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 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 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 ,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 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 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 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 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 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 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 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 “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 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 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 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 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 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 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 “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 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 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 “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 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 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 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 ,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 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 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 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 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 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 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 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 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 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 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 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 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 。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 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 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 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 ”。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 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 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 ,“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 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 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 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 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 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 —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 ,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 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 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 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 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 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 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 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 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 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 ,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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