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对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12587份券商研究报告统计中，分析师推荐买却大跌或推荐卖却大涨的报告比率居然高达30%。为什么分析师的报告这么不靠谱？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包装上市公司，卖个好价钱。
从众多券商研究报告以“石墨烯”概念力推中国宝安，到几家相关公司纷纷澄清没有石墨矿，各方质疑所谓的石墨烯概念其实是券商和某些资金合谋炒作的结果。 无论事实到底如何，市场呈现的是一个研究报告造市、股价暴涨、机构出货、上市公司澄清的热闹过程，这个投资过程让众多跟风投资者损失惨重的同时，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券商研究报告、上市公司和机构资金的关系。 “证券分析师在执行业务过程中，必须恪守独立诚信、谨慎客观、勤勉尽职、公正公平的原则。”这是《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职业道德守则》第二章中的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分析师执业的神圣感，但是，在上市公司、基金甚至是券商自身各方利益的诉求下，券商分析师很难保证真正的独立性。 企业上市是为了给公司的股权建立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公司的股东可以借助这个市场获得资产增值和套现的好机会，上市公司开拓市场和创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有了有力的融资渠道，于是，上市公司就需要在市场中掌握话语权的券商分析师为他们发出声音，制造舆论来包装自己，吸引机构投资者和市场资金的关注。 而机构投资者，不仅需要消息源为他们提供早于市场公开的上市公司内幕消息，也需要分析师对他们持仓的股票认同，来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对于卖方券商分析师来说，基金是券商佣金的重要来源，上市公司是消息的重要来源，两边都得罪不起——“分析师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做销售，把报告的观点销售给机构投资者；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调研，与上市公司搞关系；剩下的三分之一才用来做研究。”北京一位私募基金老总一语道破了分析师的工作状态。分析报告的背后，是关系链上各方利益的博弈。 报告绝不“得罪”上市公司 回想一下，哪家上市公司的黑幕或者负面消息是分析师最先发现的？难道是记者比业内人士更专业？ 分析师想要对上市公司调研，想获得核心的数据和真实的信息，就必须和上市公司搞好关系，大牌分析师之所以能成为大牌，除了来自于买方的肯定外，更需要有上市公司的支持，才能使其研究报告更有说服力。 据wind资讯统计，最近两年在wind平台上公布的54112份券商研究报告中，只有157份在报告给予“卖出”或“减持”建议，占报告总数的0.29%，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以“卖出”或“减持”的评级得罪了相关上市公司，今后再去调研，毫无疑问将变得非常困难；如果基金重仓股遭遇分析师的“卖出”或“减持”的评级，与基金利益息息相关的券商分仓收入无疑会受到影响。 另外，“最佳分析师”的评选往往由报告购买方评出，分析师有个好人或者报告预测的准才能得到青睐。那些喜欢“唱反调”的分析师，貌似很难获得多数票。 为上市公司再融资铺路 2008年7月，一则张江高科的消息在网络上被各大媒体频繁转载： “我们的股价跌得有些过了，希望各位多多支持。”发布配股公告前，张江高科董事长刘小龙举着酒杯，对桌上的一众券商研究员说。这天晚上，随行的张江高科多位高管频频举杯，向在座的10多位券商研究员敬酒。之后短短几天时间，刘小龙携工作人员在京、沪、深三地各方拜访金融机构，包括大股东华夏基金在内，目的只是想请各方通力协作，顺利完成公司的配股计划。 8月4日，张江高科发布配股发行公告，前期做的工作果然有效，消息发布前各方借“奥运+迪斯尼概念”为张江高科造势，股价稳步上涨近一个月，配股期间的股价异动中，基金又起到了做局稳定股价的作用，刘小龙打算在奥运之前完成配股的愿望顺利达成。而“迪斯尼”真正确定动工却是在两年多后的今天。 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过程中，券商分析师并不仅仅是“帮助”上市公司顺利完成融资计划，券商自营盘与融资承销部门也能在这一过程中获利不少。张江高科的案例中，配股公告发布当天，TOPVIEW数据显示，多家机构席位占据卖出前几位，有高位获利出逃的迹象。 