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曾是清代钟表生产基地

苏州早在1814年前已开始制造钟表
    “苏钟”是指苏州历史上所制造钟表的简称。清代有三大钟表生产基地，分别制造苏钟、广钟、宫廷钟，经过仿制学习、积累了自己的经验，都形成了地方特点。苏州钟表以红木、紫檀木为钟壳材料，加上巧手工匠的精工细刻，融合了苏绣插屏的艺术特点，形成了地方特色的钟表文化。古代苏钟品种很多，如鸟叫钟、变戏法钟、时辰醒钟、更钟、水法音乐钟、梳摆自鸣钟等，仅插屏钟就有1-7号之分，适合厅堂、居室、书房摆设之需。
    而广州的“广钟”，则接受西洋钟表影响，以景泰蓝为钟壳装饰，也形成地方特色。“宫廷钟”由皇家制造，有西洋钟表师、中国钟表工匠、还有皇帝亲自参与设计，他们不做买卖，可以不计成本，只讨皇室人员喜欢。因此宫廷钟表大多用贵金属黄金外包，功能众多，豪华气派。
    可是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抢古怪风的刮起，有极少数人亦紧紧跟随，对“苏钟”大加质疑，认为苏钟是1814年才开始生产，第一只苏造钟表，质量不合格是等外品，苏州制钟工匠都是南京迁移过去的，是“南京钟”的生产基地。因为南京钟的外形像苏州刺绣插屏，所以也叫“苏钟”。二十世纪初的上海也是“南京钟”的生产基地，因当时这些地区都属于“江苏省”，所以也叫江苏的“苏钟”。这些提法确实有很多“新意”，但仔细分析，实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看过一些历史文献的人都应该知道，南京原来有江宁府、建康等多种称呼，明代永乐皇帝（公元1421年）把京城迁到“北京”，为怀念这一南方曾经是数代帝王登基、治国的首都，故改称“南京”，以示纪念。“江苏省”原称“江南省”，江南布政使长驻苏州，康熙六年（1668年）才改为“江苏省”。利玛窦到苏州，应天巡捕赵可怀曾劝利氏在苏州定居，并协助利氏在苏州印制“西洋地图”，作为礼品送人。利玛窦也在苏州多次展示了钟表等西洋奇器。苏州的瞿太素是他的唯一学生与朋友，紧随二年学习西洋奇器日晷、钟表、天球仪等。
    苏州造钟到底始于哪个时期，历史文献上未找到明确记载，而有位学者选文称，他在故宫库房内发现的苏作钟最早“文献”记载，是1814年由故宫收藏之劣等钟，而奇怪的是这只“劣等品”钟出现后的第三年，即1816年六月初五，苏州钟表同业在陆墓五村里就立了一块“钟表义琢”公墓石碑，碑文上刻有苏州府、元和县二级批复同意立碑公示安葬钟表同业人员。碑文中称“义举”由唐明远等钟表同业公立，是中国钟表史上独一无二的“钟表碑”了。这块墓地近四亩，根据常理推测，如果苏州那时没有数十家作坊、上百人从事钟表制造和修理，是不需那么大规模的墓地的。难道墓园代表唐明远等人早已预测今后有十多家钟表作坊要从南京迁到苏州。唐明远是“先遣队”，来苏州不先造房子安置住宅，而是先给后来的大批南京钟表同业们先备坟地吗？如果没有这种可能，那就证实公元1814年前后，苏州已有大批钟表同业从事钟表制造与修理，而这位研究中国钟表史的学者，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地依据一只破钟否定了有几百年造钟历史的知名地区呢？令人不解。其实故宫库房内有很多“苏州钟表”，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钟表修理大师马玉良先生，曾向我介绍过故宫的苏钟。可举事例太多。现在回答这位学者的观点不需要太多的文献史料做依据，一块“钟墓碑”的历史足以揭示了历史事实。
苏州造钟的几段史料
    其实苏州《虎阜志》中有一条线索，可以证实，苏州明末著名的望远镜、眼镜专家孙云球曾造过一台能校准自鸣钟的“自然晷”，能“应时定制，昼夜自旋，风雨海晦，不违分、秒，奇亦知矣”。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苏州造钟、用钟者已经不在少数。而“时钟”当时用发条或重锤为动力源，发条松了，重锤下降到底自鸣钟就停了，不像今天有手表、手机，家家户户人人都有，对时十分方便。而在四百年前，可就不容易了。故孙云球大师设计制作了“自然晷”可日夜旋转，不违分秒。从运转特点看应该不是普通日晷，是一只“时钟”。那他为什么说是“自然晷”，以什么为动力源，它为什么那样准确，与常见日晷有何关系，我们将另有专文论述。这里仅以此据证实，明代晚期苏州造钟、用钟已经有一定规模，标准计时器，不可缺少。孙云球的“自然晷”能“应时定制”，解决了自鸣钟的时间较准。所谓的“应时定制”可以理解为你什么时候需要，随时可来定做。孙云球还利用钟表原理，自制洋机器人，能自己行走。孙云球能自己设计制作时钟内比较复杂的附加功能，说明孙对西洋钟表已有较深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明末清初苏钟的制作水平。
