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宣城派...

壶公评论 201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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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宣城派

作者：李圣华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在清初地域文学兴盛的环境下，以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为代表的宣城诗人树帜诗坛，形成区域色彩鲜明的宣城派，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被称为“宣城体”。在清诗流派研究史上，宣城派长期被冷落、悬置。本文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认为宣城派兴于清顺治初，康熙中叶后逐渐淡出诗坛，宣城派并非清初的宗宋派，其文学近源是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宣城体”具有诗道一贯、言之有物、醇厚为则、风貌朴秀、语言简净五大特征，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富景观，并影响着清代诗风嬗变的走向。

清初文坛风尚多元嬗变，诗坛格局在分合与重组之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等人承绪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创立宣城一派，以“宣城体”标帜诗坛，与云间派、娄东派、神韵派、虞山派、金台十子、西泠十子等文学流派群体，共同奠立了清初诗坛繁荣的局面。20世纪清诗研究史上，云间派、娄东派、虞山派等均吸引了不少学者投入学术心力，而宣城派则长期为学界忽视。刘世南先生《清诗流派史》一书将清诗划分为19个流派，力求详尽展示清诗流派纷呈的繁富景观，可惜仍未关注到宣城派。学界有关宣城派主将施闰章的评论文字亦自不少，不过其中误解亦多，如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有关施闰章是清初宗宋诗风巨擘一类的说法，就是一种明显的误解。笔者不揣浅陋，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冀以引起学界对这一流派的更多关注。

一、宣城派之兴

宣城，汉代称宛陵，隋时改称宣城。宣城人文始兴于宋代，明清时期，宣城与桐城并称为江上“二城”，不仅是皖地的文学渊薮，也是文坛的两大重镇。宣城诗歌风雅，由梅尧臣之倡，初兴于北宋；再兴于元代，贡仲章等人以诗著称一时；三兴于明中叶，宣城梅氏、沈氏家族科甲隆盛，梅守德、沈宠为诗坛眉目，梅鼎祚、梅守箕、梅蕃祚、沈懋学继之而起，宣城诗人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梅鼎祚还编有《宛雅》，宣扬区域诗学风尚；四兴于明末，梅朗中、沈寿民名重于世，宣城诗坛令海内士子侧目。施闰章《书带园集序》描述了从梅尧臣到其裔孙梅朗中数百年间宣城诗坛的流变：“吾宣城于江上称岩邑，其山巉以秀，水甘以清，草木扶疏而沃若，其清淑之气所郁积，必有异能之士，道德文章之美，卓然见于天下。而所谓道德者多隐君子，以其文章见者，至宋始有梅昌言、圣俞，元有贡仲章、泰甫父子十数辈。最著者圣俞，以诗名。去圣俞五百馀年，裔孙为禹金先生，文词赡给，雅善博综。其群从季豹、子马、勉叔诸人，为元美所亟称。后禹金闻孙复有朗三，盖庶几与禹金相望者。”[1] (卷6)

准确地说，宣城文学史上之有流派，始自清初施闰章、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等人的结派，而这已是宣城诗坛的“五兴”了。宣城派的出现与科甲兴盛关联不大，它是在清初宣城“科甲久不振”的情况下形成的。追溯宣城派形成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一是明清鼎革改变了竟陵派、几社争衡的诗坛格局，区域诗坛进一步兴盛，宣城派、娄东派、虞山派等即是在这一诗歌运动环境中生成的。二是清初宣城诗人弘扬区域风雅的意识高涨。蔡蓁春、施闰章接续梅鼎祚《宛雅》之编，踵事增华，纂辑有《续宛雅》。宣城诗人续《宛雅》的情结并未就此结束，除梅清辑录《梅氏诗略》六卷外，袁士旦也欲编《宛雅续集》、《宛陵十子诗》，惜未成其事。这种风尚确实能反映出清初宣城诗人振兴区域诗歌的意识，而这正是宣城派形成的一大动力。三是易代之变给士人心灵带来极大有动荡，在新朝、故国之间的矛盾选择造就了士子人生价值、文学追求的种种分野。宣城诗人政治态度较“温和”，学术上倡导阳明心学，并重“用实”，诗文以“学”为本，自成一统，如戴名世《梅文常稿序》所评：“吾江南文学礼仪之邦，推宣城为最。其士大夫多崇礼让，敦实行，以清风高节砥砺末俗，而士人读书为文章，不肯雷同诡随，以趋时俗之所好。”[2] (卷3)可以说，相近的人生、文学追求将宣城诗人凝聚为一体，促成了一个独具面貌的区域性诗派。四是与施闰章的大力推导密不可分。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与宋琬并称“南施北宋”，又与王士禛、宋琬、赵执信、查慎行、朱彝尊有“国朝六家”之目。施闰章自树一帜，奖掖后进，宣城诗人以其为眉目，不诡随流俗，宋琬《周釜山诗序》云：“愚山方且盛张坛坫，主盟宛陵、敬亭之间。”[3] (卷1)

