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世界图书日”即将来临。想起不久前参加一个关于儿童阅读的会议，老牌儿童文学作家罗辰生概括如今的儿童阅读为“翻开书就仨字——嘿、哈、啊”，他对孩子们只看日韩漫画书深表担忧，老先生还困惑于自己主编的《东方少年·读书与作文》杂志多年组稿工作中，“作文”方面的稿件多如牛毛，而有关“读书”的稿件则少之又少。他说起早年间书籍的匮乏和自己对于阅读的渴求，感慨恍如隔世。编者邀他写下那些回忆，就当是“忆苦思甜”吧，希望不至招致岁数小的读者的反感。——编者
订阅报纸的真人真事 我生在河北省阜城县的一个贫困农家。那时，土地是贫瘠的，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年九旱，村子里的人靠吃政府的救济粮生活，“感谢人民政府”这句话，从小就刻在骨子里。 在我的记忆里，我小时候是这个样子：上身不穿衣服，袒露着结实的黝黑的胸脯，像牛犊子似的壮实，下身穿着黑色的挽腰的裤子，因为不会挽，常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脚丫子，把篮子扣在头上，手握着一把镰刀，在田埂上奔跑，挖野菜追兔子。 1951年，我上了小学。 大约是上学的第二年，老师说要成立“少先队”，只有好孩子才能加入“少先队”。 我要做好孩子，我要加入“少先队”！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戴上了红领巾。老师又说，加入了少年队，可以订“少年报”，那时可能叫“儿童报”。我跑回家里，跟娘说：“我要订报。”娘说：“什么叫报？”我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村里的人也不知道，只知道订报是要花钱的。 我母亲没有钱，过日子的油盐酱醋都是靠芦花母鸡下的蛋去换。我不理解大人们的难处，就掉眼泪不吃饭。我娘说：“这样吧，今年麦收你捡的麦穗卖掉后，不给你做新衣服了，用这个钱订报。”我高兴地答应下来。 麦收，是农民最忙的季节。那时收麦子，要用手拔，一把把的麦子绑成捆，再运到场上。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漏掉的麦子，孩子们就提着小篮沿田埂拾麦穗。 收麦时是最炎热的时候，农民们都趁夜里凉快、麦秆潮湿时拔麦子，太阳一出来像喷火一样，农民们就收工了，拾麦穗的孩子就出场了。 我跑得要比别人快，眼要尖手要快，要多拾些麦穗，因为我要订报。 脊梁晒脱了一层皮，每天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我捡的麦穗越来越多，麦穗堆儿越来越大。麦穗脱了皮，卖掉麦子，我手攥着钱往学校跑去。“老师，我订报！”两手将攥成一团的钱放在老师跟前，脸上笑着，心里美着，喘的气也是舒舒坦坦的畅快。 从那天开始，我就盼着报纸来。 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报纸总不来。农村的孩子胆子也小，不敢去找老师要。这件事简直成了一块心病。 几个月过去了，“报”仍无影无踪。 有一天，我到后街大娘家串门，忽然看到她家炕角上堆着七零八落的报纸，再一看，是“中国少年报”。“这是我的报！”我喊着。大娘说：“这几个月，到时候村公所里就有人送来，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又不识字，我就用它剪褂样子啦！”我一看，报纸成了边边角角，一堆一堆的，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了。 大娘把用报纸做的褂样子、衣服样子，划拉在一起，用包袱皮一包，给了我。回到家里，我看着一堆杂乱的纸，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一边哭，一边用手一块块拼接，按着日期用浆糊粘起来。 在农村，那个时候，人们都叫孩子的小名，也就是乳名，大人们不知道孩子的大名，也就是学名。我大爷叫“罗长生”，我叫“罗辰生”，谁也不知道我的学名，于是，村公所就误把报纸送到我大爷家里去了。 我把报纸拼接在一起，第一次读到一篇完整的故事：《东山少年》。这是写福建省东山地区儿童团的故事。过了二十多年后，我到《北京少年》编辑部工作，在一次评刊会上，我用《东山少年》这篇作品为例，讲述这篇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时的领导吴芸红社长聚精会神地听着，看得出来，她心里很高兴。后来，她告诉我，她就是那篇文章的责任编辑。 事情过去六十年了，回首往事，如在昨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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