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水浒传　》明·施耐庵　撰中华书局九八年版《水浒传》前言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并列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四大奇书”。《水浒传》以其酷爱自由、富于反抗斗争的民主思想和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喜爱，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作品。《水浒传》在明代社会上流行的时候，就受到了学者的重视，进行了评点式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水许传》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发展于三四十年代，深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对《水浒传》的作者、成书、版本、思想、艺术、影响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入地发掘、整理和分析、评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迄今为至，我们对《水浒传》的许多问题，或是众说纷纭，或是不甚了了。这种状况，固然与研究者视角有异、理解不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被视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之作。它们的作者大多数本来就社会地位低下，又受到上流社会的歧视，因而这些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活动等，往往湮没无闻。相比之下，小说家就更为不幸。他们没有遇到一位热心而又有勇气的学者如元代的钟嗣成那样，编著《录鬼簿》一书，为金元时期的戏曲家立传。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比戏曲家更鲜为人知。以《水浒传》而论，这部洋洋八十余万言的鸿篇巨著，作者的生平经历怎样？创作情况如何？对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明代人除留给我们一些零星的传闻和少量版本的记述外，竟然没有什么完整系统的材料。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我们仍然要知难而进。当然，在学术界的前辈们对有关《水浒传》的史料早已披沙沥金、罗掘穷尽的情况下，我们在今天如果仍然企图去发掘出与《水浒传》直接相关的史料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那是很困难的。比较有希望的方法是，把对已有的史料的咀嚼消化与从作品本身寻找内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探索，这样，也许能使我们的认识推向前进。 　　一、《水浒传》的成书 　　在明人对《水浒传》作者的记述中和现存明版百回本的题署上都有施耐庵、罗贯中的名字，但这并不表明《水浒传》是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水浒传》是在前代说话艺人讲说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前代说话艺人讲说水浒故事的痕迹在今本《水浒传》中仍有留存。因此，当我们谈论《水浒传》的成书问题时，就不能不从在它之前的水浒说话故事谈起。 　　在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记载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样的名目，这是最早见之于书面的关于水浒人物的记述。值得注意的是，这四项名目在说话艺术中分别属于“公案”、“朴刀”、“杆棒”三个门类，这表明在早期的说话中，水浒故事还是分别讲说，独立存在，没有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故事。估计这类故事当不只以上四种，《醉翁谈录》的记述很可能是举例的性质。在南宋人所作、又经元人修饰的说话底本《大宋宣和遗事》中，出现了以宋江为首包括孙立、鲁智深、杨志、武松在内的三十六人起义的大故事。内中有杨志、孙立等押运花石纲的故事（孙立在这里的绰号虽已改为“病尉迟”，但从他参与押运花石纲的公事来看，《醉翁谈录》记述的公案类“石头孙立”的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一内容。），晁盖、吴用、刘唐等劫取“生辰纲”的故事，宋江向晁盖等通风报信、宋江杀阎婆惜、宋江接受九天玄女天书的故事等。书中又叙述三十六人分批上太行山落草，然后在宋江的率领下“掠州劫县”，迫使朝廷只好下令招降，宋江等归顺后被封为“诸路巡检使”，最后宋江又以“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水浒人物由少数人增加到三十六人，由分门别类讲说，到结合为一体，组成一个包括系列小故事在内的大故事，这是水浒故事的一个巨大发展和提高。这个大故事为后来的《水浒传》奠定了基本线索和框架。 　　差不多同时，出现了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作者在序言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议……余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这里所说的街谈巷议并非通常所说的民众的口头传说，而是指说话艺人讲说故事而言①。