康熙中叶，清朝统治趋于稳固，宣城科甲再兴，有趣的是，宣城派却衰落下去。大抵说来，宣城派兴于顺治初，盛于康熙中叶以前，康熙中叶后就基本上淡出诗坛了。

由于历来研究的不足，宣城派成员构成一直未有清晰的揭示，在此有必要列出一张宣城派重要作家的名单：施闰章是宣城派的主将，高咏、蔡蓁春、徐淑、梅清、梅磊是派中早期核心人物。高咏，字阮怀，号遗山，诸生，性简傲，康熙十八年(1679)荐举鸿博，授检讨，六年后卒世。能诗文，兼擅书画，诗名稍逊施闰章，所著《遗山堂集》、《若岩堂集》均不传，清人王相辑选《遗山诗》四卷，刊入《国初十家诗钞》。高咏早年诗多凄怆之音，“其修辞也郁以秀，其感兴也怆以深”[1] (卷6《高阮怀洪州草序》)，晚年多颂圣和点缀升平之作，盖不以穷愁之调以终其身。蔡蓁春，字大美，号芹溪，诸生。早年以诗文受知于陈子龙，入清，多交明遗民，顺治十八年(1661)卒。著有《来谂居集》、《潜水杂著》，施闰章、高咏、梅庚为编选《来谂居诗选》行世。徐淑，字善生，号东田，工诗文、篆刻。明亡，隐居不出，诗歌“简远恬淡”[1] (卷5《徐东田诗序》)，顺治十四年(1657)卒，蔡蓁春、高咏为刻遗诗《徐东田诗集》。梅磊，字杓司，号响山，明亡后为遗民，性喜自负，“诗辞通俊”[1] (卷7《天延阁诗序》)。晚年流寓南京，康熙四年(1665)病卒。著有《响山斋集》。梅磊族叔梅清，字渊公，一字远公，号瞿山，自少与施闰章游从，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精于诗画，有《天延阁诗集》二十六卷。梅庚、梅文鼎是宣城梅氏诗人后起之秀。梅庚，字耦长，一字子长，号雪坪，梅鼎祚曾孙，父梅郎中为复社名士。

梅庚幼孤，能诗文，自拔尘俗，年未三十即刻有《山栖诗略》三卷，“披华振秀，清警独胜”[1] (卷7《梅耦长诗序》)。康熙二十年(1681)乡试，授泰顺知县，在任五年，辞归。著有《天逸阁集》、《漫兴集》、《玉笥游草》、《吴市吟》。梅文鼎，字定九，别号勿庵，为梅庚族叔，其先人与梅尧臣同祖别支[4] (卷12《梅征群墓表》)。酷嗜天文历算之学，著有《中西算学通》，兼擅诗文，虽不欲以诗名世，但生平所作不下二千余首，其《绩学堂诗钞》四卷仅录存三百余篇，大抵不尚华丽，格老气清。梅氏后进诗人尚有梅枝凤、枝南兄弟，梅枝凤，字子翔，有《石轩集》、《东渚诗集》，梅枝南，字子先，俱与施闰章交厚，以诗著称一邑。沈泌、沈埏是宣城沈氏诗人后劲。沈泌，字方邺，生于崇祯六年(1633)，父沈寿峣为复社名士，举兵抗清，声援金声，战死。施闰章早年以诗受知于沈寿峣。清初，沈泌从施闰章、王士禛及东南遗民游，富有才名。沈埏，字公厚，沈寿民第五子，鼎革后，随父流寓十余年，顺治十五年(1658)始自滇归里，筑见耕山房，沉酣诗文，尚气节，康熙四十四年(1705)病故，阮尔询哭诗云：“一息未尝忘死交，百年自署是遗民。”[5] (卷4《沈公厚传》以上诸子外，宣城派诗人还包括沈寿国、蔡玉立、梅昆白、僧半山、孙卓、茆荐馨、阮尔询等三十余人。从流派成员来看，梅氏、沈氏诗人构成宣城派主要阵营。在成员数量上，宣城派与神韵派、虞山派、娄东派相比，也称得上蔚然壮观了。

二、宣城派的文学渊源

“宗唐”或“宗宋”的诗法辨认，是考察清代诗歌运动的一大重心。20世纪盛行的清初宣城诗人“宗宋”的说法，是否符合文学史的真实呢？清初诗论家谈到宣城诗人时，往往联系梅尧臣以作评述。如李明睿《越游草序》评施闰章说：“圣俞没后五百余年，而有施尚白……尚白宛陵人，其诗为圣俞无疑。”[6]

