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流传数百年，明清两代不断地刻印，不仅国内，而且在国外像英、法、日、德、苏等国都有译本。这部小说的各种版本现在保存在国内外的还很多，对这些版本之间的真实关系，目前各家说法不同，没有弄清楚。这里，我打算通过版本源流的论证，解决郭勋及其门客是否编写过《水浒》，和现存《水浒传》李卓吾的两个批本，孰真孰伪的问题。
一、从容与堂刻本说起
北京图书馆藏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一百卷一百回，版心下有“容与堂藏板”五个小字，故世称容与堂本。这个本子刻于何年何月，没有记载，亦不著编撰者姓名。唯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另一种容与堂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有这个版本的残卷)，前面都有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和末题“庚戌仲夏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庚戌应是万历三十八年，而北京图书馆藏本刻印时间还要早些，故有人推测约刻于万历三十年前后。又由于高儒《百川书志》史部野史类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因与这个刻本作百卷相合，有人就推断这书编撰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后来有的本子作施耐庵，有的本子作罗贯中，说法不一。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容与堂本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文字上有些异同。如卷一范仲淹越班启奏说：“目今天灾盛行，生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缧绁之厄。”“缧绁”文库本作“死亡”。又同卷“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文库本挖去“养”字。“违别圣旨”文库本作“违慢圣旨”，这里显然是文库本挖改的。因为作“缧绁”、“供养”、“违别”，从上下文意义连贯看来，都不十分恰当，有的还很别扭。改作“死亡”、“供口”、“违慢”就通顺多了。尤其是“丹诏”，“供”起来是可以的，怎么能“养”呢?所以挖去后，没有添加字，空了下来，这就充分证明空格是在原有刻板上挖改，而留下来的挖改痕迹。
北京图书馆藏的容与堂本，印刷虽然比内阁文库藏本早些，但也不是初印本。我们翻开三十六卷(回)第五页就可发现有挖板。如“宋江道：我只是这句话由你们口口商量。”“你们”下空白二格。冠有天都外臣序石渠阁补刊本作“由你们怎地商量”。可见原有“怎地”二字被挖去。又“只见吴用花荣两骑马在前，后口口十骑马跟着”。这里石渠阁补刊本作“后面数十骑马跟着”，是“后”下应有“面数”二字被挖去。内阁文库本在这地方补刻“带数”二字，这就证明所空二格是有意挖去的。事情还不只此，不仅是挖去留空白，而且有挖补。如卷二十一(回)“宋江听了公厅两字，怒气(直起)”，“直起”两字并挤在一格。石渠阁补刊本只作“怒气起”，无“直”字，可见“直”字乃挖后添补上去的。文库本此处挖改作“怒气直冲起来”，添加的字就更多了。又卷二十三(回)“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石渠阁补刊本无“只”字，这“只”字也是挖补的，所以挤在一格。
容与堂刻本和冠有天都外臣序刻本(即石渠阁补刊本)这两个刻本谁先谁后，现在一般都认为有天都外臣序本早，因为序末署有“万历己丑孟冬”的年月，“万历己丑”乃万历十七年，比文库藏容与堂本上的孙朴书写年月早得多，所以被认为今天能见到的《水浒传》最完全而又最早的版本。但是王古鲁说这个序言不是原刻本上有的，而是康熙时石渠阁补刻放进去的。王古鲁这个意见值得重视。沈德符《野获编》卷五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这就是说，天都外臣的《序》乃放在郭勋本前面的。郭勋本的特点有二：一是“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另一是“移置阎婆事”。所谓“致语”可以是一段小故事，也可以是一首或几首诗词，这在宋元话本中常见。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冠有天都外臣序的石渠阁补刊本，既未去每回开头的诗词，也未移置阎婆事，自然不是郭勋本。王古鲁说那篇天都外臣序不是这个本子上的，是从别的版本上移过来的，他还只是从板刻形式辨认，没有发现石渠阁补刊的《水浒传》根本就没有经过郭勋的修改。李宗侗(玄伯)在他排印的《百回本水浒》前言中说：“族侄兴秋在小摊上买了一部《忠义水浒传》，观其墨色纸色，的是明本。且第一册图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尤足证明即郭英嘉靖年间刻于新安者。”李玄伯认为他所得到的刻本乃郭勋刻本，而把郭勋错成郭英。李玄伯这个本子，今已散失，不可得见，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前有大涤余人叙的两个残本。其中一种的图像正如李玄伯所说。而这个本子每回开头的诗词都删掉了，阎婆事亦已移改，和传说中的郭勋本相同，也和天都外臣序中所说“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的说法符合。不过这个刻本不是郭勋原刻本，而是后来的翻刻本。
