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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与你》
犹太哲学马丁·布伯的著作，非常薄，意思也非常简单，但却翻译得极其晦涩。
布伯认为，关系分两种：我与你，我与它。
当我带着预期和目的去和一个人建立关系时，这个关系即是我与它。不管那预期或目的看起来是多么美好，这都是我与它的关系，因这个人没有被我当作和我一样的人看待，他在我面前沦为了我实现自己预期和目的的工具。
当我放下预期和目的，而以我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建立关系时，我就会与这个人的全部本真相遇，这种没有掺杂着任何预期和目的的关系，即是我与你的关系。
布伯所说的“我与你”中的“你”，首先是上帝。但这一个关系也可以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我”与一个人相遇，其实也是我的本真——上帝——与这个人的本真——也即上帝相遇。
马丁·布伯描绘了我与你的关系的美好。不过，他说，我与它无时不在，而我与你只是瞬间，但正是这样的瞬间，让生命拥有了意义。
一切关系均可达到我与你的境界，譬如我可以与一棵树的本真相遇，也可以与一只猫的本真相遇……
我是在读本科时读了这本书，现在都不记得是怎么选择了这本书，可能纯属偶然，这个偶然真好。
那时也在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的书，他对于关系的阐述非常好，但我认为他本人不是一个擅长哲学思考的人，他并不能将他的诸多体会提炼成一个很好的哲学体系。
马丁·布伯做到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我还没读过哪本书，对关系的论述能达到像《我与你》的深度。
克里希那穆提或许更高，他说，“我与你”可随时随地达到，这一境界高到我目前还看不大懂，我看到的还是马丁·布伯的境界：我与你只是瞬间，我与它无时不在。
可能是，马丁·布伯尽管是神学家，但还是要营生吃饭，而克里希那穆提毕生都不必为这一俗事烦扰。
二、《爱的觉醒》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的书，这本书和《克里希那穆提传记》一起对我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我明确了自己的路：自我觉察。
以前，我尽管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但不敢相信，这条路是终究之路，甚至都不觉得自己这条路有多重要。
但《爱的觉醒》这本书让我明白，我没有走错，而且恰恰走在最值得走的路上，其他的路都不如这条路更快更好。
读了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以后，我彻底放下了对所有权威的迷信。他的书令我心中的光更亮。
以前，我读弗洛伊德、荣格、弗兰克或尼采等绝大多数颇有影响的哲人们的故事时，都隐隐有很不舒服的地方，心中的光更亮后，我很肯定地知道，这些哲人王们，其实和其他一切领域的牛人们一样，都在做一件事——巧妙或野蛮地运用很多办法，增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最终让人们以为，他们的路似乎是通往真理的唯一一条路。
有了这一点的觉悟，我可以彻底地赞同克里希那穆提的说法：某个人发现一点真相后，他和他的追随者会围绕着这一点真相构建一个宏伟的大厦，让人们膜拜这个大厦，并企图让人们相信，这整个大厦都是真理。
然而，这整个大厦都是虚妄，真理——关于真相的智慧——其实只是被藏在大厦中间的那么一点点而已。
由此，我相信，所有牛气哄哄的东西，其实只是bullshit而已。
政治领域，大家在彼此强加自己的意志；思想领域，大家也在彼此强加自己的意志；亲密领域，大家也在彼此强加自己的意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相。
所以，我们不能被那个大厦所迷惑，那些大厦是藏着一些真理，但因为大厦中的迷宫太多，崇信它，势必会令自己陷入无明。
克里希那穆提挑战了所有的权威，他说所有组织化的权威都不过是在牟取权力而已。
那么，我们该信谁？
一个权威打倒一个权威，只是为了让别人更信自己，但克里希那穆提没这么做，他让我们放下所有的权威，只是因为他认为：唯一重要的是通过自我觉察点亮你自己心中的光。
三、《不要控制我》
控制欲望是万恶之源。
在研究生时，我非常肯定地相信了这一点，并想以后一定要写一本书，书名就是《控制欲望是万恶之源》。
但即便那时，我的认识仍然主要是局限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我看到这些领域的规则是权力，而权力的核心并不是为了攫取利益，而仅仅是为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头上。
然而，帕萃斯·埃文斯的《不要控制我》这本书让我发现，最恐怖最极端的控制欲望，首先展现在亲密关系中，亲密关系中的权力意味，丝毫不逊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甚至更强更变态。