陈允衡曾告诉钱谦益说：“宛陵施愚山先生，今之梅圣俞也。”[7] (卷17《施愚山诗集序》)施闰章《天延阁诗序》论梅清说：“梅氏诗盛自都官，渊公之所为若此，固宜克称其家也。”诸如此类评说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宣城诗人师法梅尧臣，推尊宋诗。

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即称：“宣城诗教，倡自梅尧臣，闰章由之，加以变化，章法意境，遂臻绝诣。”[8] 袁行云先生进而称施闰章是“清初宋诗派巨擘”，又称：“清初诗人率多沿明七子学唐，高者远逾元明，下者肤阔空疏，在所不免。有一二主宋诗者未称专业。自闰章出，诗风大变，欧、梅、苏、黄、陆、范，各争肖之，且无比拟皮毛之习。此清人学宋之胜于明人学唐也。”[9] (P161～162)然而，事实却非如此简单。

王士禛《梅诗》载云：“宋梅圣俞初变西昆之体，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谁语？’愚山曰：‘韦苏州、刘文房耶？’予曰：‘乃公乡人梅圣俞也。’愚山为爽然久之。”[10] (卷18)据此，施闰章在这次与王士禛论诗之前，未曾认真读过梅尧臣诗集。他晚年还指出世人称王士禛“祧唐祖宋”是一种误解，《渔洋山人续集序》云：“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不相袭。”[6] 此外，又与冯溥论诗，以纠正“祖宋”诗风相励，《佳山堂诗序》云：“尝窃论诗文之道，与治乱终始，先生则喟叹曰：‘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愿与子共振之。’”[1] (卷7)由是可知，邓、袁之论大抵是忖度之辞，施闰章不屑于“宗宋”，自然也谈不上“清初宋诗派巨擘”了。至于李明睿等人以施闰章比附梅尧臣，意在论宣城风雅不坠，并不含有宣城派法乳宋诗之意。

作为一个区域性色彩鲜明的流派，宣城派的取法有其明显的区域特征。如果寻绎它的“风源”，那就应该是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

明代宣城心学，是宣城派论学的一大源头。宣城人文与桐城、徽州的一个显著不同，即在于标举心学。宣城心学兴于明中叶，宣城士子沈宠、梅守德等人以诸生从学邹守益，沈宠又师事欧阳德，刻《传习诸录》，宣城心学之倡自此而始。继邹守益之后，钱德洪、王畿应邀来宁国主持水西三寺讲会，与会达数百人，水西之学闻于海内。嘉靖中，罗汝芳任宁国知府，改建水西书院，岁会以时，讲席常满。罗汝芳又延沈宠、梅守德共主讲席。罗汝芳高弟子陈履祥踵继前风，讲学宣城，施闰章祖父施鸿猷与邑人汪惟清并称陈履祥高弟子，共倡六邑同仁会，时有“陈门曾颜”之目。在施鸿猷等人讲学活动的推动下，宣城心学臻于兴盛。宣城派的形成，与宣城心学的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心学重要传人陶望龄《海门集序》曾经称明代诗文的真正创立，实始自阳明一派：“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云雨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玩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解。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11] (卷3《海门集序》施闰章等人承传宣城心学，论诗以“学”为本，要合学问与诗歌为一，正是继承了明中叶以来的宣城学术和文学传统。

宣城梅氏、沈氏家族的诗歌传统，是宣城派的文学近源。梅守德家族与沈宠家族以科举之盛一跃成为宣城两大文化世家。宣城心学第一代传人梅守德、沈宠少年同学，志同道合，以学术、诗文、气节相砥砺，归隐后同为宣城诗坛主盟，主持讲席。在梅守德、沈宠的倡导下，梅氏、沈氏诗人辈出，梅守德之子鼎祚、从弟守箕，梅鼎祚从弟蕃祚、国祚、台祚、嘉祚、鹍祚，沈宠之子懋学及沈氏昆从，形成阵容庞大的诗人集群，宣城诗坛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观。王世贞赠梅鼎祚诗叹云：“从夸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12] (卷17)明末，梅鼎祚之孙朗中，沈懋学从孙寿民、寿国，族孙寿峣等人接续风雅，并与张溥等复社士子相应和。宣城派与嘉靖以来的宣城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梅氏、沈氏诗人构成宣城派的主体，梅庚、梅磊、梅清、梅文鼎、梅枝风、梅枝南同属宣城梅氏一宗，文学上继承明代梅氏风绪，钱谦益《梅杓司诗序》评梅磊诗说：“余采诗于宛陵，得梅氏禹金(鼎祚)、季豹(守箕)、子马(蕃祚)之诗，喜圣俞风流，于今未坠……梅氏一门之诗，散华落藻，总萃于杓司。”[7] (卷18)施闰章为梅庚作《梅耦长诗序》云：“往隆万间，梅氏诸贤如禹金(鼎祚)、季豹(守箕)、泰符(台祚)、子马(蕃祚)、勉叔(士劝)，人各名家，率为当世巨公所器许，王元美所谓‘梅家树树花’也。就中子马、勉叔年最少，其诗具在，以耦长视之，尤为秀出。”[1] (卷7)沈埏为沈寿民之子，沈泌为沈寿峣之子，同属宣城沈氏一支。沈寿民、梅朗中总持明末宣城风雅，讲学东南，从游者数百人，施闰章、梅清、蔡蓁春早年即从游沈寿民、梅朗中，多交复社名士。施闰章一度怀着对梅朗中、沈寿民、沈寿峣的感激，为梅庚、沈埏、沈泌等人延誉。此外，施闰章又承传学家，弘扬祖父施鸿猷的学术和文学思想。