这里是说，作者在少年时，就从说话艺人那里听到了宋江等人的故事。他的赞语就是由此而引发出来的。龚开的赞语主要是就人物的绰号品评人物的性格、作为，因此很难揣知他所听到的水浒的故事情节究竟怎样。但从他的赞语中却可以看出，有些人物的作为似乎与《宣和遗事》所述有别。如对宋江，只是称赞他“不称假王，而呼保义”，即说他不触犯统治阶级的“忌讳”称王称帝，而对他归顺朝廷的事则未涉及，是否这个故事中的宋江未投降朝廷？又如杨志、孙立、林冲、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等十二人在《宣和遗事》中的主要活动是押运花石纲，但在赞语中却只在他们的绰号或出身上做文章，而未透露出与花石纲有关系的消息。由这些差别可以推知，龚开所听到的很可能是有别于《宣和遗事》的另一种水浒故事。在赞语中有五处提到人物与太行山的关系，这又表明这个故事与《宣和遗事》一样，它的人物也是以太行山作为聚众起义的根据地的。太行山在北宋末年是农民起义的根据地，在南宋初年，又是中原地区人民抗金义军的根据地①。所以在宋元话本中往往把太行山作为英雄人物棲身进出之地。如元至治间刊刻的《三国志平话》描写刘关张三人杀了太守和督邮后“都往太行山落草”。由此可知，龚开所听之水浒故事与《宣和遗事》一样，都带有较早期的说话的特点，两者属于同时期的作品。龚开为宋末元初人（1222－约1304），南宋景定间（1260－1264）任两淮制置司监官员。龚开既然少年时就钦敬水浒人物，那么据此可知，龚开所听故事与《宣和遗事》当属于景定以前南宋中期的作品。又，《宣和遗事》中的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李进义、混江龙李海、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病关索王雄、没羽箭张青、火舡工张岑，在赞语中则作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混江龙李俊、短命二郎阮小二、大刀关胜、赛关索杨雄、没羽箭张清、船火儿张横。两相比较，赞语中人物的姓名、绰号与今本《水浒传》全同，而《宣和遗事》与今本则相差较大。这又表明，龚开所听故事与《宣和遗事》同时而又稍晚。毫无疑问，《水浒传》的成书也是吸取了龚开所听的水浒故事的。 　　在今存元代史料中尚未发现有关水浒说话的记载，但这不等于不曾有水浒说话存在。值得重视的是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七十八回入话赋和第八十一回入话诗透露出的消息。第七十八回入话赋：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只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千万军粮马草。声闻宇宙，五千骁骑战争夫；名达天庭，三十六员英勇将。跃洪波，迎雪浪，混江龙与九纹龙；踏翠岭，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兽。逢山开路，索超原是急先锋；遇水叠桥，刘唐号为赤发鬼。小李广开弓有准，病关索枪法无双。黑旋风善会偷营，船火儿偏能劫寨。花和尚岂解参禅，武行者何曾受戒！焚烧屋宇，多应短命二郎；杀戮生灵，除是立地太岁。心雄难比两头蛇，毒害怎如双尾蝎？阮小七号活阎罗，秦明性似霹雳火。假使官军万队，穆弘出阵没遮拦；纵饶铁骑千层，万马怎当董一撞。朱仝面如重枣，时人号作云长；林冲燕颔虎须，满寨称为翼德。李应俊似扑天雕，雷横猛如插翅虎。燕青能减灶屯兵，徐宁会平川布阵。呼风噀雨，公孙胜似入云龙；抢鼓夺旗，石秀众中偏拼命。张顺赴得三十里水面，驰名浪里白跳；戴宗走得五百里程途，显号神行太保。关胜刀长九尺，轮来手上焰光生；呼延灼鞭重十斤，使动耳边风雨响。没羽箭当头怎躲，小旋风弓马熟闲。设计使谋，众伏智多吴学究；运筹帷幄，替天行道宋公明。大闹山东，纵横河北。步斗两赢童贯，水战三败高俅。非 　　图坏国贪财，岂敢欺天罔地。施恩报国，幽州城下杀辽兵；仗义 　　兴师，清溪洞里擒方腊。千年事迹载皇朝，万古清名标史记。在这篇赋之后，紧接着还有四句诗： 　　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 　　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第八十一回入话诗： 　　混沌初分气磅礴，人生禀性有愚浊。 　　圣君贤相共裁成，文臣武士登台阁。 　　忠良闻者尽欢忻，邪佞听时俱忿跃。 　　历代相传至宋朝，罡星煞曜离天角。 　　宣和年上乱纵横，梁山泊内如期约。 　　百单八位尽英雄，乘时播乱居山东。 　　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受帝封。 　　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 　　清溪洞里擒方腊，雁行零落悲秋风。 　　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作为入话的文字，这两篇赋和诗理应概括本回的内容，或就本回内容进行评论。但仔细阅读这两篇文字，发现它们与本回的内容并不扣合。第一，赋的开头描绘梁山泊险要的地理形势，后面大部分是描述梁山泊头领的性格、行为和特长，就内容看，放在第七十一回前，或放在此回的“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位置均比较恰当，放在七十八回前不合榫卯；就人物的性格、行为看，赋中说“黑旋风善会偷营”、“燕青能减灶屯兵”、“徐宁会平川布阵”、“小旋风弓马熟闲”，这与作品中的描写不符。第二，赋、诗中提到破辽国、擒方腊，本回并无此内容，这是后面的情节；同时赋、诗的“千年事迹载皇朝，万古清名标史记”、“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这分明是小说的结束语。将后面的事情超前叙述，明显不当。