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倾城之恋》的创作原意识书籍中读生活 2009-07-13 -风雅居士的日志 - 网易博客 美丽是沉淀在历史中的短暂，或如昙花一现，或如流星飞逝；凄凉是人们情绪的共鸣箱，有人为之抚掌叹息，有人为之食甘而无味；美丽而凄凉的女人如一瓣残春的红海棠，让过往的行人只留下埋花冢的愁怨。张爱玲是中国文坛的一袭昙花，但她抓住了历史机遇，在沦陷时期横空出世了。生命不在于短长而在于美丽，张爱玲的创作生命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惊世骇俗的超脱、美丽。 有人曾如此评论张爱玲：张爱玲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众多女作家，她是一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固然，观众也是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将要从她的传奇生涯里辨认的，但当时的张爱玲女士，以这种生态观彼时的众生，无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因而也能真实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特别是晚年时的张爱玲，她闭门谢客，深锁玉宫，被人们流传成为身穿纸做的衣服，因为害怕空气过敏，如同一个生活在真空中的神女（于青《张爱玲传略》）。 张爱玲是一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是一个生活在真空中的神女？她并非冷静旁观的观众，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我觉得她的情感更如同大海里的涌动的暗潮，就因为她没有显山露水地张扬自己。张爱玲是一个很重情的奇女子，她可为胡兰成而“生”，也可为胡兰成而“死”；她可以效仿孟姜女千里寻夫，也可以效法卓文君不究名份，只为自己唯一的永生难忘的爱意。同样张爱玲也把这种爱化为一种意识的流，交集着东西方的女性意识，汇成一部部不朽之作。《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写的一部关于爱情题材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优秀爱情小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被改编成电影，这也是最早被改编成电影的张爱玲小说。本来香港人导演香港的故事是最轻车熟路的，然而许鞍华导演还是对自己执导的《倾城之恋》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认为自己对张爱玲的作品领悟不够，没有把握住她的原著的精髓。张爱玲是一个政治绝缘者，她曾先后嫁给投敌叛国的汉奸和共产主义信仰者，所以她纯粹是以自然人的身份把自己的人生意识幻成小说的形式告诉别人，永远不会为谁说好话，这也是她的作品能被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所接受的缘由吧。张爱玲作品中的始终汇集了三种意识，这与她的生活的经历是不能分开的，即女性的原罪意识、觉醒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和迷惘中的淡漠无奈的恋情意识。
一．清醒地俯视女性原罪意识 张爱玲出身名门，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在深闺大宅里张爱玲耳闻目睹了沉淀了几千年的封建礼规。在她的作品中介绍的尽是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她们是如何“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原罪说最早来自《圣经》的《创世纪》中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故事。这里所说的“原罪意识”即女性在宗法制的意识形态的掌控下所自觉形成的负罪意识。未经过这种意识形态过滤的则是罪孽，于是女性就在沉重的压抑中啼血悲号，惨淡营生。张爱玲则通过她的作品“寻找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女性优美地生存”（于青《张爱玲传略》）。“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故事的首尾部分以四爷的琴声来包孕，一场女性悲剧的戏就开始拉开了帷幕，虽然故事的结局是“城市的沦陷”成就了流苏的婚姻，但这绝对是以不正常的因素所造就，悲剧终究是悲剧。在男权制的宗法社会里，女人是被征服的对象，长期来的受压抑，女性的原罪意识就深入骨子里，女性的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 白公馆是一个满嘴上伦理道德，又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大宅门，在这里面女人是交易的工具。先是白流苏在“初嫁从亲”的支配下，嫁给相对有钱的男人，然后难逃离婚的厄运，一回到白公馆，就被当成钱罐子而被榨取。然后白家人像吸血鬼一样把她的血统统吸光了，只留下一具干瘪的躯体，便开始嫌弃她，排挤她。更可悲的是庶出的七小姐，本来在白公馆是无甚地位的，但在去同范柳原相亲前却意外地得到了殊遇，上上下下忙得“如火如荼”，“尽情搜刮出来，能够放在宝络身上的都放在宝络身上”，白老太太不但逼三奶奶，而且自己也倾囊倒柜，“务必把宝络打扮得花团锦簇”。对没落的白公馆而言，资产买办范柳原就是白公馆希望中的救命草，宝络成了能否牵住救命草的赌注，可悲又可怜的宝络！更大的不幸是宝络惨遭淘汰后，把一股怨气全撒泼在流苏的身上。 女人的不幸一部分是别人捏造成的，另一部分却是自己制造的。