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贾谊论》别解
周桂钿
学者对贾谊的评论中,影响很大的是苏轼的《贾谊论》。文中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谊有王佐的大才,很可惜不能很好地用自己的才能。
我的看法,贾谊是善于用才的。理由有二:
一、贾谊能做官。年二十余就入朝为官,受到汉文帝赏识,一年中就升到太中大夫。天子还想让他任公卿之位。
二、贾谊能作文。贾谊死时才三十三岁,留下《过秦论》、《上疏陈政事》、《大政》等诸多名作,如《过秦论》堪称千古名篇,被司马迁收入《史记》。《上疏陈政事》被班固录入《汉书》。汉人著述虽多,能留下千古名篇的能有几人!贾谊虽然英年夭折,却也高度施展了他的才华。怎么能说他“不能自用其才”呢?
苏轼认为汉文帝是明君,在明君当政的时代还不被重用,那就是臣子自己不善于用才。理论上似乎可以这么讲,实际要比理论复杂得多。君臣合作是成功的保证。但是君臣是否能顺利成功地合作,有四方面的因素:时代,形势,君主和臣子。君主是很重要的,但明君并非没有冤假错案。
东坡先生还提出“待”与“忍”的问题。认为有王佐之才的人要等待机会,要忍耐,不要着急。这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人生苦短,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应该“只争朝夕”,机会难得而易失,不能错失良机。既然得到皇帝的赏识,贾谊怎么能不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呢?董仲舒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虽然等待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写了《士不遇赋》,而归隐终老。没有“待”出什么结果来。
至于“忍”,东坡以为贾谊是“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贾谊是这样的人吗?他被贬后,先任长沙王太傅,再任梁怀王太傅,也曾与汉文帝长谈至夜半,还一再上疏陈述政见,建议削诸侯的领地,认为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强调这将成为后患,他一直为社会的隐患而忧虑。他并没有因为被贬就一蹶不振。在这里,东坡先生还是有猜想的成分。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从天上落到地下,心理不平衡是正常的,能够处之泰然,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上,中老年被贬,也很少能够那么平静,那么不在乎。如果贾谊从一开始就能“待”且“忍”,也许还不会登上天子之庭,也不会写出《过秦论》、《治安策》、《大政》之类的雄文。虽然可能寿命长一点,但也未必就会留名青史了。因此,我以为苏东坡用“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来评价贾谊,是不太切当、有失公平的。
贾谊提出改革方案。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损有余而益不足”。他的方案必定要损害王公贵族的利益,自己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是古今中外毫无例外的。苏轼为贾谊设计人生道路:“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这是天真的想法,至少是书生气十足!如果与绛(周勃)、灌(灌婴)深交,就会同流合污,还怎么能去改革!如果真想改革,即使是深交,也会因为利益冲突而断交。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就是要从既得利益的当政者、权势者手中将其中一部分的利益拿出来分配给其他应该获得利益的人。当政者如何不反对?商鞅、吴起的改革,虽然得志,君主一死,他们就遭殃。管仲、子产也搞过改革,没有待且忍,仍然得到成功,因为死在支持改革的君主之前。所谓“十年可以得志”,也是靠不住的。十年,世事变迁,三十多岁的贾谊如果真的得势,位居众臣之上,七八十岁的老臣岂能不忌?怎么能“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幻想,那么贾谊就可能变成改革的对象,不但不支持改革,还可能极力反对改革,迫害改革者。
周勃、灌婴批评贾谊说:“擅权纷乱”。王夫之认为,“于谊为诬,于轼允当之矣。”对贾谊来说是不合适的,是诬陷;对于苏轼来说则是公允正当的。“藉授以幼主危邦,恶足以知其所终哉?”如果真的将“幼主危邦”委托苏轼去料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王夫之认为:“王安石之于谊似矣……然则世无逆求于己,己未豫图其变,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经营之,未有能济者也。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读通鉴论》卷二《文帝》)贾谊与王安石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想经营四海大事,从来不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结果遭人陷害,导致失败。如果有明君能够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肯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功不在禹下”。
李贽认为贾谊“通达国体,真实切用”,“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后代一些儒臣“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却“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焚书》卷五《读史·贾谊》)。李贽以大无畏的精神议论古今,不崇拜权威偶像,独抒己见,对贾谊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实属不易。后代当官的没有研究,只是随声附和,议论贾谊,不能理解贾谊的切实政见。这大概也包括苏轼的《贾谊论》中的观点。
陈平与贾谊,都是西汉的政治思想家,都是智力非常高的杰出青年,命运却大不相同。差别在哪儿?同样有奇才,同样在年轻时展示出来,同样有人告状,而告状者同样是周勃、灌婴这些文盲或半文盲的武夫。不同的是君主,刘邦与汉文帝。刘邦经过了解,认为陈平的受金盗嫂只是小节,他的才智正是当前激烈竞争所急需的,因此,不但没有责备陈平,还给予厚赐,并赋予特殊的权力。为陈平以后立奇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叫良匠不因小节弃大材。汉文帝就不一样了,他对于周勃等诸老臣特别尊重,不敢得罪先帝时代的老臣,开国元勋,只好牺牲青年学者。当时没有对立面的压力,不用贾谊暂时还没有亡国的危险。汉文帝是继位之主,也没有那点远见卓识,也缺乏刚毅果断的气魄,实在顶不住那些老臣的围攻。刘邦是创业之君,汉文帝是继业之君,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刘邦如果像汉文帝那样,就不能夺取天下。总之,由于时代和形势的不同,由于君主的不同,决定了陈平与贾谊的命运不同。
我以为,后世有贾谊之才者,应该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要进行改革,就要坚持到底,不管别人说什么,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甚至将身家性命全都置之度外,也应该将后人可能的议论放在一旁,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随便说去,你该干什么照样干去。不要因为苏轼的议论而错失良机,如果“待”而且“忍”,可能失去难得而易失的机遇。如果有人想的全是私利,又是急功近利,急急忙忙,跑官谋利,那么,以上的话对他们就不适用。那些人如果急功近利、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拼命向“钱”,那么,可能更快地进牢狱,或者更早地上断头台。
附:苏轼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yuè)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译文 人要有才能并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可惜啊,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臣,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呢?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 “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完全抛弃旧有的规章制度,采用他的新主张,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郁结烦闷,心绪不宁,表露出退隐的思想。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 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因此没有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呀,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世啊! 注释 赏析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3357篇诗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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