第三，作品中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大聚义，头领已达一百零八人之数，但在赋中却仍说“三十六员英勇将”，赋后诗亦说“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人数又不一致；又，第八十一回诗中云“二十四阵破辽国”，而在作品中宋江破辽，双方的阵势加在一起只不过十阵，何来二十四阵？从这些矛盾不合理之处我们可以断定，这篇赋不是今本《水浒传》原有的，而是抄用了前人的现成东西，这篇诗则是作者早期的作品（详见后）。 　　我们知道，在元代水浒戏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和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宋江上场的道白，有一段文字与第七十八回入话赋描写梁山泊险要的地理形势的文字除个别字词外，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证明了赋和戏的这部分文字同出一源，即极可能均来自元人水浒说话故事①。在赋中有“万马怎当董一撞”之句，这“董一撞”无疑是指《宣和遗事》中的“一直撞董平”，但绰号却有了变化，而这变化了的绰号又与《水浒传》中的“双枪将”不一致，这也证明这篇赋只能是元人话本之文而不属宋代话本。当然，宋元两代水浒说话故事保留在今本《水浒传》中的，并不只这些。例如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中描写黄泥冈的一段韵文最后一句云：“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按今本《水浒传》所述，黄泥冈在山东济州东北二十五里处，而韵文却说此处是山西太行山，这就证明这段生辰纲的故事是宋代说话的遗文。又如今本第五回智真长老赠鲁智深的偈言“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说是“终身受用”，却不言及鲁智深从宋江征方腊后坐化而死之事，表明这几回的故事创作较早，很可能是宋代“花和尚”故事的遗文；而九十回，五台山参禅智真长老第二次赠送的“终身受用”的偈言“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则表明，鲁智深从征方腊的故事创作在后。再如史进的故事，在今本中从未描写过他在东平府有什么活动，但在六十九回打东平府时，史进却突然对宋江说：“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染……。”他表示愿潜入城中，里应外合，攻取东平。十分有趣的是，在元代李致远的水浒戏《还牢末》中写明史进是在东平府“衙门中为五衙都首领”。这证明在元代水浒说话中有史进在东平府活动的故事，史进这几句话，留下了故事的痕迹。还可举出的重要例证是《水浒传》章回的字数显示出的问题。今百回本《水浒传》每回六至七千字者共二十一回，七至八千字者共二十七回，其余回目最少者四五千字，多者超过万字，最多者为第二十四、五两回，分别为一万七千余字和一万五千余字。就作家独立创作长篇小说而言，虽然每回的字数不会整齐一律，但总是大体均衡，不会悬殊过大。《水浒传》中回目的字数多者竟超出少者二倍甚至三倍以上，这就使人有理由怀疑那过多字数的回目是否采用自前代话本。有意义的是在《水浒传》中找到了内证。小说第四十五回评论和尚于“色情最紧”时交代说：“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原来小说在第二十四回描绘西门庆央求王婆帮忙勾搭潘金莲时，王婆曾说过：“要五件事俱全……此五件，唤作潘、驴、邓、小、闲。”研究者都知道，明刻百回本（即今传本）《水浒传》均为二十卷本，即每卷五回。以此计数，若将“上三卷”作为小说头三卷理解，则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应在第一回至第十五回内；若将“上三卷”作为第四十五回前的三卷理解，则此故事应在第三十回至第四十四回内，均不应在第二十四回之内。由此可见这“上三卷”应是《水浒传》成书以前前代水浒话本的分卷。这再次证明：今本《水浒传》成书之前，不但存在有水浒说话故事，而且存在有水浒话本。这水浒话本也并非一种。如今本《水浒传》在第二回、第三回、第六回等许多回对史进的描写，都表明他是一个擅长在陆地上驰骋的好汉，而在上述七十八回入话赋中却说“跃洪波，迎雪浪，混江龙与九纹龙”，这分明是说史进与李俊一样是在水中劈波斩浪的能手。上面已谈到，此入话赋对李逵、燕青、徐宁、柴进的本领、特长的描述，也与今本《水浒传》不同。对同一个人物的本领、特长的叙述差别如此之大，这就证明它们并非同一话本，同时也证明迟至宋末元初，水浒故事的讲述和话本仍处于多家并存，相互竞争的局面。鲁迅在七十年以前曾推测在今本《水浒传》之前“或早有种种简略的书本”①，这个推测现在得到了证实。 　　由以上考察不难看出，宋元水浒故事和话本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既有英雄人物个人的分散的拼杀搏斗，又有英雄人物集体的大规模的攻城掠地、破阵夺关的战争；既有对起义根据地环境形势的勾画，也有对城市生活的描绘；它的故事情节是生动曲折的，它的人物形象也是富有个性色彩的。这些都为《水浒传》的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水浒传》的作者绝非简单地继承和采用了前人的东西。因为宋元水浒话本既有成就，也有不足。由于这些故事和话本出自不同的说话艺人之手，它们在情节上定会有重复和牴牾之处，在同一人物的性格上侧重点也有不同。即令是同一艺人的作品，由于是口头文学，缺乏精细的加工，难免存在结构松散，情节拖沓，重点不突出，语言粗糙等缺陷。成书于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所以，《水浒传》的作者对前人传下来的水浒故事和话本，绝不是简单地移植，无分析地采用，而是经过了一番去粗取精、淘芜删杂的加工再创作的功夫。 　　《水浒传》的作者之一施耐庵的主要贡献是保留和提高了水浒故事和话本的精华部分。