这本书对亲密关系的控制欲望的细致入微的描绘，几次令我陷入绝望。可以说，它彻底摧毁了我对一个单纯的地方——爱情——的妄想。
以前，在读《挪威的森林》时，我发展出了自己一个人生观：人生分为两部分——权力规则发挥作用的社会领域和珍惜规则发挥作用的私密领域。
但《不要控制我》打破了我这一理想化的分野，它淋漓尽致地展示，爱情规则并无特殊之处，权力规则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甚至越迷恋，权力规则的作用就越大。
四、《客体关心理治疗》和《世界在你心中》
控制欲望是万恶之源，但为什么要控制？
因为分裂。
美国学者卡什丹在《客体关系心理治疗》中称，一个婴儿的世界一开始就是分裂的，妈妈有时对他好，有时对他不好，于是他的世界就分裂了。
如果妈妈对他足够好，那么，这个婴儿就会比较宽容，愿意接受世界的不完美，他认为这个世界有好也有坏，不必因为坏对好绝望，也不必把这个世界理想化。
然而，如果遇到“坏妈妈”的体验比较多或比较严重，这个婴儿就会出现严重的分裂。他无法接纳好与坏的并存，他的善与恶的观念会严重对立，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会严重对立。
因为孩子认为“父母对我好，是因为我好；父母对我坏，是因为我坏”，所以一个童年经历很糟糕的孩子，他的潜意识中藏着太多“我很坏”的信息。控制欲望想控制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内心深处“我很坏”的信息。
譬如，一个女孩脸红，是因为她认为“脸红的女孩是没用的女孩”，也即“坏女孩”，所以她特别想控制自己脸红，最终发展成了脸红恐怖症。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这本书的精髓之处是对四种投射性认同的描绘，但对我而言，它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分裂的概念。依照客体关系理论，分裂是因为糟糕的早期经历。
然而，克里希那穆提在《世界在你心中》讲得更彻底：一旦你想控制，你就制造了分裂。
他说，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对立，是世界灾难的源头。这个对立首先是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我们的心是分裂的，于是制造了分裂的世界。
譬如，悲伤产生了，我认为不好，于是想控制悲伤。控制欲望没产生前，悲伤就是我，我就是悲伤，这本来是一体的是和谐的，但“我”一想控制，悲伤就成了异己，就成了与“我”对立的东西。
然而，悲伤就是我，就在我心中。所以，“它”怎么消灭得了？
于是，我越想消灭悲伤，悲伤在我心中的影响就越大，抑郁症也就此产生。
分裂并不只是童年的创伤所产生，分裂是无时不刻都在发生，分裂就是“我与它”的关系的必然产物。一旦我将人视为它，分裂就产生了；一旦我将某种情绪视为它，分裂就产生了……
分裂无处不在，所以控制无处不在，而唯一地解决之道是接受，接受被我视为异己的部分，最终达到真正的宽容。
五、《沉重的肉身》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刘小枫的著作，先谈到了法国天才毕希纳在22岁时莫名其妙的发烧死去。
毕希纳死去，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倡导人民伦理的罗伯斯庇尔和倡导自由伦理的丹东，一个疯了，一个甘愿被送上断头台，看起来他们是捍卫了截然对立的东西，但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虚无。
尼采喊，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社会迷失在意义的黑丛林中。
卢梭在这个黑丛林中找到了人民伦理，他把生命的意义放到了“让人民决定一切”这样的想法中。尽管卢梭是个绝对的浪子，对自己、对爱人、对孩子都极不负责，但他这个伟大的想法却吸引了无数人，让无数人开始追求乌托邦，试图让人民伦理普降大地。
罗伯斯庇尔也被人民伦理吸引了。绝对的人民伦理的一个口号是，人民掌握真理，与人民对立的就该死去，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消灭极少数人是不必犹豫的。由此，持有这个美好理想的预期和目的的罗伯斯庇尔们，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大屠杀。
这不难理解，因为人民伦理是巨大的分裂。人民伦理越盛的地方，越要划分敌与我，而杀戮必然会发生，并且一定不会停止。因为分裂先产生，所以敌人必然要产生的。最终整个世界剩下两个人了，这两个持有绝对人民伦理的人，也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
并且，人民伦理总有一个副产品：一个内心最分裂的人攫取了权力，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者。
但必须强调，这只是副产品，罪还是在人民伦理自身，因为这个主义制造了太大的分裂，所以内心最分裂的人才能被选择。
欧洲大地上发生的这些杀戮，刘小枫并没有讲太多，他讲完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故事后，没去讲那些宏大的故事，反而笔锋一转，讲起了《牛虻》。