用女性主义批判者艾德里安娜. 里奇所说：在父权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于男性的统辖之下。于是，即使像白流苏那样具有叛逆心理的人，最终在环境的逼迫下也只好迁就了范柳原，要不是那一次震动世界的变故，她也难免又一次陷入泥淖之中。流苏在同柳原进行爱情的周旋中，不能说没有具有对爱情的清醒的认识，其实这也是张爱玲的认识。她为了维护作为女人的权益，决不迁就男人，这“迁就”一词是神来之笔，这里面有着女性的无尽爱意及其巨大的忍耐，但到底也反映出女性的脆弱，作为张爱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天意造作，后来的张胡之恋也竟步白范后尘，当然张爱玲没有白流苏的幸运，一个是战争成全了他们，一个是和平离散了他们。张爱玲毕竟是出生成长于一个封建大宅院里，并且是一个封建思想沉淀已久的晚清社会中，面对强有力的宗法社会，流苏只有失败，女人再强大也要依附男人，女人对男人，要么离开他，要么顺从他，但绝不可以迁就他，否则便万劫不复：这好象是张爱玲的声音。当然张爱玲也很客观地暴露女性身上的弱点：女人的心里装的永远是男人，女人最珍惜男人给她的感动，就像范柳原与她说了句：“你就是医我的药。”白流苏就感动得红了脸，然后是六神无主了。再者女人在压抑中，也已经习惯了依附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为了挣脱白公馆只好孤身一人随徐太太到香港用前途来下注，把一生的希望全寄托在范柳原的身上。到第二次流苏觉得彻底失败了，她只有归依他，不管他会如何待她。“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张爱玲把白流苏的一生都托付给范柳原。张爱玲的身上承载着东西方的两种文化，父亲给予的是东方传统的东西，而她的母亲则给予了西方新潮的思想， “五四”是中国新女性主义真正产生的时期，女性应如何自立起来，能否自立起来，等等，都成了当时重要的话题。特别像张爱玲，童年时接受母亲的西式教养，中学毕业后到香港留学，比一般的女性更能看清女人的问题，更具有解放女性的思想。
二. 涌动激荡的女性解放思想 英国是女性主义产生的摇篮，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妇女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女性开始倡导自己的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中国是当时的闭塞落后的国度，小说中的白流苏是新女性形象的萌芽，她会跳舞，会谋求自己的幸福，也懂得在世故面前如何保护自己。她在被压抑的环境中萌发了强有力的反抗意识，甚至是报复意识，不过这一切都只写在她的心里。面对家庭的挤压，她是坚决不肯答应为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去守寡，在强大的家族势力面前，她只有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哪！”然而在白公馆里面法律是一页废纸而已，只有当白流苏遇到范柳原，她终于看到了一些希望，流苏在新意识的支配下燃起向旧势力报复的怒火，宝络去相亲，“她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让宝络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这一次应该说报复得很痛快。在与范柳原的交往中，流苏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地位以及自己的需要。 在浅水湾饭店过去的桥的一头有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到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那墙是不是可以作为白范两人的爱情的见证？是不是灰色年代的见证？张爱玲在这堵墙上显然是做足文章，墙越灰暗，流苏的形象越动人，墙的那头隔着一个美丽的世界，在灰色的映衬下，流苏新生的形象是那么明亮，“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她确实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不像宝络等人被人利用了还那样的麻木不醒。在狡猾精刮的范柳原前，在范柳原借命运无法能自己做主为托词逃避婚姻时，流苏一鸣惊人地提出了“出嫁从亲，再嫁从身”。女性的自我掌握命运的意识开始在流苏这样新女性的身上出现，比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天壤之别了，三从四德已几乎褪去。女性的解放开始于婚姻，然后才达于政治等其它的层面。同时作为职业女性的张爱玲也看到了女性受尊重必须在经济上有地位：有钱的流苏在白公馆是“六小姐”、“六姑”、“六妹”，三爷乐意收容她；没了钱的流苏在白公馆是败柳残花，遭人白眼。流苏最终成了阔人的太太，给四奶奶上了生动的一课，最终白四奶奶也摒弃“离婚”的是不知“廉耻”的观念，和白四爷离了婚。鲁迅先生在《伤逝》中也同样提出了“娜拉走了后咋办”值得“五四”人深思的严峻的问题：女性的解放势必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 东西方的文化意识并不是很安闲地汇集一起，它们像两股冷热气流不断的碰撞，这在《倾城之恋》找到表现的舞台。“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在这里，新生的文明与世俗的传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三纲五常到底在那时是占据上风，法律是有形的，它以条规的形式有限地控制人的行为，然而三纲五常却像无形的绳索无限的控制人的思想。即使像张爱玲那样如此新潮叛逆的奇女子，面对浩瀚无边的宗法制度也只能望洋兴叹。