施耐庵按照《宣和遗事》中英雄大聚义和征方腊的线索，把水浒人物组织成一个整体，使以三十六人为主体的一百零八人的活动都容纳在这个大框架之内，同时又对全书作了精心的设计和提炼，使作品的结构紧凑、完整，情节丰富、精彩而又合理，语言生动、明快而又富有生活气息，人物的性格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加强，具有典型性，因而个性鲜明、突出。今本《水浒传》中删去了史进在东平府活动的情节和将李逵大闹祥符县改为大闹寿张县，就是施耐庵为突出人物的反抗性和使情节具有合理性而作出改动的内证①。由于施耐庵加工整理的本子既保存了诸水浒故事和话本的最基本的内容，而在思想和艺术上又远远高出于其他诸本，因而受到广大说话艺人和民众的欢迎，所以这个本子被称为“施耐庵的本”，以与其他诸本相区别。今本《水浒传》第八十一回入话诗中的“事事集成忠义传”的话，当是施耐庵对自己创作《水浒传》的特点的概括，这首诗极有可能是他为自己的“的本”末回写的结语诗。《水浒传》另一作者罗贯中的主要贡献是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施耐庵加工整理的《水浒传》既然是以《宣和遗事》为线索，人物最终当然是以平方腊有功封官大团圆为结局的。罗贯中则摒弃了这种结局。罗贯中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曾在《三国志演义》中描写东汉末年由于桓、灵二帝宠信宦官导致天下大乱；在《残唐五代演义》中又描写唐末“朝廷昏乱，佞臣当道，有钱重任，无钱不用。因此，曹州反了王仙芝，濮州反了尚君长”。最高统治者昏愦、腐败是致乱之源，这是罗贯中观察历史得出的一条结论。众所周知，今本《水浒传》开篇也是写“乱自上作”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断定，是罗贯中对施耐庵写的《水浒传》的开头和结尾作了重要修改。在开头，他描写行为不端、举止轻浮的宋徽宗所宠信、重用的高俅迫害正直善良的人士，从此引起了被迫害者对官府一连串的反抗斗争。在结尾，罗贯中又描写以宋江为首的起义军征方腊之后本已“十损其八”，星流云散，到最后在皇帝的纵容下，蔡京、童贯等奸臣竟然使出残忍的手段将宋江、卢俊义毒死，使水浒起义军终于全部毁灭。小说在这里打破了封官大团圆的结局，而创造了一个悲剧性结局。鲁迅说：“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①加入这个情节的人，就是罗贯中。罗贯中对《水浒传》的这种加工改造，极大地加强了作品对封建统治阶级罪恶本性的暴露和批判的深度和力度，因而也极大地提高了作品思想性的高度。《水浒传》的征辽部分为前人水浒话本所原有，并非如杨定见所说系明代嘉靖间郭勋刻本所加①。但这部分的文字风格与《水浒传》的其他部分显然不一致，而与罗贯中的《残唐五代演义》相近。这一部分原来是“二十四阵破辽国”，其内容必定相当庞大且多有雷同。今本《水浒传》宋江只经十阵即破辽国，这个压缩改编，也有可能是罗贯中完成的。施耐庵加工再创作的“的本”也许不足百回，经罗贯中加工再创作后成为百回。这部百回本的作品较之前人的水浒话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高度成就，所以一经出现，很快就取代了其他水浒话本，成为定型的、唯一流传的本子。 　　二、《水浒传》的作者和成书朝代 　　《水浒传》的作者和《水浒传》的成书朝代问题一向密切关联在一起。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在明代即有《水浒传》为施耐庵和罗贯中单独所作或共同创作的几种说法。目前虽仍有争论，但把施耐庵与罗贯中作为《水浒传》的并列两作者，这已是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作者究竟是哪个朝代的人？关于施耐庵的生平，缺乏史料，无可考察。从《水浒传》的思想、艺术等方面来看，施耐庵是一位有正义感，有较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熟习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特别是社会下层的生活的知识分子，极有可能是话本作者和说话艺人的艺术团体“书会”中的一名成员。“施耐庵”也许是他的笔名。明代胡应麟最早提出施耐庵是元朝人，并认为罗贯中为施耐庵的门人①。同时代的李卓吾也相信施耐庵为元代人②。前面提到“施耐庵的本”的称呼。在今存元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带有“的本”一词的剧题，就有《新刊的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大都新刊关目的本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等八种。“的本”即真本之意，这是元代刻书业的一个行业用语。因此，“施耐庵的本”这一称呼，也可以作为施耐庵为元代人的一个旁证。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元末明初人贾仲名在《录鬼簿续编》中曾有简略的记述，学术界据以断定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笔者也据贾仲名的记述和《水浒传》中有明初的地名，具体推算出罗贯中约生于元皇庆二年，卒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15——1392）③。有的研究者认为贾仲名的记述只能证明罗贯中为元末明初的戏曲家，因而否定罗为小说家。这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众所周知，罗贯中还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为许多古地名作注所指称的“今地名”，均为元代地名。如卷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提到琅琊郡，注云：“琅琊，今益都路沂州。”