之中,谁谓不宜哉!
嵇康被行刑时,他的儿子嵇绍刚刚十岁。嵇绍长大后经山涛推荐,在朝中任官。公元304年晋惠帝(司马衷,在位259-306)荡阴之战,嵇绍以己身护惠帝,血溅惠帝服而死。
魏晋朝政的更替,刀光剑影,人头落地,已属历史上罕见;然嵇氏父子,志趣、思想、行为和结局如此相异,则更无二例。嵇氏父子生活中有一个人,对他们父子俩的死和生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就是山涛,又称山巨源。
山涛(205-283),《晋书·山涛传》(卷43)说他“居贫,少有量器,介然不群。性好《庄老》,隐身自晦。”四十岁时(245年)始任官,很快得到司马师(后称晋景帝)的器重。“竹林七贤”当中,说他是附庸风雅,恐怕更为贴切。《世说新语·贤嫒》记载山涛的妻子韩氏,一次在家中观察了嵇康和阮籍之后对山涛说:
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
南朝梁刘孝标(462-508)为刘义庆(403-444)《世说新语》写注时引出王隐《晋书》中的一段话,道出了山涛思想中的世俗习气:
韩氏有才识,涛未仕时,戏之曰:“忍寒,我当作三公,不知卿堪为夫人不耳?”
一个假“名士”的内心世界,早已被写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史书上。
山涛官运亨通,一路升迁,得意之中又对嵇康说;你来任我的旧职吧。嵇康听了大怒,写下垂世的不朽之作《与山巨源绝交书》。绝交书是对山涛的痛斥,但言辞中仍保持着一种分寸、一种文人的优雅,最后则明确“并以为别”。由此,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公然于世,成为社会注目的“异端”。
嵇康的死,原因有吕安弟兄事件的发生、钟会(225-264)在司马昭面前进谗等多方面因素。但有一件事,后来学者注意不多。《三国志·嵇康列传》(卷21)裴松之注引《世语》曰:
毋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儿科”。俭亦已败。
《世语》,就是《世说新语》。检索今传本《世说新语》,却没有此条。而这件事在《晋书·嵇康传》(卷49)却出自钟会之口:
(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 不宜容。宜因寡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嵇康和山涛两人私底下的话,钟会怎么知道了?自然是山涛透露的。依山涛求荣华富贵的心理,这件事的透露已足可表示他对司马氏集团的忠心了。事实上,嵇康想帮助毋丘俭只是一种想法,并没有具体行为;然而对一心想谋权夺位的司马昭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应该说,这是司马昭杀嵇康最根本的原因。
嵇康似乎并不清楚昔日的朋友对他的出卖,临刑前仍保持着名士的风度。大概他想起孙登对他说的“子才多而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便坦然面对处决。
然而朝廷的太学士们闻讯,立即大哗。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曰:
康之下狱,太学士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竞与安同诛。
嵇康入狱,已经轰动了朝野;嵇康被杀,更是常人所没有想到的。不能不说,嵇康的名士威望和人格魅力已经撼动了整个魏晋社会。对司马昭来说,这样“异端”思想的人,名气越大,就越是杀一儆百的人选。司马昭的目的达到了,并且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世说新语·言语》曰: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子期就是向秀(227-277),他胆小懦弱,嵇康死后,在司马昭的专横下,为避祸做了朝廷的一个小官。晚年路过河内山阳,想起昔日与嵇康打铁、与吕安灌园,不胜伤感,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向秀写的时候仍是心有余悸、不敢尽情。1933年鲁迅写《为了忘却的纪念》时谈到向秀这种心情:
……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山涛与嵇康正相反,司马昭需要像山涛这样既有“竹林七贤”名声,又肯忠心于朝廷的文人,借此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文人和百姓的拥护。所以,山涛仕途灿烂,以至在朝廷中权重而位显。《世说新语·政事》曰: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瑜七十,犹知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詠。