    这里还有一条信息，由汤开建等人在西文档案中发现的康熙时期苏州钟表业资料：比利时大学高华士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清康熙年间在常熟地区传教的耶稣会士鲁日满的账簿上，记有柏应理（Philippe couplee）和鲁日满经办交给工匠修理钟表的账单：
    预付给为我修理钟表工匠Cham：1.05两，苏州，1676年1 月。
    为我们钟表做架子：0.030两，苏州1676年2月（康熙14年）
    再次修理我的钟表，约0.070两，苏州1676年3月初（康熙14年）
    为柏应理神父修理他的那座大钟，约0.500两，1676年3月前半月。
    这些支付也发生在苏州。显然，鲁日满及柏应理的钟表是从欧洲带来，但十分明显的是，这四次钟表均交由一位姓Cham（常）的苏州人修理。通过常姓钟表师傅开设的钟表修理店，说明苏州在康熙时期已有很多人在使用钟表，还有大钟。根据Cpagani的研究，在嘉庆时期（1796~1820），苏州城外有一个钟表店，店主叫changjung（常君），其姓与鲁日满账本中的Cham姓常吻合，而常君是这一钟表店的第三代店主。考虑到中国钟表业的传承习俗，嘉庆时期出现的苏州钟表店店主“常君”很可能就是鲁日满账册中苏州钟表匠的第三代传人。这段来自西方传教士札记中的资料，至少可以证实苏州在康熙时期已经有钟表作坊了。而且该店在城外，那么城内一定还有多家钟表作坊。
    联想孙云球设计制造了校准时间的“自然晷”。承诺随时可以定做的历史文献，说明那时，已有一定市场和需求。由此推想明代末年至康熙年间苏州民间用钟、造钟、修理钟表已有一定规模。
南京的“本钟”与“苏钟”的关系
    南京造钟，最早是吉坦然，做了一只叫“通天塔”的自鸣钟，苏州作者刘献庭（1648-1695）在《广阳杂记》中描述江宁吉坦然造“通天塔”，并亲眼目视了“通天塔时钟”的内部构造，记录中说该钟制作粗糙。可是吉坦然不是钟表工匠，仅在广东看到西洋人造钟，他细细观察了制钟特点后到南京自己闭门造钟，这是很不容易的仿制创作。刘献庭说它粗糙，应该情有可原。然在时间上推测应在康熙时期造钟。请看刘献庭生于1648年，明代已亡四年后出生，到他成人能写文章至少要二十几岁，到1668年（即康熙六年）刘献庭也只有21岁。因此吉坦然造钟应在康熙年间，而吉坦然本人的出生年代可能在明末。利玛窦在苏州瞿太素介绍下，多次来到南京，为了结交重要士大夫，用钟表为礼品要从西洋带入，来不及提供，后来他带了西洋钟表匠，在南京做过时钟，又做了一批日晷作礼品送人，这个时间确实在明末。徐光启1600年专程到南京拜访利玛窦，也目睹了利氏造钟。由于西洋人在南京造钟、送钟，大大推动了当地手工制钟业的发展，南京民间工匠，亦开始仿造西洋钟表。其中有名者为黑廊街王万顺，三山街潘恒兴，府东大街易黄茂等。清代中期南京造钟作坊不少，据美国传教士马克格温调查（1851年）南京有四十家，苏州有三十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先生1956年调查，南京有二十一家，苏州有二十家造钟作坊。清代造钟作坊，南京规模确比苏州略大。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苏钟比南京钟（又称本钟）知名度响呢？我想这要归功于苏州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钟表的描述，如明末苏州常熟诗人画家吴历（1632-1718）写过很多钟表诗，如《三巴集》中“夕阳下苔阶，堂钟自鸣起。 ”《梦入虎丘》中亦记“自鸣钟午寝方床，忽梦行过七里塘”。清代中期定型的1-7号插屏钟，把“苏绣插屏”的艺术造型，应用到钟表上，尽管这种造型在南京、扬州、镇江、松江、上海都生产，由于采用了苏绣艺术，自然人们的文笔都投向苏州。何况宋元时期苏州的“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廊填溢，楼阁相望，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富庶的生活带来金银器、铜器、玉器、木雕、漆器、灯彩、裱画、刺绣缂丝、制笔等工艺的全面发展，人才辈出，技艺精湛。苏州在明代能工巧匠无数，利玛窦多次在苏州展示钟表等西洋奇器，怎么会不引起苏州工匠们重视并仿制呢。有如此艺术文化与传统工艺为背景，其自鸣钟影响之大肯定要超过南京、扬州、上海等近邻城市的钟表同行了。更何况苏州瞿太素在1589年就已拜利玛窦为师花二年时间学习数学，天文，手制日晷，钟表，天球仪等。所以故宫博物院，宫廷钟表大师徐文粼，和古文献研究者李文光先生，俩人合写《谈清代苏州钟表》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谈清代钟表，要推苏州，广州。但苏造要在广造之先。”他们写这篇文章是1959年，发表在《文物》月刊第二期上，如此断言，必然经过周密调查考证，决不会信口开河，胡扯乱谈。