卷十一“诸葛亮旁略四郡”提到桂阳郡，注云：“今属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这里的“益都路”、“桂阳路”均为元代所专有。另如同卷“周瑜南郡战曹仁”提到油江口，注云：“今时江陵管下公安县是也。”公安县在元代归江陵府所辖，而到明代，江陵则改称荆州④。可见这里的“今时”也确为元代无疑。这些注释充分证明作者罗贯中是元代人，与《录鬼簿续编》所述的罗贯中为同一人而并非两人。 　　《水浒传》成书的朝代不仅可以由它的作者生活的朝代所确定，作品本身也提供了不少内证。（1）地名：在《水浒传》中也象《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有作者对古地名的解释。如第九十回中提到方腊造反所占据的州郡时作者解释说：“睦州，即今时建德。”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宋代的睦州在元代称建德路，元末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将其改称严州府，明立国后沿用之。因此，这“今时”既不是宋代，也不是明代，而是元代。又，第一回提到洪太尉被皇帝派往“信州龙虎山”去，据《明史·地理志》载，信州即元时信州路，元末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将其改称广信府，明立国后沿用之，因此这信州也是元代的地名；又，第二十七回、第六十九回，有东平府之地名，据《明史·地理志》载，东平府为元代名称，明洪武七年降为州，属济宁府。（2）官制：第九十一回叙述宋江率水军直奔润州，“南军连忙报入行省里来”。据《元史·百官志》载：“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行省为元代专有之官制。（3）语言和称谓：《水浒传》中无论叙述的语言还是人物的语言，时代色彩极浓。如“生受”、“撺掇”、“惩么”、“兀的”、“尚兀自”、“绷扒”‘‘盆儿吊”、“弟子孩儿”等等，这些都是宋元特别是元代话本、戏曲所习用。《水浒传》作者运用得得心应手，绝非后世模仿者所能比。这里还可举出一个称谓：第十八回、第六十回称公孙胜和樊瑞为“全真先生”全真是金元时期道教的一个派别，当时人们称道士为“全真先生”。到明中后期则只称道士，不再冠以“全真”二字，《金瓶梅》中的称呼可为例证。总之，以上的地名、官制、称谓均为元代所专有和通用，这是《水浒传》成书于元代的有力内证。 　　从《水浒传》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它成书的上下年限。在《水浒传》中有多处记叙或诗词，可以使人与其创作朝代相联系，但最重要的一处是第四十五回描写海阇黎等众僧见了潘巧云时神魂颠倒的那一段文字：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阇黎没乱，诵真言岂顾高低。烧香行首，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盆。……动铙的望空便撇，打钹的落地不知。敲铦子的软做一团，击磬的酥做一块。满堂喧哄，绕席纵横。藏主心忙，击鼓敲错了徒弟手；维那眼错，磬槌打破了老僧头。十年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这段文字与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和董解元《西厢记》卷一关于众僧人见到莺莺后的表现那两处描写相似。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以董解元的《西厢记》为蓝本进行加工再创作的，因此，王西厢这处描写的文字应当是模仿董西厢，而不会是模仿《水浒传》；至于董西厢的这段文字，乃是出自作者独创，更不可能是模仿《水浒传》。因为，董解元是金章宗时（1190——1208）人，如果他模仿《水浒传》，则《水浒传》必成书于南宋中期，这是不可能的。从《水浒传》的这段文字看，它与王西厢的文字更接近；而且就在同回描写潘巧云买通迎儿与海阇黎通奸之后，有“请看当日红娘事，却把莺莺哄得来”的诗句，特别点明了红娘促成张生、莺莺私下结合的作用，这就表明，《水浒传》确实成书于王西厢之后，书中僧众为潘巧云所迷乱的那段描写，是模仿王西厢而成，这是可以肯定的。据学术界有关专家的看法，王西厢大约创作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1307）之间①。因此，《水浒传》创作的时间上限应当在1307年之后，亦即元代的中期，这或许就是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时期。至于《水浒传》成书的时间下限，亦可从书中的地名得到消息。《水浒传》中绝大部分地名是沿用宋代、使用元代的地名，另有几个明代的地名，如兖州府即其一。据《明史·地理志》载，兖州府，元称兖州，属济宁路，明洪武十八年（1385）升为兖州府。如果考虑到罗贯中的年岁能活到七十五岁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为合理年龄，再联系到下列情况：明刻本《水浒传》、《三遂平妖传》等版本中，罗贯中被题署为东原人；东原为山东东平府的古称，它在元代是杂剧创作和演出的兴盛地区之一，又是水浒故事产生和流行的主要地区之一，罗贯中极可能曾在该地长期定居。兖州与东平近在比邻，升州为府之事罗贯中在生前尚及与闻，他将新地名顺手写入书中亦属情理中事。如果这种推断能够成立，那么《水浒传》的最后定稿成书当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五年这间，这与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序》中提出的“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的说法也恰相一致。