这个被奉为经典革命主义者的故事，在刘小枫讲来，其实是一个内心极其分裂的病人的故事。牛虻一生下来就不知道父亲是谁，很快又失去了妈妈，按照客体关系理论，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极其分裂的。
这个分裂投射到他的现实世界中，让他先失去了爱人琼玛，又失去了吉普赛情人，并且让琼玛的世界四分五裂，让爱琼玛的男人的世界也四五分裂，也让这个世界四分五裂。
通过这个极其私人化的故事，刘小枫不动声色而又淋漓尽致地解读了欧洲大地上发生的诸多惨剧的根源。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容易被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所迷惑，托马斯和萨宾娜天然就对人民伦理的强加意味很反感。
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讲述的故事。托马斯和萨宾娜反感“媚俗”的人民伦理，认为这些东西让肉身变得太重，于是他们渴望“轻”，于是他们从一次又一次的性漂泊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萨宾娜是最不“媚俗”的，最终，她的生命彻底失去了关系。她在孤独中死去，每读到这一幕，我都觉得非常辛酸。现在明白，因这是彻底的分裂。
托马斯的性漂泊是为了寻找每个女人中的“万一”，因这“万一”才是令她与她不同的根本，托马斯这样认为。
他这样寻找时，严重伤害了特丽莎。特丽莎不懂人民伦理，也不懂自由伦理，她离开母亲的“大同世界”（其实也是一种人民伦理），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感觉——她的灵魂和肉身可以被一个男人独一无二的对待，那样意味着她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她才能找到她之所以存在的特殊价值。然而，托马斯用对待那些女人的一模一样的方式对待她，摸她一个样，做爱的方式也一个样。
卡列宁（托马斯和特丽莎养的狗）病死后，特丽莎觉得生无所恋，而昆德拉安排了她和托马斯一同死去的结局。
最美好的人民伦理的尽头是杀戮，是虚无，于是罗伯斯庇尔疯了，疯了后他说自己比耶稣还苦，他认为他和耶稣一样在建设美好社会，但耶稣不必背负杀人的罪名，而他得背。
最浪漫的自由伦理的尽头却是人民伦理所倡导的大同世界，也是虚无，于是丹东和特丽莎一样觉得生无所恋。
罗伯斯庇尔、丹东、托马斯和特丽莎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欲求，他们最终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毕希纳22岁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也碰到了虚无，于是发了一通烧热死了。
卡夫卡是一个什么都不愿意做的男人，他的人生乏善可称，似乎什么都没做，即便结婚都犹犹豫豫，一会儿订婚，一会儿又取消婚约，一会儿又订婚……
当然，他还是做了点事——写小说。他的小说，读起来很憋气，会让很多人觉得和卡夫卡本人一样乏味。
然而，他是现代小说之父。
刘小枫研究了卡夫卡的日记，发现这个什么都不愿意去做的人，和那些什么都努力去争取的人，看到了同样的结果：虚无。
虚无很可怕，所以绝大多数人都竭力避免去碰，都宁愿不探索内心，而生活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并认为“平凡才是生命的真谛”。
真的吗？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把视角对准在日常生活上，拍了《十诫》，其实就是我们都会遇到的普通人的十个小故事。
最终，基耶斯洛夫斯基令人信服地用《十诫》、《蓝白红》和《双面薇娥丽卡》等影片展示，“生命的真谛的确蕴藏于平凡生活中”。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该麻木地活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而是他通过影片的悲喜剧展示了一个最简单的真谛：不可感情轻浮。不仅有美好的感情，而且这感情不可轻慢、猥亵。
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试图在政治中找到意义，这是“重”，托马斯和萨宾娜试图在自由的性漂泊中找到意义，这是“轻”。
但轻也罢，重也罢，都是试图在生活以外找到生命的真谛，而基耶斯洛夫斯基则用细腻的画面语言说：生命的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美好的、不可轻慢的感情。特丽莎的诉求是对的，可惜她选择了托马斯。
这和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个意思了。克里希那穆提说，你不必从神秘的洞穴或寺庙中寻找答案，因为最值得去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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