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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师于右任的学书经历
一、于右任的学书经历
民国三十八年，于右任随中枢迁台。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气势磅慑浑凝，纵横排荡，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时洛阳纸贵，求书者踵接不暇，获书者视若拱璧。近二十年来，书坛、社会、甚至军中，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则直接奉〈标准草书〉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响力，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受益于庭训多。右任学书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书画。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写王羲之的「鹅」字，具各种姿态，幼小的心灵，深受潜移默化。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
(一)汉魏碑志的搜集钻研：
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二)章草的研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应是有助益的。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由民国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孙荆山墓表〉、〈孙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赵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获得证明。
(三)帖学的濡染：
笔者曾于七十九年赴大陆访问南京书家胡公石、西安钟明善。钟氏面告说陕西老书家刘自读曾经亲见右任执笔作书，说是少年学书自赵孟俯入门，写得肥而熟。钟氏也认为赵书下笔神速如风雨，兼具「速、畅、秀、逸」的特色，对右任一生书风的影响是显见的。笔者以为右任曾领乡荐，为符合试卷要求，写过赵体字，应可以理解。但他在大陆的弟子胡公石则斩钉截铁说明于师一生不写「二王﹝王羲之、献之﹞字：「先生认为像赵孟俯，王铎等德操，气节有争议性的，字里行间难容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于氏自青年时代开始，民族大义便深植内心，或许是因此才不再临摹「二王」书。
书家寇培深曾面告笔者，说是右任渡台后，才开始致力王羲之草法。据笔者研究分析，对二王的孺慕，应该提早到标准草书社的第二个编辑阶段。前述的〈急就章〉订定工作放弃后，草书社即在右任的指导监督下，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先把散见各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收集起来，再一字一帖参证、比较，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书参考资料，但很快的发现了后世书家，有更进步的草法结体，而标准草书的目的是实用而非美艺；因此，第二阶段的编辑成果也被迫放弃了。右任论书最主多读、多看，虽然一时没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临摹，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看到二王帖学的钻研苦心，作品也更具姿态、风神。右任也自述在历代的草圣中，最欣赏王羲之的笔锋。
草书社的第三阶段「千字文」选辑成果，就是现在的标准草书。二十五年七月与刘延涛合编的「识写分立」的第一本《标准草书》终于出版了。右任在序言中，说明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选字四原则。他说：「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纸帛，乌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
而这部集合了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百衲体」千字文，也是右任融帖入碑的最大依据。自干嘉金石碑学兴盛以来，在汉魏基础上，能将二王一脉的帖学，融合到右任这样的意境的，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部《标准草书》，受深谙小学的吴敬恒称誉备至，认为「对中国文字改良之贡献，为许慎《说文解字》后之第一部书。」
(四)综合诸家法度：
由于禀赋、魄力、努力与众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获观广博的书学碑帖资料，而悠游众家精髓的深度，更是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将异于前论的各种说法分述于后，使后学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书学经历和内涵。