    查阅文献，徐文粼、李文光两位合写《谈清代苏州钟表》，列举了《红楼梦》中曹雪芹描述的几只立体竖表梳摆自鸣钟是清初苏州制。作者曹雪芹是康熙、乾隆时人，曹的外公在苏州做过官。其祖母在皇宫内当奶妈，进出皇宫有特权。这些都影响曹雪芹少年时代的成长。红楼梦中有十处提到并描述钟表报时的奇特功能，梳摆自鸣钟的报时方法是早期苏钟所特有的“九、八、七、六、五、四”式报时法。他还描述了林黛玉从苏州带去的“自行船、自行人”等钟表机构的玩具。从清代顾禄《铜桥倚棹录》12卷中记载：“自走洋人机轴如自鸣钟，不过一发条为关键，其店俱在山塘腹中，铜轴皆附近乡人为之转售于店者。 ”还有寿星骑鹿、三换老跎、昭君出塞、刘海撒金钱等之属，其眼、舌、盘旋时皆能自动。这些都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古代苏州虎丘、山塘街及附近乡下人都能做自鸣钟配件了，专业化分工十分明显。明末清初的眼镜制造大师孙云球利用钟表原理就已制作洋机器人走路，发明校准自鸣钟的“自然晷”。而且孙玉球从吴江搬迁定居在山塘街附近，更进一步证明三百多年前的苏州山塘、虎丘一带早已成“苏钟”的生产基地，并已有专业化分工。前面提到的那位故宫钟表史研究者，对苏州早期的梳摆自鸣钟一口给与“否定”，并断言这是日本进口的江户时代的不定时法钟表。遗憾的是他没有引用任何依据，就写结论，不知又误导了多少人。前两年我碰到了中科院的对明清机械很有研究的张柏春博士，说起这几个梳摆钟，是否日本传入，他一口否定，不可能，明清两朝由于倭寇入侵鲁、苏、浙沿海，导致明清政府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那时日本钟表不可能传入中国……其实梳摆自鸣钟1620年王征就在北京制作过，利玛窦在南京也制作过，徐朝俊在他的《自鸣钟表图法》中，画了图形也有描述。南京博物馆所藏梳摆自鸣钟被定为“苏钟”应该是正确的。
“上海钟”也是“苏钟”
    上海、松江清代钟表的仿制十分活跃，这有赖于传教士的活动频繁，小小松江城，竟有五万五千人参加耶稣教，追根寻源，与徐光启及其孙女有关。徐光启在未入仕途还在当教师的1603年，由传教士罗士望介绍就已经入教，取名“保录”，1604年中进士后进入仕途。1626年崇祯皇帝同意徐光启历法改革，徐提出制造十种天文仪，其中三架候时钟即自鸣钟。由于明末政局不稳，辽东战争，国家财政支出困难，造钟计划未完成。徐光启孙女教名“甘地达”，在华亭造天主教堂，内置一座西洋大钟，使人人能分更分漏，在周边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教堂的建立，传教士有了落脚点，在上海、松江活动频繁，时钟的展览，引起了能工巧匠兴趣，因此出了很多钟表工匠，在公元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徐翊英、徐翊汉自制鹤漏、自鸣钟仪表而出名。道光年间有徐淞、徐玉父子，也制自鸣钟。
    徐朝俊是编写中国第一部钟表保养维修的重要著作《自鸣钟表图法》的作者，从他文中可知，至他修造天文钟表已是五代传承。南京博物院藏有上海嘉庆年间造钟工匠冯义和造的小型更钟，该钟1981年我在南博曾拆修过，做工精细。最著名要算美华丽钟厂，开在上海杨树浦，多时有数百工人，以造插屏钟为主，1916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得“金奖”，中国农耕部得一等奖，今天很多家庭仍在使用。苏州张荣贵三代造钟，在嘉庆时期专做钟碗，质量信誉出名，全国各地都来定贷，后来，张荣贵派大儿子到上海建张恒记钟表作坊，二儿子到杭州，小儿子在苏州做钟，上海钟表业清代晚期，确实繁荣发达，遗憾的是未能创建自己特色品牌传世。上海，苏州，明清时期地域变迁，府县的拆并，真难分清隶属关系。钟表业的发展，真可说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上海与苏州距离太近，文化相通，地域相连，历史上多次划属苏州管辖。上海钟自身未创品牌，可以称为“苏钟”。

来源：姑苏晚报    陈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