石渠阁补刻本上那篇天都外臣的序言，是从别的本子上移来的，这个刻本既不是郭勋本，而刻印年代也就成了问题。但这个本子和容与堂本同出一个底本是可以断定的。至于刻印先后或同时，就不易定了。就容与堂本有李卓吾批语，这个本子上没有，说明它们不是一个版本，不过除开批语外，其他字句几乎全同。多数错字都错成一样。如卷六“没头罗汉，这法身也受灾殃；拆背金刚，有神通如何施展?”这“拆背”二字，内阁文库、四知馆本，以及杨定见百二十回本均作“拆臂”，似较两本作“拆背”为好。又卷八写董超、薛霸把林冲的脚用开水烫伤了，痛得走不动时，两本都说：“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动了。”这实际上把原意弄反了，应是“走不动了”，不是“正走动了”，所以内阁文库藏本改作“看看
走不动了”，杨定见百二十回本作“看看正走不动了”，方与上下文意贯串。又如卷十七(回)，两本都有这样一句话说：“何清笑道：直等哥哥临危之际，兄弟却来道理有个救他。”实在不通，所以内阁文库藏本改作“兄弟却有个道理来救他”，方才通顺。又卷二十四(回)：“那妇人道，混沌魍魉，他来调戏我，到不吃别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话，我却做不的这样人。”这里容与堂本和石渠阁补刊本都作“道话”，对照内阁文库藏本看，方知是“过活”二字之误。以上各点都是两本错成一样，正说明它们出于同一个底本。
石渠阁补刻本和容与堂本的字句基本一样，而且错字也错得相同，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版本没有区别。事实上，它们还有各自的误刻和修改。如卷三十七(回)，石渠阁补刻本说：“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容与堂本误作“一行人都送到到浔江边。”又如卷四十三(回)，石渠阁补刻本“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里。”容与堂本“里正”错成“李正”。又卷十二(回)“王伦道：你莫不是绰号唤青面兽的?”石渠阁补刻本误作“你莫是绰号唤青面兽的?”这里说明它们采用的底本虽然相同，但刻时还不免各自产生错误。此外，石渠阁补刻本有的地方还多出一些字句，如卷十一，“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坐着一个好汉正是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云里金刚”、“绰名豹子头”，这些都是容与堂本没有的。
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卷四十五(回)都有这样的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案“潘驴邓小闲”见卷二十四。以五回为一卷，从四十五回向上推十五回为三十卷(回)，跟二十四卷(回)接近，约略言之，把它说成上三卷，勉强也可以。这也就是说，这两个百回百卷本的底本可能是五回一卷的二十卷本，而二十卷本和百卷本的内容文字并无差别，只是分卷多少不同而已。
说二十卷本和百卷本文字无差别，还可以现存的所谓嘉靖刻本的残留五回半作证。这五回半的文字和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除开刻时个别错字不同外，其余字句全部一样。它们错字有时也错得相同，如五十四回说：“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德胜回梁山泊。”嘉靖本、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均作“德胜”，错了。当依内阁文库藏本改作“得胜”。自然，内阁文库藏本错改的地方也有，如五十五回“宋江却又陪话，再三枚举。”因不懂“枚举”是器重、挽留的意思，改为“劝谕”。
《水浒传》刻本以嘉靖刻本、容与堂刻本、石渠阁补刻本文字最完整，可能接近原作。三个本子字句完全相同，只是刻印时各本错字多少不一样。这三个刻本虽然先后时间不同，但无疑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版本。容与堂的挖改本即内阁文库藏本，改动较大，后来钟伯敬批的四知馆本即以这个本子为底本翻刻的。举个例子说明吧，卷九十四，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刻本这样写：“宋江道：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恼。”内阁文库藏本改“恼”为“悼”，四知馆本也作“悼”。又容与堂本九十三卷：“李俊道：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个。其计不階了。”石渠阁补刻本“陪”作“偕”。而内阁文库藏本作“谐”，四知馆本也作“谐”。当然，四知馆本个别地方也有改动，如第一回“朝廷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四知馆本改“要”为“若欲”二字，就是一例。
总之，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水浒传》版本，除所谓嘉靖刻的残本，清康熙时石渠阁的补刊本外，容与堂本是最完整的早期刻本。
