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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不了的大学梦》
从小学起，我一直有读大学的愿望（此愿望如今已被我更改为梦想）。
小学一年级是在川沙城厢小学，可是不顺利，患了脚上的不知什么疮疖一类的病，读书自己无法走着去，要别人背着去学校。整个一年级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人背去的，到了学校以后都有高年级的同学们帮助。当时的班主任是沈美娟老师，常常给我补课（因为我患病曾停课了一段时间），有一点欣慰的是成绩没有拉下，还当了个小组长，虽说是小组长，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官衔”，因此记忆犹深。
二年级没有读多久，随着母亲当时支援农村的“下放”，我也转学到了位于合庆公社东风二队的暮紫小学。班主任叫丁佳松，他家就住在东风二队，对我可好啦，常常把我留下在他家做作业，家中有好吃的必定会留我吃饭，我呢也很喜欢在他家吃饭做作业。学习上我也挺争气的，各们功课都不错，尤其是语文成绩特别好。每个新学期开学初，都会发下新学期的语文课本，我在老师还没有教的情况下，一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已经全都懂了，接下来的上课时间，我就跟玩一样的学习，轻松极了。我们班里有三个人成绩都很好，周雪亮、陈龙泉和我，每逢测验、考试，总分前三名必定是我们三人包揽，从来没有第四个人进入过前三名。也常常代表学校外出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我在这所学校一直完成了小学的全部学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好我小学毕业。文化大革命以前，升学考试极为关键，小学毕业了，要升初中了，先要填志愿，当时有规定，最少填三所中学，分别为好、中、差的中学。我询问班主任，我只填好的志愿可否，答不可以，无奈只能第一志愿填了当时最好的川沙中学，第二志愿填了稍次的虹桥中学，第三志愿填了最次的农业中学。
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不用参加升学考试，被学校保送到了川沙中学，真让我喜出望外，这是我梦寐以求想就读的学校，当然父母亲也非常高兴。我呢，整个暑假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看什么都顺眼，干什么都开心。假期快结束了，我去川沙中学报了名，缴了费，天天盼着没有几天就开学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翘首以盼开学了，兴高采烈去学校了。到了才知，今天到学校，都办理退费手续。我被转到其它学校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教育系统被打乱了，我被转学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要按照新的入学方法，即：分区划片，就近入学。我被划片到当时虹桥公社的小湾中学（当时该区片没有中学，为顺应形势需要，在小湾小学附设初中班）。
翘首以盼变成了兜头凉水，兴高采烈变成了垂头丧气。
我当时最羡慕的是能被分区划片到川沙中学的那些同学，妒忌的也是那些同学，凭什么成绩差的同学，能到最好的学校读书，而成绩好的要到最差的学校读书。沮丧和羡慕是当时的心情，这恶劣的心情笼罩了我很久很久很久。
我一直想读大学，我只是想读大学，至于以后干什么我没有很确切的目标。我知道到了小湾中学读书，要考大学就一定很难。
当时也不懂得什么形势呀，运动呀，政治呀等等，谁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连在这可怜兮兮的蹩脚学校里读书也成为泡影，学校都关门了，整整在家闲了一年（荒废了一年）。
第二年，出来了一个新的形势，叫做“复课闹革命”，于是便被通知去读书。进了学校才知，复课仅仅是形式，徒有虚名，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整天就是闹革命，因为闹革命远比复课重要得多。
上课如果有作业要做，全班同学的答案是一致的，只要有一个人有了答案，全班同学就互相抄，是公开的当着老师的面抄，根本不用回避。老师也不管，也管不了，三天两头被批被斗的臭老九，哪来的威信管呀，能交差就行。
我和同学也常常出去打乒乓球，我打乒乓球就是那时学会的。
初中三年，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混混噩噩的消耗了三年的初中人生。
那时高中都没有了，大学更没有了，全被“砸烂”了。
文化大革命，我说你什么好呢，搅乱了我的大学梦是真真切切的。我的大学梦灰飞烟灭了。
1969年，我初中毕业了。12月3日，离开父母、家人，离开上海，到西双版纳水利二团16连，算是融入了社会，踏上了独立青涩的人生之路。
1972年，读大学有了新的“创举”，首次出现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说法，我们平头百姓的理解是只要领导一句话，某人头上就会天降馅饼，此人便会拔地而起，脱离苦海，平步青云，人生转折由此开始。
于是便有不少人重新看到了希望，我也在此列。
有不少人向父母、家人、朋友等各种关系索要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以图通过努力，有朝一日圆梦。
我家是平民百姓，父母从不管我的学业，因此我也不会向父母开口要学习资料一类的。我在勐腊新华书店里买了不少5角丛书，利用业余时间苦苦攻读。
当时团部有不少人都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抽空看书，复习。可能虎映山团长有所察觉，在他看来，这是知青对扎根边疆的信念动摇了，是大事，要重视。
某个星期日，我在宿舍门口看书，没发现团长背着手在到处转悠，等我感觉到身边有人时，团长已经站在我的边上，我明白无需再隐瞒什么，赤裸裸的目的，赤裸裸的现场，说什么都是白搭。
“读书是好事，但你不能去考大学，你的工作岗位很重要，没人能顶上来。”
“团长，我想去试试。”
“不行，我是团长，我说你不能去你就是不能去。”
“我不影响工作。”
“不行，我不会放你走的。”
丝毫没有余地。
在那军人担当第一把手的年代，军人说话是算数的，更何况是军人的一团之长。
事实上后来团部又有人去考大学了，尽管考得一塌糊涂，连补考也丢尽了人，但那是团长认为可以走的人。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心已冷，谁走已无关紧要。
我再次燃起的希望之星，撞在虎映山团长重视的枪口上，别说燎原了，连火花都未及燃起，便被扑灭了，被扑灭得那么轻而易举。
时逢雨季，老天爷时而为我一阵一阵狂下大雨，时而为我抽抽搐搐细雨绵绵，我仰望苍穹，老天爷呀我心领了，感谢老天爷为我不平。前面小山沟失去了平日里温顺的脾气，清清潺潺小溪水，已浑浊不清，竟也泛起阵阵浪涛，奔腾着呜咽着狂泻而去。我捧着我心爱的书，思前想后，久久久久，千不忍，万不忍，终不忍将书撕碎，含着泪整本整本的往小河里丢。河水载着我的梦想，一泻千万里，梦想与浪花一去不回头。
于是，我在版纳的以后数年内，再无此念。
1979年知青大返城，我回到了上海。农场知青回来后，上海还给予安排，我们是在外地已经由国家安排过了，因此上海就不予安排。于是我们就得为开门诸事奔波劳累。
我于1979年6月进入上海向阳钢窗厂工作，从最苦最累没人愿意干的活开始干起，一直干到1988年8月离开。这期间，我为了生存，考了电焊工、机械识图、机械制图、驾驶员、汽修中级工以及各项上岗证件等诸多证件。虽然各项证件很多，可我的潜意识里总把这些证件和大学毕业证书相比。我总感到大学毕业证书更有价值。
我曾经有过再次上大学的机会，可我已是有家的人了，我为了自己的理想读书去了，家怎么办？因为从云南返回上海后各方面正处于低谷期，我在社队企业（农村企业）工作，爱人在到处做临时工，男人既有家，当以家为大。我忍痛割爱，把名额还掉，惊得有关人员目瞪口呆，我的放弃是别人的机会，别人当然欢天喜地。
我如释重负，重新投入到芸芸众生的忙忙碌碌之中。
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我反而把儿时的梦想放开了。
我们生不逢时，如今的大学生们珍惜啊，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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