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不同时期书法风格的志趣嬗变

    于右任先生是近代的旷世奇才，一代书圣，他在学书过程中，面貌的“多变、善变”，实在是他个人以及书法史上的千秋绝业！他各个时期的书法研究对象不尽相同，却都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现在即将他的墨迹，划分五期分别叙述于后：

(一)楷书期(民国二十年以前)：

   右任存世最早的墓志拓片是民国八年的《刘仲贞墓志》，这件作品并末受魏碑的影响，而是赵孟俯、褚遂良的笔触，甚至加入虞世南、李北海的格局，结体纵势，笔画跳宕自如，已深具个性，绝非早期接触的殿体书可以拘束得了的。

    民国十年的《王太夫人事略》，浑厚朴拙，这段时期他不但对碑版搜集热衷，由作品可看到他的汉魏法度已有了扎实功夫。这件作品以魏碑的紧密，融合隶书的扁平，形成了亦汉亦魏的造形；至于笔法更出新意，是以隶法写楷意，楷法写隶意，形成亦隶亦楷的线质。

    民国十九年的《秋先烈纪念碑记》，则是隶书、魏婢、行书的结合体；平易中险绝时生，英气勃勃，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民国十三年的《张清和姜志》《邹容墓表》《茹欲可墓志》等楷法，结字多接近《张猛龙碑》《元遥墓志》《元綎墓志》等，严谨的中宫对比向外辐射的笔势，能含能拓、险、巧中洋溢着浓厚的拙趣。

(二)行书期(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为锻炼期；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为成熟期：

     二十一年标准草书社成立后，右任便坚持贯彻草书实用的原则，即使草法尚末成熟，但已经不再书写大幅的端楷作品了。同年的《杨松轩墓表》是存世最后的一件严谨的正楷作品。

   

   笔者认为，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间，是行书线质的锻炼和草书的酝酿期。到民国二十五年止，行书的创作最多，而且始终带有浓厚的魏楷和隶意。这个时期代表作有《青主先生题跋》《周湘鸼墓表》《周石笙墓志》。

(三)草书期(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为行草期；二十六年到三十年为草书成熟期)：

   自章草入门而今草，右任的草法线质日益兼具了碑帖的神髓。由汉魏线条的减少，可以了解是大量接受帖学笔法的缘故。此时，右任共收集了七十多种前贤所写的千字文，尤其对怀素草书千字文最为钟爱，右任曾将之比若“松风流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如果以中央文物供应杜在六十七年出版的《标准草书第十次本》为依据，发现怀素千字文各版本居然合被选辑了一百零六字，冠于各家。

    事实上，截至民国三十年止，《标准草书》己经过了四次修正，但右任似乎仍在矛盾摸索属于标准草书应有的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时的大部分诗文稿件，既脱离楷书期的天真拙趣，也失去了行楷期的恢宏气魄，更异于定型后的标准草书。由于倾向二王帖学，尤其是智永怀素的影响，喜用藏锋、折笔，偶尔掺入孙过庭的方笔，纵势结体，清姿瘦骨。可说是行书期和标准草书的过渡期。但是墓志铭的书写，倒还是延续行书期的特色，像《李雨田墓表》《杨仁天墓志》即是。

(四)标准草书前期(约民国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第一次《标准草书千字文临本》发表了，(初版则延到翌年四月)虽然仍延续草书期的清瞿秀丰神，但己呈现了标草的表现雏形(上图)。由于过度偏重标准草书的实用价值和「标准」的规范，点画起迄并不蓄意，结体松散，气血通畅但少佳构。右任在临《标准草书千字文》中自序：「昔某名家临前贤草书，终日不成篇，叹日：真迹在前，令人气慑，余今书此，亦有同感！面对集结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标草百衲本，难免一时慑伏，规行矩步，不敢径然出帖；何况要将各家结体冶于一炉，难免一番摸索历程。

    右任确实在晚年再度深入对帖学的重视和钻研。姚梦谷在《美术学报》(近百年来之书学)文中，也记载了三十七、八年间，于氏全心埋头王帖，日夜读写并进，读得入神，领会更甚一事，右任这时企图达成深度的「碑帖融合」企图可知，也由于这段时期的融合学力，才使得标准草书后期的线质更具内涵而耐人寻味。但这段艰辛的过渡期，导致了三十七年到四十年间的作品，气势较弱，败笔较多。此外，时局的逆转，环境的改变，心情沉重，也使这段时期少有精心杰作。加上更戮力于草书救国的实践之作，难以兼顾美艺，游丝、飞白、个性化的挥洒过多，缺乏精蕴内涵。

      

   渡台初期，据右任的弟子李普同和副官方伯熏表示，由于辗转来台，将惯用的毛笔分别遗丢在广东、香港机场。渡台之初，一时竟没有好笔可以疏困。四十一、二年侄女婿刘世达曾由香港购买以应急用；四十二年由同乡后辈吴家元代买邵芝岩、贺莲青制大楷，毛春塘、李鼎和制小楷，才改善了一代草圣用笔的窘状；李氏并说四十八年吴氏去世后，他也曾委托友人代购香港林三益系列的中锋羊毫，以及胡开文所制墨。光复初期，台湾文房用具欠缺、品质低劣的事实，这真是许多艺术家共同的烦恼。书画家陈定山也说：当世画竹，我佩服吴子深画，子深却释笔而叹：“使我有古人一支笔，亦何让古人。”这应可解释右任在渡台后前三年，较少宏伟佳作的原因之一。