书家李超哉于民国五十七年发表《八法仰宗师》文中载道：「于先生的字.....据他自己告诉我，得力于褚河南实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认为恐李超哉误记或于氏不经意之言。确实，以他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的影响要超过褚遂良许多。
台邑名诗书家林熊祥在《书学原论》中说：「颜真卿盘石令张令晓诰身，......谛玩其笔划则绵里裹针，......昭代于右任先生笔意时有与此相通者。」「王长者墓志，......顾气势较为雄迈，.......其用意之新颖，于右任先生与之颇有相通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陕西李楚材又说道：「于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专习北魏碑帖，并精心临何绍基的书法，尤其临何收藏的〈张黑女墓志铭〉十分神似；并以何绍基入手，临写〈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这种说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决，二者指出右任对何绍基的笔势和(张黑女墓志铭)的艺术道诣，向来不甚留意，绝不可能据以为书学根基的。
此外，秦汉砖瓦、汉简流沙、唐经石窟等都是参考的对象。其中以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简，法度最为娴熟。民国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将旧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的居延木简予以出版，右任为此曾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编辑标草时，便极渴望一睹居延汉简，作为整理草书的参考资料，无奈不能如愿。历经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将居延汉简的神韵融入自己的草法里。
二、于右任的作品分期
右任学书过程中，面貌的「多」变、「善」变，实在是他个人以及书法史上的千秋绝业!现在即将他的墨迹,划分五期分别叙述于后：
(一)楷书期(民国二十年以前)：
右任存世最早的墓志拓片是民国八年的〈刘仲贞墓志〉，这件作品并末受魏碑的影响，而是赵孟俯、褚遂良的笔触，甚至加入虞世南、李北海的格局，结体纵势，笔画跳宕自如，已深具个性，绝非早期接触的殿体书可以拘束得了的。
民国十年的〈王太夫人事略〉，浑厚朴拙，这段时期他不但对碑版搜集热衷，由作品可看到他的汉魏法度已有了扎实功夫。这件作品以魏碑的紧密，融合隶书的扁平，形成了亦汉亦魏的造形；至于笔法更出新意，是以隶法写楷意，楷法写隶意，形成亦隶亦楷的线质(左图)。
民国十九年的〈秋先烈纪念碑记〉，则是隶书、魏婢、行书的结合体；平易中险绝时生，英气勃勃，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民国十三年的〈张清和姜志〉、〈邹容墓表〉、〈茹欲可墓志〉等楷法，结字多接近〈张猛龙碑〉、〈元遥墓志〉、〈元綎墓志〉等，严谨的中宫对比向外辐射的笔势，能含能拓、险、巧中洋溢着浓厚的拙趣。
(二)行书期(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为锻炼期；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为成熟期：
二十一年标准草书社成立后，右任便坚持贯彻「草书实用」的原则，即使草法尚末成熟，但已经不再书写大幅的端楷作品了。同年的〈杨松轩墓表〉，是存世最后的一件严谨的正楷作品。
笔者认为，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间，是行书线质的锻炼和草书的酝酿期。到民国二十五年止，行书的创作最多，而且始终带有浓厚的魏楷和隶意。这个时期代表作有〈青主先生题跋〉、〈周湘鸼墓表〉、〈周石笙墓志)。
(三)草书期(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为行草期；二十六年到三十年为草书成熟期)：
自章草入门而今草，右任的草法线质日益兼具了碑帖的神髓。由汉魏线条的减少，可以了解是大量接受帖学笔法的缘故。此时，右任共收集了七十多种前贤所写的千字文，尤其对怀素草书千字文最为钟爱，右任曾将之比若「松风流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如果以中央文物供应杜在六十七年出版的《标准草书第十次本》为依据，发现怀素千字文各版本居然合被选辑了一百零六字，冠于各家。事实上，截至民国三十年止，《标准草书》己经过了四次修正，但右任似乎仍在矛盾摸索属于标准草书应有的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时的大部分诗文稿件，既脱离楷书期的天真拙趣，也失去了行楷期的恢宏气魄，更异于定型后的标准草书。由于倾向二王帖学，尤其是智永怀素的影响，喜用藏锋、折笔，偶尔掺入孙过庭的方笔，纵势结体，清姿瘦骨。可说是行书期和标准草书的过渡期。但是墓志铭的书写，倒还是延续行书期的特色，像〈李雨田墓表〉、〈杨仁天墓志〉即是。
(四)标准草书前期(约民国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第一次《标准草书千字文临本》发表了，(初版则延到翌年四月)虽然仍延续草书期的清瞿秀丰神，但己呈现了标草的表现雏形(上图)。由于过度偏重标准草书的实用价值和「标准」的规范，点画起迄并不蓄意，结体松散，气血通畅但少佳构。右任在临《标准草书千字文》中自序：「昔某名家临前贤草书，终日不成篇,叹日：『真迹在前，令人气慑』余今书此，亦有同感！」面对集结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标草百衲本，难免一时慑伏，规行矩步，不敢径然出帖；何况要将各家结体冶于一炉，难免一番摸索历程。