总之，《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是比较可信的。 　　三、《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只有《三国演义》差可比肩，而其版本之复杂、繁多，则为诸小说所远远不及。 　　在谈论《水浒传》的版本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它的祖本的问题。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认为《水浒传》的祖本为简本①。半个世纪以来繁本、简本的不断发现和研究，证明简先繁后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以后，郑先生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肯定《水浒传》的祖本为繁本，但强调祖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①。郑先生一向把他所藏的嘉靖本《忠义水浒传》残本视为武定侯郭勋刻本，在这里实际上把这个刻本排除了在祖本之外。但祖本为何者，他未表示明确的看法。近年有研究者提出，七十年代初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证明此书即为《水浒传》祖本②。但从全面的角度看，此书更有可能是嘉靖初年所刻的由繁本向简本转化的过渡本，而非《水浒传》祖本。 　　我认为，《水浒传》的祖本虽至今未曾发现，但明人对它有所记载，这就是题署“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名为《忠义水浒传》的那个版本。首先，它是明人记述的最早的版本。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最早记录了它的存在；明人钱希言记述文征明等曾听人讲说过据这个“施耐庵的本”所讲的《水浒传》故事③。这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而文征明与唐伯虎、祝允明、徐徐卿“诸公”听讲故事的时间，据笔者考证系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即弘治年间（1488——1505）④。这就证明了这个版本应在弘治以前就已存在，它的确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水浒传》版本。其次，它具有祖本的原始面貌。在明末文人对郭勋刻本的评论中，有一相互矛盾的现象，即有人盛赞此本，有人则大加指责。仔细考察，盛赞者系称道郭刻本为精美善本；指责者则为不满意郭刻本对《水浒传》的删削。钱希言在《戏暇》中说：“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德胜利市头回，此政是宋朝人借此形彼，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人口，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故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铲剃，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离，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绝倒。”同时代人天都外臣（即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也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钱希言在这里所说的文征明等听人说的“宋江”，乃是《水浒传》的别名。嘉靖人郎瑛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①郎瑛的话证明，文征明等听到的就是高儒所记的“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本子。天都外臣在这里所说的故老传闻的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的《水浒传》也是指的这个本子。这两段文字的核心意思是：郭勋在重刻这个“施耐庵的本”时，删除了书中原有的类似宋人话本中有的“艳”、“妖异语”等“奇文”。所谓“请客”、“德胜利市头回”、“摊头”、“妖异语”、“艳”、“致语”等，其名称虽异，而实际上内容相同，即基本上是指在话本正文前有内容新奇或有神鬼灵怪描写的一个短篇故事。这是宋元人话本的一种体例，在《警世通言》中保存的宋人话本如《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和冯梦龙改编的《平妖传》首回中，在《清平山堂话本》的一些宋元人话本故事中，仍可看到它的面貌。一部小说具有原始面貌，这是祖本区别于后出版本的重要特征。而“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这个本子正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可以肯定它是《水浒传》所有版本的祖本。 　　这个“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祖本成书于元末明初之后，或许只是在社会上极小的圈子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故而鲜为人知。其后，在弘治、正德之际才出现刻印本。郭勋据以重刻后，虽因删除了那些“奇文”引起少数人不满，但经此删除，毕竟使原作更为精炼，而且突出了人物的本传，因而受到更多的读者欢迎。加之郭刻本精善、豪华，被视为善本，因此，这个祖本就为郭武定本所代替，以至失传。