二、所谓郭勋刻本
据嘉靖时《百川书志》著录，《水浒传》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现有材料证明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和《续录鬼簿》编者贾仲明是好友。至于施耐庵，明惠康野叟《识馀》卷一说：“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竞不可考。”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误把施耐庵说
施彦端名字旁边注明字耐庵，施家祠堂木主也把他们始祖写成施耐庵。传说他写过《江湖豪客传》，有人说它就是《水浒传》，尚须进一步探讨。
《水浒传》这部小说编撰于元末明初，但到嘉靖年间才有刻本。嘉靖以前只有抄本，抄时修修改改总是难免的。我国文学创作史上有个特殊现象，通俗小说谁都可以任意修改，不仅抄时可以改，就是刻时也可改，《三国志演义》的各种版本的文字不同，就是很好的例证。《水浒传》没有刻本以前如何被修改，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但第一个被指名道姓的修改者是郭勋。钱希言《戏瑕》卷一《水浒传》下说：“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故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铲剃，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离，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绝倒。”钱氏认为郭刻本并非善本，而有人称为善本，这大概指的是沈德符。《野获编》曾说万历时新安所刻《水浒》善本就是翻刻郭勋本的。新安刻本前面有汪太函(道昆)万历十七年托名天都外臣所写的序，自然不是嘉靖时武定版了。沈德符所说这个万历版，当即李玄伯的那个大涤余人序本。鲁迅曾经写信给胡适，谈到李玄伯所购的《水浒传》，是一个残本。后来李玄伯排印出来的《百回本水浒》却是完整的百回。这是李玄伯作伪，他把百二十回本拿来拼凑搭配的。其实，芥子园翻刻的大涤余人序本，就是一个完整的翻刻郭勋本。由于这个本子一般人不易看到，以致没有人发现李玄伯弄虚作假。
现存号称郭勋刻本有三种：一是
余人序本和袁无涯刻百二十本的混合本。我们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李玄伯用以拼凑的百二十回本，还不是袁无涯的原刻本，而是郁郁堂的翻刻本。证据就在七十九回，有一句“认旗上写的分明”，袁无涯原刻本错成“诏旗”，郁郁堂本改作“号旗”，而李玄伯排印本也作“号旗”，这就露出老底来。还可补一个例子，芥子园刊本、袁无涯原刊本有一句“极坚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而郁郁堂本改作“铁最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李氏排本同郁郁堂本。
如上所言，
这里附带谈谈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李卓吾的两个评本的批语真伪问题。一百二十回本和容与堂本都有所谓李卓吾批语。而两本批语文字差异很大。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水浒》研究者意见尚未统一。现在我们既弄清楚了百二十回本是以大涤余人序本为底本，不仅正文语句相同，就连批语也是一样的。一百二十回的批语，大部分是过录大涤余人的。大涤余人的序上说“故特评此传行世”，可见这个本子上的评语是大涤余人写的。由于刻书人胡乱在书上加标“李卓吾批评”，以致有人误认为是李卓吾的。杨定见一面转抄了这些批语，一面增加和改写了一些批语，又不作声明，鱼目混珠，以致引起争论。现在事情弄清楚了，争论就可以休矣。
三、也谈繁本简本问题
有一批比郭勋还要删改得更多的《水浒传》的版本，这些本子除开删改外，还增加田虎、王庆的故事，大都刻印于福建，有的自称京本，是书估为了谋利而搞的。由于文字简略，世称“简本”。而把没有遭到这些书商删削的本子叫做“繁本”，名称不一定很妥当，叫顺口了，就这样办吧。
关于简本，
三十回至三十五回为第七卷(这里《评林》将三十四回和三十五回合并为一回)，三十六回至四十回为第八卷，四十一回至四十五回为第九卷，四十六回至五十回为第十卷，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为第十一卷，五十六回至六十回为第十二卷，六十一回至六十五回为第十三卷，六十六回至七十一回为第十四卷(因《评林》将六十七回六十八回合并为一回)，七十二回至七十八回为第十五卷(因《评林》将七十二回七十三回合并为一回、七十四回七十五回两回合并为一回)，七十九回至八十二回为第十六卷(因八十一回，《评林》分为两回)，八十三回至八十七回为第十七卷，八十八回至九十一回为第十八卷(原第十八卷下及第二十三卷上)，九十二回至九十五回为第十九卷(原卷二十四)，九十六回至一百回为第二十卷(原卷二十五)。这中间出于《评林》增插田、王二传，即把田、王二传插入九十回中，成为《评林》十八卷下、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下，共五卷。《评林》全书二十五卷，去掉五卷，恰为二十卷。这二十卷和百卷百回本文字全合，所以我们说《评林》底本是二十卷本，即二十卷百回本。《评林》乃就二十卷百回本增插田、王故事，还可以从它把田、王故事插入征辽和征方腊中间，为了照应，在征方腊的将领中，生硬地加进一些收服田、王的降将名字。如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刻本第一百回并说：“只有朱同在保定府管军有功，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评林》去掉“在保定府管军有功”九字，加入“唐斌、崔埜”四字，这样一来，原本一个节度使就变成三个了。这里证明这位改动者实在不高明。此外五十一回，《评林》本不标明回数，只写卷十一，而与所谓嘉靖本此处作卷十一正合。嘉靖本是二十卷本，故《评林》自然是二十卷本了。