三. 淡漠无奈的恋情意识 张爱玲对爱是比较淡漠的，就像白流苏一样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她永远高高在上，像一个难以接近的神女，永远像她的服饰典雅冷艳，别人永远无法袭用。张爱玲的冷艳离不开她不幸的童年——早年父母失睦，终致离婚。她的一生只真切爱过一个男人，也许是她终于在胡兰成身上找到了符合她的意识中的影子。母爱和父爱在她的记忆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她的作品中从来没有一个光辉的父母的形象，里面的人物要么是死了父母的孤儿，要么是还拥有父母的“孤儿”。 在白公馆里，更是打破了母亲的神话，白老太太面对女儿流苏的无助，竟避重就轻地说了一番没有一点体己的话：“我可顾不得你们，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现实中的母亲是那样的生疏淡漠，流苏只有跪抱着母亲的垂袍，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道：“妈，妈，你老人家替我做主！”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才发现：她所祈求的母亲与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母爱之源在张爱玲的心中是枯竭的，她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的新派女性，“童年时她并没有给小爱玲多少母爱，唯一表示母女之情的却是在她睡醒时，将小爱玲抱至她的被上，让还不太省事的爱玲背唐诗，认方块字”。过往的萧杀岁月却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早熟的心间。范柳原也同样是个缺少家庭温暖的，所以养就了他放浪的形态，张爱玲对之只是理解和同情。“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范柳原和白流苏一样都曾经有过历史的创伤，遭过旁人的白眼，很早就断了父母之爱的奶，但却从此留下了强烈的恋母情结。张爱玲难道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解说者？张白范三者汇成一体，一样的表现了迷茫的命运意识，热烈的探索意识和饥渴的被认知意识。“我自己也不懂得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这是多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呼喊。 可能是源于早年无爱的家庭的冷漠而渴望温暖，张爱玲久已尘封的心扉终于被胡兰成叩开了，时年张爱玲仅23岁，而胡兰成则已38岁，两人相差15年之多。张爱玲渴望成熟男人的爱情，因为她在少年时代失去了太多的爱，失去了人们通常轻易得到的爱，强烈的恋父情结，使她像一块干涸的海绵一样。如果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去看白流苏，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的爱情追求。《倾城之恋》成作于1943年8月，早于胡兰成的求婚半个年头。范柳原虽然只大流苏5岁，但在特殊的阅历中，已磨练成久经世故的精刮老练的人精，范柳原的成熟远远超过他的年龄。范柳原是流苏心中魅力十足的男人，同时也是张爱玲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所以后来的胡兰成跟范柳原有着相似的风仪和魅力，才得到了张爱玲的芳心。但是后来的事是张爱玲所没有预料到的，她对胡兰成的爱很缠绵，也很看开。“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范柳原看来那是一首最悲哀的诗，生与死与离别都不能由人所支配，隐隐地故事的结局——流苏与柳原的最终撮合也全靠天意造作已托于纸上了。怆然间张爱玲的对爱的无奈，对爱的宿命，已从《诗经》中解读出来。张爱玲的爱情悲剧在她的婚姻之前已被她的意念所决定。
因为她独特的家庭出身，中西合璧的独特教育，独特的人生经历，张爱玲的一半是父亲给予的，承载了东方的传统文化，她的另一半是母亲给予的，吸收了西方的新潮思想。在作品中还是在生活中，她都中西结合，古今并举。相比之下，在她的身上更多的是西方的新思潮，因为她母亲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教养都是张爱玲心仪已久的，如果没有战事，早去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但后来的三年的香港之旅对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中国女性的遭遇，以及身上所带的原罪意识，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她在作品中以鸟瞰的方式作出冷静的分析，但又显得如此的乏力。然而即使这样却始终湮灭不了她内心激荡涌动的女性解放思想，张爱玲在作品中始终在强烈地支配着白流苏的思想意识，反抗报复在天意造作中取胜，虽然给人惆怅的微笑，但至少像一杯苦丁茶，在苦涩中给人以振奋的精神，看到了不久以后的希望。创痛已久的恋情意识是张爱玲的作品中刻画最入木三分的，她在白流苏的身上更是投射了自己的影子。在张爱玲的创作意识中，恋情意识是最真切的。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张爱玲是一首凄婉苍凉的歌，是一件凄艳哀绝的旗袍，是一朵凄楚动人的海浪花，她以月光般的轻柔扣击着文学的岸堤，让过往的人为之驻脚长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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