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與心靈活動有著特殊的聯結關係:相似與模仿(Vicky Lebeau,2004),電影同時模仿了心靈與世界,電影的無聲與非語言,使它如想像力般地移動,因此電影有如「夢工廠」(Powdermaker,1950),用來製造錯覺與快感,電影也成為一種心靈的記錄,將自己的活動、態度、慾望等拍攝下來,而觀眾把自己的感情和幻想跟電影掺雜在一起,感受強烈的情感,如清醒者的妄想世界(Metz,1982),電影像一場夢,述說一個故事,這故事是以影像的方式描繪出來。1895年魯米埃兄弟(Gustav and Antoine Lumiere)的《火車進站》(L’ Arrivéedù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在巴黎市卡布辛大道上「大咖啡館」中放映,在銀幕上投射出活動影像,告知可動畫面時代的來臨,電影中的寫實與錯覺第一次展現在觀眾面前,同一年維也納出版布洛伊爾(Joseph Breuer)與佛洛伊德合著的《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開啟心靈的無意識活動研究,1896年佛洛伊德在論文發表中首次使用「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這個名詞,影響了藝術界,開始利用心理分析來做詮釋,1900年出版《夢的解析》(The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更具深遠的影響。
當電影正式進入高等教育體制中,精神分析學說陸續影響電影論述,1970年出現所謂的「精神分析電影理論」,同一年鮑德利發表〈基本電影機制的意識形態效果〉〝Ideological Effects of the Basic Cinematographic Apparatus〞一文,奠定精神分析學說與符號學結合的基礎,帶出精神分析運用至電影研究的可能,1972年精神分析學說由英國電影雜誌《銀幕》(Screen)帶入英語世界,1975年法國電影刊物Communica-tions出了一期專輯「精神分析與電影」,由梅茲等人編輯,首次描繪精神分析理論可以/可能運用到電影研究的範圍。
初次認同後進入伊底帕斯階段,在這期間兒童進入象徵的秩序(symbolicorder),在這階段中兒童進入二次認同,認同父親的存在,是為三人關係(父、母、小孩),父的法律(lio du pere)在這裡產生,兒童以這種方式成為一個完全有別於雙親的主體,準備進入語言與文化的世界。
三、夢∕鏡像∕銀幕:電影機制
電影做為新的視覺工具,在拍攝技巧方面會讓人聯想到夢的效果,可以表達某些心理上的事實與關係,這是有時是作家無法清楚用文字表達的,透過影像使得心智的各種活動,如想像、夢境、心理狀態等變的較明顯易懂,這樣的想法出現在早期的心理分析對電影的討論中(Vicky Lebeau,2004:59),至1970年代心理分析對電影理論有兩個重要的方向,一方面是銀幕與鏡子的對比,就是透過鏡中及銀幕上所投射的影像,來發現與對抗自我的概念,觀眾在銀幕的影像前,有如分身的分身(Metz,1982:4);另一方面是電影與夢的比較,探討夢與電影的關係網絡,做夢與看電影的經驗相似(Stam and Miller,2000:477),這是最被常討論的範圍。
主體即為攝影機,攝影機具有人工透視的功能,如要補捉運動,自己就須運動,攝影機的移動帶有多重觀點,為「先驗的主體現象」提供了顯現的條件,此外,不同的電影技巧,像構圖、運鏡和剪接等,對觀眾而言,成為一種綜合的、建構的、先驗的主體存在證據,影像、聲音和色彩把客觀現實幻覺化,影像是某個東西的影像,具有某個東西的意識,一但構成某種意識與涵義,影像就反映出這世界,成為一種既定級序關係的倒映,如維托夫(DzigaVertov)《持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將電影裝置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樣貌結合在一起,建構電影的真實性,電影裝置在此運轉著。
在1975 年,蘿拉?莫薇(Laura Mulvery)的〈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中將精神分析運用至探討電影中的女性,進而帶出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女性觀眾等性別議題,在鮑德利、梅茲、貝路等人的概念中,將女性主義引入心理分析電影理論,是認為想像界的表現手法、伊底帕斯的敘事性,及電影機制總體快感等,皆是透過女性的形象與概念發生的(VickyLebeau,2004:159),莫薇提出女性做為影像,男性做為觀看的承載者,有決定權的男性凝視(man gaze),投射其幻想以塑造他想要的女性形象(Mulvery,1975),莫薇也認為精神分析中的窺視癖、戀物癖等,在心理分析電影理論中需參考性別差異的結構,也強調當電影畫面是一種人工器官∕義肢(Vicky Lebeau,2004:164),戀物癖者是電影觀眾的原型,而戀物癖是快感的原型,這是男性觀眾才會這樣,莫薇將電影的觀看與快感的經驗加以性別化,開啟另一種心理分析電影理論的討論。
雷蒙?貝路(Raymond Bellour)在1979年提出文化與性別關係的論述,探討心理分析及電影中伊底帕斯,首創「逐鏡逐場」的分析方法,奠定電影文本分析的基礎,其最著名的是對希區考克(Hitchcock)的影片分析,透過觀看、分析電影片段的鏡頭連接,重構鏡頭的排列組合,及場景間的排列組合,依照各個元素的分類,重構影片的敘事模式或體系(Vicky Lebeau,2004:144),用這樣嚴謹的方式去分析影片是需要對影片有足夠的迷戀與熱忱的;在對希區考克的影片分析中,貝路有所謂的「希區考克式的寓言」(Vicky Lebeau,2004:152),在其分析的影片中都帶有伊底帕斯情結,如《鳥》(The birds 1969)中安妮曾在波迪加灣時對梅蘭妮形容莉迪亞:「她擔心有女人出現,可以給米奇她所不能提供的東西。」帶出莉迪亞與米奇的關係,代表「象徵的阻礙」的某種形式(VickyLebeau,2004:152),而《驚魂記》(Psycho,1960)、《北西北》(North by Northwest,1975)等作品都有其明顯的意含。
齊傑克(Slavoj Zizek)主張電影研究並非藉由精神分析的種種概念,來理解電影文本,相反的,透過電影文本,精神分析學說得以被理解(陳儒修,2006),因此電影是用來闡述精神分析的,尤其是好萊塢電影最適合用來解釋精神分析裡的各種「情結」,電影把這些情結給「秀」出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瑞里史考特(Ridley Scott)的《異形》(Alien,1979),影片中的「異形」或「怪物」是為前象徵界代表母親的「東西」(Zizek,1989),在《不敢問希區考克的,就去問拉岡吧》(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Hitchcock)一書中就運用希區考克的電影來詮釋拉岡的理論,希區考克在這裡變成拉岡理論架構的一個元素,重新打造了關於希區考克評論的傳統,而電影在這裡成為具有工具性,用來說明精神分析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