(五)标准草书，后期(民国四十五年到五十三年)：

    由存世作品分析，民国四十年后，部分的圆笔，取代过多的方、折笔。右任向来认为“方笔美，圆笔便。”此时方圆互用，含蓄顿挫，锋芒顿挫，锋芒渐收，尤其四十五年后的翰墨，完全出帖，虽称“标准”范围，但用笔、结字、章法已随心所欲，敛气凝神，神完守固，呈现出极致的性灵美、艺术美。

    

   标草后期的作品气魄堪称和二十年代初的行楷期并美。而此时画面流露的，更是巍巍若泰山，炯然如日月的伟大气质；这种绵里裹针，寓刚于柔的中锋线质，蕴涵的是一颗淡然的、无视名利富贵的心；一种对道化的参透,妙合自然却不为物役的性灵。在历经无数次逆境与荣誉交织的现实环境里，他一向是以“今朝稳坐滩头石，且看云生大海中。”来面对一切险厄及富实；所谓“不惑不忧，稳坐滩石，以观世变。”这种大气度与节操蕴育出来的艺术，一下笔就有仙凡之别，这种气质实是世人望尘莫及的！

    

   此时代表作品，四十八，年三月所书的《草书千字文》(由日本“同朋杜”于七十一年十一月刊行。由台湾省立美术馆收藏) ；五一十年书写的(国父军人精神教育训词摘录)十三条屏草书，是存世极少的长幅佳作之一。晚近中日出版右任墨宝计百余种,其中以“于右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委会”在六十七年四月刊行的《于右任先生墨宝》最具代表，因为选辑工作主要由右任高弟刘延涛担任，因此精品较多而齐全，尽收一代草圣自行书期以来的风釆神韵。

三、于右任与台湾碑学书风

   由于科举制度支配了台湾文人的习字动机，明清时代书坛几乎全在殿体书风的笼罩之下。交通阻隔与碑刻拓本取得和复制都很困难，使干、嘉时代便兴起于中原的金石学风，直到道光十七、八年左右，才由台湾金石学导师吕世宜大量传入，秦汉篆隶碑风才正式在台扎根。 

    吕氏研究的范围极少涉及六朝碑版，六朝书风被导入台湾，迟至日据后期,才藉由日本刊行的一百零三种书道杂志辗转传入，这股由杨守敬携日的六朝碑拓所引起的学习热潮，使帖学的气焰稍偃，碑学在台湾终于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广东书家区建公(1887一1971)于民国二十二年渡台，并曾在二十五年举办书法展览，获得了不少激赏。区氏在寓台的三年中，以长锋羊毫逆入平出的笔法，传入清末碑派书家邓石如、徐三庚、张裕钊、赵之谦、吴大澄等篆隶、魏碑体势，当时新竹书家如张国珍、林守长、郑淮波、纪金宝；台中的吴善荣,施寿怕、头城的康滟泉等纷纷趋访谓教笔法。这股清末书家碑风的传入，影响力虽不及前二者，但也算是台湾碑学的第三个推动力量。　　

    草圣于右任渡台后，除了标准草书的传播，也使得汉魏碑刻再度受重视。近二十年来，成就偏重碑学的书家数量渐超过帖学的，这在台湾是史无前例的。笔者以为一代草圣那深厚的汉、魏基础之下，所涵育的草法线质，确实令人无限钦迟景仰，兴起了人们亦步亦趋、见贤思齐的意念。

　　
    这时较活络的书道团体如林成基、林耀西、李普同主持的「基隆市书法研究会」，台北曹容的澹庐书会，头城康滟泉的八六书画会，张国珍等的新竹书画同好会，台中庄遂性、施寿怕、吴善荣等的中部书画协会.....都是金石学风的热心提倡者；而各书会都奉右任为艺林宗师，争相邀请赴会挥毫以提振士气。前述四十九年出版的《中华艺苑》，甚至还以右任的《标准草书》做为三大月课方针之一！　　

    标准草书的推广，目前虽未达到“以草书救国、强化国本、振兴民族”的理想，却引起文人临摹标草的兴致。中原渡台诸名流，首推撰写标准草书凡例和合选草字千文的刘延涛最能传草圣神韵。　　

   

    于右任无疑是民国四、五十年代台湾书坛最亮的一个光寰。自民国四十七年，八十华诞开始，每年按例由“台湾诗坛”林熊祥等发起“中国名家书画展”，主要是为先生祝寿，展出的书体虽末限制，但总以标草获件最多。民国五十二年，先生八五寿诞，一项正名为“标准草书习作展”的祝寿书法展，热烈的展开。会后，右老召集同道检讨策划，并决定成立标准草书研究会，于先生命由刘延涛、刘行之、王枕华、李超哉、胡恒、李普同所发起组织。民国七十九年，刘延涛、李普同、胡恒等再向内政部登记为合法的书法团体。正式成立大会在八十年五月五日召开。这个由李普同领导的扩大组织，将是传播标准草书的时代意义，以及一代草圣崇高的艺术内涵的最大力量。（根据网络内容整理，仅作分享交流，侵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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