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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的发端就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深受的几处影响的痕迹。例如他此时深受俄国哲学家和思想家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的影响。Fyodorov推崇基督教中“凡人通过向耶稣对先辈的过错进行弥补达到救赎与重生，从而达到天下大同” 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辛辣地将这场弑父案表现为未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必然遭致的结果。故事中的兄弟不但不为举止荒唐的父亲赎罪以求得重生，反而串通一气对父亲的死推波助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正是人类不统一的体现。
宗教与哲学虽深刻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然而一个更大的悲剧却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命运。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三岁的儿子阿辽沙离开了人世，这也打断了小说的进度。陀斯妥思耶夫斯基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儿子正是死于是家族遗传的癫痫病。他把对于儿子离世的悲伤写在小说中，把阿辽沙这个与儿子同名的人物设置为，贯穿始末的英雄并赋予它所有为自己敬仰与寻求的美德。这份心痛也被揉和进了小说里，退伍上尉斯涅吉辽夫和他的儿子伊柳沙的故事中。 一段个人经历也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选择以一场弑父案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传播反政府言论而被放逐至西伯利亚，成为强制劳工。那段时期，他遇到了一个名叫Ilyinsky的年轻人，他被指控为谋财弑父而被放逐至此。大约十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知是Ilyinsky乃是被误判的，且在真正的杀人犯伏法之后才得以无罪释放。这个事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了这部小说中，更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决定力量。不仅如此，老卡拉马佐夫的大儿子德米特里的许多体貌特征和性格特点也都与Ilyinsky很相似。 诞生于19世纪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却充斥着现代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各色写作技巧，很多文学评论家也因此称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些散乱。那个全知全觉的讲述者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小说中的思想与感受大多与作者有利害关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写作怪癖却让他自己也仿佛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在陀氏的文本中，讲述者与小说人物的语言严丝合缝，因此小说中也自然不存在话语的权威( 见巴赫汀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文学艺术的问题: 复调与不确定性 》中有更多关于陀氏与其人物的关系的研究)。这种写作技巧提升了“真理”的主题，也让叙述变得更加主观。
语言风格也是陀氏这部小说中的一大特色。每个人都德行一致，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例如律师菲久科维奇 习惯把“偷”说成“抢”，更有一次断言老卡拉马佐夫被谋杀案中的五个嫌疑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人”，读者因此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律师，总是想显得自己很有学问，却反而总是措辞不当。文中还有几处脱离故事情节之处，都是为了让读者注意并了解，那些在故事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的人。例如第六卷《俄罗斯修士 》中，全篇几乎都被用来介绍佐西马神父，其中还包含了一段佐西马神父的自白，而这个多年前遇到的人物似乎并没有主线的故事中起到什么作用。 《卡拉马佐夫兄弟 》通过了一系列人物的举动探讨了上帝的“存在”，真理的本质 和 宽恕的重要性。谋杀的情节可被视为是小说核心——一人（德米特里 ）是否应为另一个人（老卡拉马佐夫 ）的死亡负责这一主题——的文学表现，这一情节不断与佐西马长老的格言“ 任何人都应为任何罪负责 ”照应。小说中的几兄弟分别在弑父案中扮演了各自串谋的角色：德米特里 拥有弑父的动机却没有得手，伊万 的无道德论使他认为弑父是合理的，斯乜尔加科夫 最终将弑父付诸实施，而阿列克塞 这一小说中最仁慈的主人公在明知兄长有弑父渴望的情况下却没有制止。德米特里的判决和审判现场旁观者的愉快的举止和伊万在《宗教大法官 》中关于“人本质上的弱小和对于是非的计较 ”相互对比。 然而，整部小说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拙劣”的探讨。如果说整个审判是在纠结于上帝是否存在，那么孩子气的检举人和被告律师间的争论显然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阿辽沙 最后的“石边发言”也并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伊柳沙的死反映了伊万关于不存在上帝的观点。相反，他只是告诉孩子，要相互爱护并且不要忘了伊柳沙或是任何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以不可知论者的观点阐释小说的神学主题。