在对证券公司内部稽查工作中发现，一些证券公司内部存在部分研究员配合券商投资或投行业务向公众或公司客户发布带倾向性的研究报告的问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洪剑峭在一篇相关论文中总结道：承销商分析师的预测行为在承销前后发生变化，承销前由于受承销业务的影响，乐观动机占主导，随着承销业务的结束，乐观动机减少，而由此时的信息优势占主导，分析师利用信息优势作出更加准确的预测。 股东一减持，分析师就开忙 据wind统计，最近两年间大小非减持的上市公司共有393家，有33800份研究报告在上市公司大小非减持之前做出“推荐”或“增持”的投资评级，占报告总数的比例高达62.5%，在双方的利益驱动下，大小非已经成为券商不得不相互关照的“重要客户”。 “大小非解禁并不是简单的套现，对券商来说更蕴藏着多种业务机会。”一位券商经纪业务负责人表示，争夺非流通股托管不仅可以让托管资产总额大幅增加，且在大小非解禁之后，若原先的非流通股股东选择了二级市场套现，由于套现数量巨大，其选择的券商可以获得可观的一次性交易佣金收益，另外套现后的大小非，手握重金需要继续投资增值，对券商来说是优质的客户资源。 自从2008年4月20日实行“'大小非'一个月内减持股份超过1％的必须通过大宗交易系统”的新规以来，一些到解禁期且急于套现的“大小非”、新老划断后发行新股的限售股股东，资源丰富的券商中介成为帮助他们寻找有意接盘的下家的重要渠道。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朱武祥曾分析认为，在大股东减持股份前的一定时期，被减持公司的股价在整体上会出现显著的正的超额收益，即出现了正的市场财富效应，而在股份减持完成后，财富效应不再产生，由此推断，大股东减持背后所隐藏的股价操纵行为确实存在。 针对大小非解禁前后股价的异动，北京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吕随启强调，微观经济主体没有能力解决大小非问题，而对以逐利为目的的主体而言，拿到大小非筹码获取暴利最重要，所以，受损害的主要群体将是二级市场普通投资者，他们将为此付出非常高的成本。 券商与主力资金的双向关系 作为“卖方”，券商分析师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机构资金，目前券商研究所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机构资金的佣金分仓，机构资金会为向其提供有用报告的券商提高佣金费率，这也是目前机构投资者佣金费率高于普通投资者的原因。 有数据显示，基金公司支付券商的佣金即使在 2008年的熊市也达到42亿元。因此券商存在主动包装推荐机构手中的股票来获得更高佣金分仓的利益需求。 “除了分析师主动推荐大资金手中股票外，更有大资金主动找分析师写文章来包装荐股，有些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雇佣关系。”上述私募基金老总透露。 分析师在市场是否拥有话语权，是机构资金最为看重的，因此一些大客户在持有某只股票后，如果通分析师的研究报告为其手中股票“敲边鼓”，分析师自然能从中获得好处。规范他们的除了内查就只有道德风险了。 好处还不止这些。从2003年开始，《新财富》借鉴国际惯例，推出由机构投资者票选的中国内陆资本市场“最佳分析师”。通过向基金经理发放调查问卷、请基金经理提名并打分的形式，评选出各行业“最佳分析师”，而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一评选的结果已经成为行业内衡量分析师水平的重要标准，并直接与分析师的薪酬水平挂钩。因此，处理好与基金之间的微妙关系，对每一个分析师自身的利益都尤为重要。 北京一家研究所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2007年股指突破6000点后，一些研究所及分析师还发布报告称，股指将有望达到8000点。“这不是个人信仰和研究水平的问题。”该负责人向记者解释，他所在的研究所之所以没有在6000点时唱空，是因为要照顾到基金的情绪，因为基金需要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在这样的双向关系中，分析师的研究报告越来越倾向于右侧推荐，几次重大拐点中，在左侧做出判断的从来就不是券商分析师。 券商分析师、基金公司、上市公司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分析师失去了独立性，其研究报告的价值自然会打折，市场中受其误导遭受损失的中小投资者自然不在少数。 资深人士提醒，首先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研究报告妖魔化，毕竟研究报告仍是普通股民了解上市公司信息的重要工具，其次要对分析师的情况多加了解，选择真正有实力的机构和分析师，最后应该关注研究报告本身的逻辑性，因为券商、上市公司和机构资金共谋的价值发现也有其合理性，我们需要从自己对上市公司的了解入手，仔细甄别是真正的价值发现还是陷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