郑振铎、四明朱氏所藏嘉靖残本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忠义水浒传》，有迹象显示可能即郭武定本。《水浒传》象《三国演义》一样，早期的本子并不分回，分回当是从郭刻本开始。郭勋在重刻时除作了分回、删去回前的“妖异语”等整理加工之外，对原书未作别的增删，这由今本《水浒传》内仍保存有史进原先在东平府有活动、李逵曾大闹祥符县以及作者考虑分章分卷备忘而写的“断章句”三字（见第二十四回）这类纰漏可以证实。上文提到的《京本忠义传》，据其行款格式和所用字体等因素，可断定它的刻印约与郭武定本同时。万历前期据郭武定本而出，有两种版本：由新安刻印、天都外臣作序，题名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忠义水浒传》；由大涤余人作序、新安黄诚之刻的《忠义水浒传》，无作者题名。自天都外臣本和大涤余人本出现之后，繁本从此逐渐形成两个小系统：由天都外臣序本而出的是万历末年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无作者题名①。容与堂本现存三种版本，其中北京图书馆藏有八十回残本（简称容残本），约刊刻于万历三十年之后，另藏有百回全本（简称容全本），刊刻较容残本稍晚；此外，另有一种百回全本藏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简称容库本），此本最为晚出。各本中以北京图书馆所藏百回全本最为完善。万历、天启之际，先是积庆堂以容与堂本为底本，刻印有钟伯敬作序的《钟伯敬先生评忠义水浒传》；继之四知馆又以积庆堂原版刊印也有钟序的《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两本皆无作者题名。这是百回繁本的一条主线。据大涤余人序本翻刻的是明末清初芥子园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无作者题署。芥子园本之后，清初出现了无堂号、无作者题名的《忠义水浒传》（郑振铎藏残本，存六十六回）这是百回繁本的另一条线索。这两条线实际上构成了百回繁本的两个小系统。这两个小系统主要区别是：属天都外臣本系统者，第一回前有“引首”（“试看书林隐处”）；每回正文前有入话诗；第二十回宋江从县衙走出来，先见到刘唐后遇阎婆；第六十九回单道梁山泊好处为“山分八寨，旗列五方……。”属大涤余人本系统者，第一回前无引首；每回正文前无入话诗；宋江从县衙走出来，先遇阎婆后见到刘唐；单道梁山泊好处为“八方异域，异姓一家……。”崇祯末年金圣叹评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有引首；无入话诗，宋江先见阎婆；无单道梁山泊的好处。从文字的异同看，金批本仍属于大涤余人本系统。另有万历末年杨定见序、袁无涯刻印的《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它以大涤余人本为底本，将简本中的平田虎、平王庆故事，加以润色，插入书中成为百二十回本。题名“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崇祯末年，郁郁堂以杨定见序本为底本，刻印名为《绣像藏板水浒四传全书》。以上这两种版本，除有引首外，各点均与大涤余人本相同。有人称之为繁简综合本，实际上它们仍属于大涤余人繁本系统。 　　在繁本之外，与繁本并列另成一大系统的是简本。简本是将繁本的文字加以压缩、删削，又增加平田虎、平王庆的故事而成的。最早的简本是约在万历初年刻印的《新刻京本全象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田虎、王庆的故事，当从此本始有。其次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刻印的《京本增补校正全象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此后出现宝瀚楼刊本《忠义水浒传》。约在同时，又有郑大郁序、黎光堂刊本《水浒传》。崇祯末，富沙刘兴我据黎光堂本刻印《新刻全象水浒传》。这些简本分别为百0四回、百十回、百十五回、百二十回不等①。明末清初简本甚多，而以《插增全传》本和《志传评林》本最具代表性。从这两种简本有引首和回前诗、刘唐下书在前、单道梁山泊好处为“山分八寨，旗列五方……”。这几个特征来看，它们是据以天都外臣本为代表的繁本删节而成的。 　　以上所述，就是《水浒传》自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版本发展演变的大致情况。现制图表显示如下： 　　这里还需要谈谈所谓李卓吾评点本的问题。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评点自李卓吾始。李卓吾在与友人书中谈过批点《水浒传》一事①。李卓吾的崇拜者、作过《李温陵传》的袁中道曾目睹李卓吾所作批点：“记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②此事无可置疑。但李卓吾生前（李死于万历三十年）未有李评本问世。李卓吾死后不久，标有“李卓吾先生批评”的容与堂本（即容残本）首先出现；此后六七年间，容与堂又两次推出李评本（即容全本、容库本）问世③。万历四十二年（1614），标有“新镌李氏藏本”、“卓吾评阅”的袁无涯本出现。一时之间以李卓吾的名义评点的小说戏曲纷纷涌现。但鱼目混珠，真伪互见。李卓吾的学生汪本钶当时就批评过这种倾向说：卓吾“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寖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④风气所及，影响深远。甚至封面并不以李卓吾评点相标榜的天都外臣本，在许多回的正文前都有“李卓吾评阅”的字样（见本书所附书影），而实则无任何一句评语⑤。以李卓吾弟子自居的杨定见，宣称自己将“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交付袁无涯⑥。