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辞，一部小说中究竟表现着怎样的哲学命题就见仁见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谙此道，在小说中广泛着探讨着“何为真理？”，就比如老卡拉马佐夫究竟是怎么死的。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并不没有明白无误告诉我们到底是谁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在最后确信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连斯乜尔加科夫自己也承认了。但要说其他人毫无嫌疑或者一切盖棺定论了还为时尚早(比如说斯乜尔加科夫那说不清来处的三千卢布就没有解释清楚）。或许是谁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已经不重要了，幸福与美好还要继续，这一切都该被宽恕。 《卡拉马佐夫兄弟 》对后世的部分文学与哲学巨匠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称其为“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喜欢她的理由是其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192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名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 》的论文，并在其中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精神及其对于这部小说的作用。在论文中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对于父亲死亡含有愧疚的生理表现。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他小说中的那些儿子）由于潜在的占有母亲的欲望而期盼父亲的死亡。值得关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也正是在他的父亲死去那一年（他18岁时)首次发作，弗洛伊德再理论中引此为证。《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弑父与罪的主题，特别是伊万阐释的道德负罪，可以被认为是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有利作证。 弗兰兹·卡夫卡是另一个自认为自己的作品，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影响的作家。卡夫卡自称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血缘关系”，或许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的主题。两个作家或许还有一个相似处，就是他们和父亲的关系不怎么样。《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父子间紧张的关系深深吸引了卡夫卡，使他在很多部作品里，都阐释了父子间的关系。这些作品中又以《 审判 》阐释得最为明显。 詹姆斯·乔伊斯注意到：“列夫·托尔斯泰很尊敬他却认为它没多少艺术头脑。同时，他也说‘他很尊敬这个作家’，这是真实的评价，因为即使小说中的人物多么挥霍无度，多么疯狂，但他们的内心却是如此坚定。《 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部作品，他是在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创造了如此难忘的细节，或许你知道那叫做癫狂，可是你却无法完全理解，因为那是天才的杰作。我愿叫他们亢奋，或许和疯狂已经没有区别了。事实上所有伟人都有这样的性情，这正是他们伟大的源泉；那些“守规矩”，什么都能循规蹈矩的人必定是碌碌无为的。” 其实现存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在1881年2月9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时，他的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当天去世。根据陀思妥也夫斯基留下的笔记，第二部的内容大要是：阿莱沙在与丽莎婚后，又受到其他女人的引诱，丢下了丽莎，过著荒淫的生活。之后又逃到修道院，在寂寞中度过一生。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是根据一桩真实的弑父案写成的。书中主要人物为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及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老卡拉马佐夫在行将就木之年仍贪婪、好色，不仅霸占妻子留给儿子们的遗产，而且还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德米特里对父亲恨之入骨，一再扬言要杀死他，并且有一天夜晚真地闯到父亲的窗下，掏出了凶器，当夜老卡拉马佐夫就被杀死了，德米特里因而被拘捕。可实际上，真正的弑父者并不是德米特里，而是斯麦尔佳科夫。他是在伊凡“既然没有上帝，则什么都可以做”的“理论”鼓动下，为发泄自己在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起来的怨毒情绪，为取得金钱，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父亲。事情的结局是悲惨的：德米特里无辜被判刑，斯麦尔佳科夫畏罪自杀，伊凡因内咎自责而精神错乱，阿辽沙撇家远行。这一“偶合家庭”崩溃了，它成为分崩离析的沙皇专制社会的一个缩影。 人们一般都把《卡拉马佐夫兄弟》评价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实，作品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作家的创作意图也深远得多。小说酝酿了十几年，写于从一八七八至一八八○年，即在作家去世前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的一生探索做个总结，想要在书中探讨他认为人生与社会最重大的“全宇宙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探讨善与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探讨“怎样按照新方式改造全人类”。一八六九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写道：“将贯穿全书的主要问题——它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苦恼了一辈子——是上帝的存在问题。”