嵇康的著述中有一篇曰《家诫》,嘱托之言极为 详细。十岁丧父的嵇绍,不会理解父亲的苦心,“出身不好”的包袱一直沉重地压在嵇绍头上。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竹林七贤论》曰:
绍懼不自客,将解褐,故咨之于涛。
终于,二十八岁时的嵇绍,在山涛“识时务为俊杰”的开导下走上了晋朝的仕途。《世说新语·政事》曰: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 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晋书》对这件事的描述则更为有声有色。《晋书·山涛传》(卷43):
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巨源在,汝不孤矣。”
《晋书·嵇绍传》(卷89):
(嵇绍)十岁而孤,事母孝谨。以父得罪,靖居私门。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 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郐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微之,起家为秘书丞。
有声有色的描述,似乎在赞赏山涛的重义气和司马炎的宽宏大量。但古代史书偏向于封建王朝不能不引起后人的警觉。
晋武帝司马炎(236-290)这方面的政治头脑与他父亲如出一辙。既然有山涛的作保,提拔一个“异端”者的子女,对尚有魏晋玄学余风的晋代社会来说,仍然有拉拢人心的作用,嵇绍是一个再也合适不过的“与家庭划清界线”的典型。
《晋书·山涛传》中说嵇康l临刑托孤于山涛,是大有可怀疑之处。嵇康既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何以临行还要托孤于他?更何况,嵇康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人。《晋书》“山涛传”、以及“嵇康传”、“阮籍传”、“嵇绍传”的史料多取自于《世说新语》、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各种已佚史籍,独这条记载不见于其他相关史料。山涛是晋朝的重臣,最可疑的,是史书作者在此处有意对山涛饰美。
嵇绍也是一表人才,聪敏过人。《世说新语·容止》: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嵇绍后来为朝廷尽忠竭智,深得信任。嵇绍血溅的御服,晋惠帝下令勿洗,成为朝廷不可多得的“教育品”。嵇绍死后又多次得到封赐,晋怀帝(司马炽,在位306-311)赐谥嵇绍为“忠穆”。到东晋成帝(司马衍,在位326-342)时,又追述嵇绍的忠心,封赐嵇绍的孙子嵇翰。嵇绍又成为晋王朝的一个封妻荫子的楷模。
有意思的是,嵇康虽被朝廷视为“异端”,然而他的思想人格却每每受到文人的欣赏,就是《晋书·嵇康传》也形容他“有奇才,远迈不群”,“人以为龙章风姿”,“学不师受,博览而无不该通”。嵇绍是朝廷的忠臣,却常常受到后人的非议。明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卷13)说:
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
近代学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按语曰:山涛之言,义取诸此,以喻人之出处进退,当与时屈信,不可执一也。然绍父康无罪而死于司马昭之手。《礼》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此而可以消息,忘父之仇,而北面于其子之朝,以邀富贵,是犹禽兽不知有父也。涛乃傅会《周易》,以为之劝,真可谓饰《六艺》以文奸言,此魏、晋人《老》、《易》之学,所以率天下而祸仁义也。
顾、余二位的精彩点评,在于既批评嵇绍的不义,又指明在他身后、唆使他误入歧途的是山涛。
但问题的根源,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西晋王朝政治文化的专制。嵇康本来无罪,因为司马昭集团说他有罪,嵇绍就不得不认命自己“出身不好”。为了寻找出路,嵇绍只能听从山涛与父亲“划清界限”。假如没有山涛的诱导,嵇绍想要有出路,也可能这样做。这是在封建政治文化专制下的一种求生反应,而嵇绍的行为又是走到了一种极端。历史上类似这样性质走上仕途的,并不止嵇绍一人。嵇绍的结果,毋宁说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结果。它折射出魏晋政治社会交替下文化不相容的残酷性。
呜呼!魏晋动荡的社会及文化,赋予了嵇康父子的思想和才华,也造成他们不同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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