但李卓吾被迫害致死前二年（万历二十八年），明言拟将批点稿交与袁中道保存而尚未如愿，他深为自己“性懒散不收拾，计此书入手，随当失散”而焦急忧虑①，却未有材料记载交付与杨定见之事。此事本即可疑。两年以后，李卓吾遭迫害下狱而死，本已大量散失的手稿，此时散失更多。因此，即令杨定见确实得到过李卓吾的评点稿，也仅只一小部分，而决非全书。况且李卓吾所批点的是百回本，无田虎、王庆故事，而袁刻本却多出田、王故事，此部分并有眉批、行批、回末总批，同时又将李卓吾的原题为《忠义水浒传序》一文，改题为《读忠义水浒全传序》，而标榜全书为“卓吾评阅”。这种偷天换日的勾当，不仅是对读者的欺骗，也是对李卓吾的侮弄。就袁刻本的评语看，除政治思想方面评价宋江、李逵等“忠义性生，真可百折不回”、“久恋忠义，可敬可怜”、“真义士，真忠臣！”这类少量批语符合李卓吾的思想外，在艺术方面的评点，平平淡淡，不具有李卓吾为文“肌襞理分，时出新意”、“精光凛凛，不可逼视”的特点②。当袁无涯将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赠送袁中道时，袁中道正在病中，只“草草视之”，评价说：“诸处与昔（指李卓吾往日的评点——引者）无大异，稍有增加耳。”③袁无涯为苏州一书商，对袁宏道自称“门人”；袁氏三兄弟的诗文集多为袁无涯所刊行。这种密切的人事关系，使袁中道不能不对袁无涯的作伪有所回护，诡称“与昔无大异”，但他仍然无法掩盖“稍有增加耳”，即袁无涯等人的作伪。近年有研究者提出袁无涯百二十回本大部分评语都抄录自大涤余人序本④，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至于容与堂本的李卓吾评语，几十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过疑问，近年来又有研究者作了辨伪的详细考证，从评语与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序》思想见解对立；明人对叶昼作伪的揭发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证①。所论切中要害。在这里，我想从容与堂版本本身举出作伪的内证。现存容与堂三种版本，各本回前第一行均作“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回末最后一行相同，板心均作“李卓吾批评水浒传”。但在容残本（八十回）第二回末行却作“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板心则作“诸名家批评水浒传”（见本书所附书影）；第三十二回和第五十六回末行、板心的字样与第二回完全相同，而所有这些字体并非剜挖补刻。这种特异的情况表明，在这个容残本之前尚有初刻本。此初刻本的评语或只是叶昼的评语，或同时夹杂有少量他人的评语，因此定名为“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及至李卓吾死后，其名声日重，容与堂书商为牟利起见，改变书名，以“李卓吾先生批评”相标榜，重新刻印《水浒传》，但却误用了少量旧板片而又未仔细校雠，以致在这个版本中留下了马脚，而这马脚恰恰成了作伪的一个铁证。现在真相大白，容本李评真伪的争论，也就可以宣告结束。 　　容与堂本尽管是一个伪李评本，但是，作为一个明人的评本，它仍然有自己的价值和特点。从思想倾向上来看，许多评语抨击贪官污吏的恶行，指责道学的虚伪，怨恨嫉贤妒能之辈对人材的压抑等，反映了当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下层人民对明末现实的不满，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从艺术上看，评语有不少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如评语指出《水浒传》善于依据生活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真实、具体地描写人物，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达到“传神写照”的境界；善于通过“画眼前”、“画心上”、“画意外”，塑造出“同而不同处有辨”，即性格类似而又具有个人特征的人物形象；善于在情节场面的描写上“伸缩变化”，即避免平铺直叙，有“波澜”、有“变幻”；善于布局谋篇，造成照应细密的情节结构等等。评语的这些见解，道前人之所未道，这既是对《水浒传》艺术性的高度评价，也是作者对小说美学所作的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容与堂本的评语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它对后世的作家，尤其是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在思想倾向（包括痛骂宋江、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态度）上的影响和艺术见解上的启迪是非常明显的。它本身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都不能低估。 　　容与堂本《水浒传》是现存明刻本中最完善的版本，容与堂本的评语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因此我们将容与堂本及其全部评语（眉批、行批、回末总评）点校、刊印出来，以供读者和专业工作者阅读与研究，这或许是有益的。 　　在点校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顾青、竺青两位同志的热情支持，尤其是在有关图书资料方面给予了具体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李永祜 　　一九九四年国庆节前夕初稿 　　一九九六年一月修改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