在书里，伊凡列举了许多儿童无辜地遭受苦难的事例，作为他“不能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根据。他描述了异族侵略者虐杀儿童、地主驱使群狗把农奴的孩子撕成碎块等种种暴行，并谴责那个宽恕凶手、与凶手拥抱的母亲。伊凡的论据是如此有力，以致作家的理想化身阿辽沙在回答伊凡的问题——该不该枪毙凶手时，情不自禁地说：“枪毙！”作家后来承认，与伊凡的独白相比，卓西玛长老临死前反渎神的谈话显得苍白无力。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这部作品“否定上帝的强大力量”，指出第五卷《赞成与反对》是全书的高潮。这些情况充分表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斗争中，怀疑、反抗的思想与现实主义对于宗教说教的胜利。 但是，在作家的笔下，伊凡不仅仅是个无神论者。作家把无神论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混淆在一起，把伊凡写成那桩弑父案的思想教唆者，以此来与革命民主派进行争论，否定社会主义。这自然而然地受到当时进步势力的严厉批驳。《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作家在其一生中对哲学、政治、伦理、心理等各方面所做的苦苦探索的艺术总结。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作家按照自己称之为“接近虚幻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选取最奇特的现象”（畸形的父子、兄弟关系和弑父案）作为创作素材，把主人公放到“最奇特的外部的和心理的境界”，然后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准确性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小说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世人誉为出色的心理描写大师。他擅长用各种形式（包括虚幻怪诞的形式）揭示人的二重性，揭示人心灵深处善与恶之间的不断斗争。小说中的魔鬼代表了伊凡心中最隐秘、“最卑劣最愚蠢的一个方面”，伊凡与魔鬼的对话是全书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写梦。德米特里的梦，伊凡的梦，都充满深刻的心理、哲学内容，富于象征性。日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流派都从中汲取了养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有许多独特的创新，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当指他在下意识领域里的开拓。受基督教世界观的影响，作家经常贬低甚至否定意识，并试图在作品中给人物的一些行为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他常涉足于下意识领域中，喜欢描写直觉、幻觉、非理性的反常心理、下意识的行为等等。但正是在这前人很少涉及的下意识领域里，他往往抛弃掉自己所宣扬的那个沟通人类与上天世界联系的“宝贵而神秘的感觉”，在人的灵魂深处，对人的心理做了真实的、鞭辟入里的现实主义分析，从而为世界文学做出宝贵的贡献。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规模宏大而有社会哲理内容的小说。书中人物众多，线索繁杂。但严谨的结构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探讨和“美好人物”的魅力，卓越的心理描写和对人的灵魂的无情剖析，独特的创作方法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所有这些都紧紧地吸引着每一个读者。它们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对各国许多文学流派、作家和读者都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的确，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作家，他的世界观和作品中都充满矛盾。只有细心阅读，才能理解书中的思想和艺术奥秘。 由于小说里，大量文学技巧和独特文学语言的使用，翻译工作变得至关重要。在出版后的长久岁月中，《卡拉马佐夫兄弟》业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由英国女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尼特夫人翻译的英文文本或许拥有着最大的读者群。然而一些文学评论家却认为译者在对陀氏的文本翻译时，运用了太多的维多利亚式技巧。例如，在文本中，下层俄罗斯人说的英语竟带有纽约东区的口音。因此读者在确定阅读某个特定文本时必须先做比较才能保证阅读质量。于是在1990年，理查德·佩维尔和拉尼萨·沃罗孔斯基推出了另一个英译本，他们希望这个文本能更加贴近原著的语言风格，而这一版本也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和伊力诺依州立大学等学术机构与评论单位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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