这样看来，《评林》虽然没有像巴黎国家图书馆那个藏本标明“插增田虎王庆”字样，而实际上是有插增的。所以这个本子是一较早的简本，它保留下来了许多从繁本到简本的痕迹，在许多简本之中，一百十五回本也值得提一提。百十五回本有许多地方和《评林》相同，两本虽然没有直接抄袭的关系，但可能参考过，尤其是第一回，两本的文句几乎全部相同。但往后看就不一样了，不同的地方很多。百十五回本第二回“每日演习武艺不题，且说史公公年高……已毕。”这在《评林》中仅有“每日演习武艺”六字，没有“不题”以下五十多字。百十五回本第十三回“吴用日：此事却好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好”，在《评林》本，于“却好”“须得”之问，插入“只是……不得”二十八字。又百十五回本第三十八回“李俊、张顺同三阮守护船只，只见城里来的官军约有五六千军马，都把住了路，花荣只怕李逵有失。”《评林》第三十六回作“李俊同张顺三阮，整齐船只就江边看时，约有五七千军马杀奔前来，李逵当先轮双板斧斫将入去，花荣只怕李逵失手。”两本文字互有出入。又百十五回本第六十一回“却说宋江与吴用商议要打北京，救取卢俊义……就忠义堂上传令。”《评林》本作“吴用对宋江曰：‘幸兄长无事，又得太医在寨中，此是万幸，兄长卧病。”’文字完全不同。百十五回本第七十八回“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班中走出太尉宿元景，方始归降。”《评林》本仅作“四个贼臣定计，奏将归降。”又百十五回本第八十九回“却说城中沙仲文对良仁日：若得一人杀出……只见小校引魏州军士来见”一大段文字，在《评林》中仅“一面交小校引魏州军士来见”十二字。从上面看来，百十五回本与《评林》本字句不同，详略互异，说明两个本子没有前后继承关系，也就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这从回目合并中也可以看出来。《评林》把繁本八、九两回合成一回，百十五回本未合并，《评林》把繁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四十八回合并成一回，百十五回本四十六回仍有，只将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回合并成一回。我们如果把百十五回本第三十八回，《评林》三十六回和繁本第四十二回对照着看，就会发现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删改，取舍不同。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即《评林》本有余仰止的诗，在百十五回本大部分没有，但有一处(三十七回)在容与堂等本都没有，只有《评林》本有，说的是“后
总之，我认为《水浒传》今存版本中，郑振铎收藏的二十卷本的残册五回，刻印较早，但这本子不是郭勋改本，它和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刊本是同一个系统的本子。容与堂后来又印了一个挖补修改本，这个挖改本是后来四知馆刻本的底本。这是《水浒》版本演变的一条主线。另外嘉靖时郭勋以二十卷为底本，略加修改，即所谓郭勋刻本。万历年间大涤余人翻刻郭勋本，前有天都外臣序。明末清初芥子园又翻刻大涤余人序本，并加上“李卓吾批评”字样。“五四”后李玄伯以大涤余人序残本配搭上百二十回本，伪称古本，也属于这个系统。杨定见以大涤余人序本为基础，加上田虎王庆故事，并修订改写，成为今天流行的百二十回本。杨定见把简本中的田虎王庆故事纳入百回繁本中，这在九十回把皇甫端和他的朋友许贯中的故事改为燕青遇故，十分明显，明眼人一看便知。金圣叹的七十五回本是腰斩百二十回本的结果，所谓古本者，纯属欺人之谈。以繁本为底本，插入田虎王庆故事而成各种简本，应以《水浒志传评林》为最早，其他简本都要靠后一些。至于日本无穷会收藏的一个百回不分卷的《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御书屏上四大寇的名字没有田虎王庆，作蓟北辽国，与杨定见《全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所说“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的那个本子，有人误解这句话，认为“征辽”乃郭勋所加写的。其实错了，杨定见这几句话就是芥子园本七十二回御书屏四大寇上方的眉批，意思是说有一个本子把御书屏上四大寇的名字去掉了王庆、田虎，这样虽然和百回本中没有田虎、王庆故事，互相配合照应，但这样改动只是“小家照应之法”。杨定见的话本来很清楚，由于这些版本不容易见到，以致有人发生误解。还有人在这个误解的情况下更进一步说整个《水浒传》是郭勋或郭勋门客所写，这就离开事实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