右任确实在晚年再度深入对帖学的重视和钻研。姚梦谷在《美术学报》(近百年来之书学)文中，也记载了三十七、八年间，于氏全心埋头王帖，日夜读写并进，读得入神，领会更甚一事，右任这时企图达成深度的「碑帖融合」企图可知，也由于这段时期的融合学力，才使得标准草书后期的线质更具内涵而耐人寻味。但这段艰辛的过渡期，导致了三十七年到四十年间的作品，气势较弱，败笔较多。此外，时局的逆转，环境的改变，心情沉重，也使这段时期少有精心杰作。加上更戮力于草书救国的实践之作，难以兼顾美艺，游丝、飞白、个性化的挥洒过多，缺乏精蕴内涵。
渡台初期，据右任的弟子李普同和副官方伯熏表示，由于辗转来台，将惯用的毛笔分别遗丢在广东、香港机场。渡台之初，一时竟没有好笔可以疏困。四十一、二年侄女婿刘世达曾由香港购买以应急用；四十二年由同乡后辈吴家元代买邵芝岩、贺莲青制大楷，毛春塘、李鼎和制小楷，才改善了一代草圣用笔的窘状；李氏并说四十八年吴氏去世后，他也曾委托友人代购香港林三益系列的中锋羊毫，以及胡开文所制墨。光复初期，台湾文房用具欠缺、品质低劣的事实，这真是许多艺术家共同的烦恼。书画家陈定山也说：「当世画竹，我佩服吴子深画，子深却释笔而叹：『使我有古人一支笔，亦何让古人。』这应可解释右任在渡台后前三年，较少宏伟佳作的原因之一。
(五)准草书，后期(民国四十五年到五十三年)：
由存世作品分析，民国四十年后，部分的圆笔，取代过多的方、折笔。右任向来认为「方笔美，圆笔便。」此时方圆互用，含蓄顿挫，锋芒顿挫，锋芒渐收，尤其四十五年后的翰墨，完全出帖，虽称「标准」范围，但用笔、结字、章法已随心所欲，敛气凝神，神完守固，呈现出极致的性灵美、艺术美。
标草后期的作品气魄堪称和二十年代初的「行楷期」并美。而此时画面流露的，更是巍巍若泰山，炯然如日月的伟大气质；这种绵里裹针，寓刚于柔的中锋线质，蕴涵的是一颗淡然的、无视名利富贵的心；一种对道化的参透,妙合自然却不为物役的性灵。在历经无数次逆境与荣誉交织的现实环境里，他一向是以「今朝稳坐滩头石，且看云生大海中。」来面对一切险厄及富实；所谓「不惑不忧，稳坐滩石，以观世变。」这种大气度与节操蕴育出来的艺术，一下笔就有仙凡之别，这种气质实是世人望尘莫及的！
此时代表作品，如史博馆收藏、四十五年三月书写的(题拐子马图)四屏；五十一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建馆记) ；四十八，年三月所书的《草书千字文》(由日本「同朋杜」于七十一年十一月刊行。由台湾省立美术馆收藏) ；五一十年书写的(国父军人精神教育训词摘录)十三条屏草书，是存世极少的长幅佳作之一。晚近中日出版右任墨宝计百余种,其中以「于右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委会」在六十七年四月刊行的《于右任先生墨宝》最具代表，因为选辑工作主要由右任高弟刘延涛担任，因此精品较多而齐全，尽收一代草圣自行书期以来的风釆神韵。
三、于右任与台湾碑学书风
由于科举制度支配了台湾文人的习字动机，明清时代书坛几乎全在殿体书风的笼罩之下。交通阻隔与碑刻拓本取得和复制都很困难，使干、嘉时代便兴起于中原的金石学风，直到道光十七、八年左右，才由「台湾金石学导师」吕世宜大量传入，秦汉篆隶碑风才正式在台扎根。
吕氏研究的范围极少涉及六朝碑版，六朝书风被导入台湾，迟至日据后期,才藉由日本刊行的一百零三种书道杂志辗转传入，这股由杨守敬携日的六朝碑拓所引起的学习热潮，使帖学的气焰稍偃，碑学在台湾终于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广东书家区建公(1887一1971)于民国二十二年渡台，并曾在二十五年举办书法展览，获得了不少激赏。区氏在寓台的三年中，以长锋羊毫「逆入平出」的笔法，传入清末碑派书家邓石如、徐三庚、张裕钊、赵之谦、吴大澄等篆隶、魏碑体势，当时新竹书家如张国珍、林守长、郑淮波、纪金宝；台中的吴善荣,施寿怕、头城的康滟泉等纷纷趋访谓教笔法。这股清末书家碑风的传入，影响力虽不及前二者，但也算是台湾碑学的第三个推动力量。
草圣于右任渡台后，除了标准草书的传播，也使得汉魏碑刻再度受重视。近二十年来，成就偏重碑学的书家数量渐超过帖学的，这在台湾是史无前例的。笔者以为一代草圣那深厚的汉、魏基础之下，所涵育的草法线质，确实令人无限钦迟景仰，兴起了人们亦步亦趋、见贤思齐的意念。
这时较活络的书道团体如林成基、林耀西、李普同主持的「基隆市书法研究会」，台北曹容的「澹庐书会」，头城康滟泉的「八六书画会」，张国珍等的「新竹书画同好会」，台中庄遂性、施寿怕、吴善荣等的「中部书画协会」......都是金石学风的热心提倡者；而各书会都奉右任为艺林宗师，争相邀请赴会挥毫以提振士气。前述四十九年出版的《中华艺苑》，甚至还以右任的《标准草书》做为三大月课方针之一！
标准草书的推广，目前虽未达到「以草书救国、强化国本、振兴民族」的理想，却引起文人临摹标草的兴致。中原渡台诸名流，首推撰写标准草书凡例和合选草字千文的刘延涛最能传草圣神韵。
右任无疑是民国四、五十年代台湾书坛最亮的一个光寰。自民国四十七年，八十华诞开始，每年按例由「台湾诗坛」林熊祥等发起「中国名家书画展」，主要是为先生祝寿，展出的书体虽末限制，但总以标草获件最多。民国五十二年，先生八五寿诞，一项正名为「标准草书习作展」的祝寿书法展，热烈的展开。会后，右老召集同道检讨策划，并决定成立「标准草书研究会」，于先生命由刘延涛、刘行之、王枕华、李超哉、胡恒、李普同所发起组织。民国七十九年，刘延涛、李普同、胡恒等再向内政部登记为合法的书法团体。正式成立大会在八十年五月五日召开。这个由李普同领导的扩大组织，将是传播标准草书的时代意义，以及一代草圣崇高的艺术内涵的最大力量。(麦凤秋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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