无疑，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是宣城派文学的“风源”所在。顺便指出，清初文人不满于公安、竟陵派诗学，对七子派多有肯定之辞，宣城派概莫能外。如施闰章《李于鳞先生墓碑》称李攀龙诗“非近代大家所能措手”，“后之学者，生百世之后，闻于鳞之风，皆振衣高步追踪古作者，于鳞其有起衰之功矣”[1] (卷18)，《重刻何大复诗集序》又说李梦阳、何景明“如唐之李杜，各成一家”。现代学者或以为施闰章诗路“仍然取径于明七子”[13] (P139)。其实，施闰章等宣城诗人追踪“高古”，昌明变化，虽然肯定七子复古之功，但无意走明七子的旧路。

三、“宣城体”的特色

清初宣城派之诗，被称作“宣城体”，或“宛陵体”。较早使用“宛陵体”一词的是王士禛。康熙十八年(1679)，王士禛因梅庚、邵长衡、陆嘉淑夜访，赋《夜月冰修、子湘、耦长见过，同效“宛陵体”三首》[14] (卷8)。后世颇沿述此说，如《清史稿·施闰章传》云：“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与“梅村体”、“神韵体”一样，“宣城体”不是一个泛称，有着其独特的艺术旨趣和风格特色。概而言之，“宣城体”有以下几大特征：

一是主“学”，强调道艺一贯，以诗为“道之余也”。历来论诗者谈及施闰章的诗观，大都注意到王土禛《渔洋诗话》所载这样一段文字：“洪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旨。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地。’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洪昇将施闰章、王士禛诗法差异归结为禅宗顿悟、渐悟的不同。其实，主“学”，以诗为“道之余也”，是施、王论诗不同的主要原因，主“学”也造成了“宣城体”与“神韵体”最大的区别。“宣城体”的这一特征当然与宣城派重“学”，主张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密相关系。如前所述，宣城心学兴于明中叶，是阳明心学的重要一支。东林讲学兴起后，宣城心学受到冲击，施鸿猷等人修正心学，批评“空言心性”。崇祯间，沈寿民、梅郎中响应复社，论学讲求“用实”，宣城心学衰落。清初，施闰章、梅文鼎、梅庚等人重新标举心学，倡言以“用实”救“空言心性”之弊，推毂宣城心学再兴，宣城派成为清初阳明心学的重要承传。康熙初，施闰章分守临江，修复景贤、白鹭洲书院，讲学其间，赴讲席者多至千人。正由于重“学”，他提出诗文皆“道之余也”，《李屺瞻诗序》云：“文者，道之余也；诗者，文之一体也。”[1] (卷6)

梅文鼎推崇王守仁、罗汝芳之学，《读王文成集》有云：“大哉君子儒，崛起在东越，拔本塞其源，起死针人骨”，“再拜读遗文，使我心中怛。宁唯事业奇？谭笑奏伟伐”，“景行仰高山，私淑嗟无及。继此庶磨砺，愿言守成法。”[15] (卷2)《谢脁北楼》述及宣城人文则云：“更有旴江来作守，谈经劝学光前后。”[15] (卷2)旴江，即罗汝芳，宣城心学承流于他而讲学宁国。梅文鼎精研心学，并重“用实”，擅长历算之学，生平所著历算之书八十余种，被江永《翼梅序》推许为“历算第一家”。施闰章《梅定九诗序》感叹梅文鼎砥砺学行说：“定九有志于君子之道，目之为诗人，则瞿然谢不敏，余盖心异之……技艺则冠其曹，又溢而为诗，清真静远，称心为言，无时人饾钉裘马之习。《易传》有之：‘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诗不足以尽定九，而其诗已卓荦有出于人，是可以知定九矣。”[1] (卷7)梅庚博通经史，远承高祖梅守德讲学之风，与施闰章共倡心学。

明清诗人多好挟一册诗遍游海内，而梅庚的游历还有着问学四方之意，梅文鼎《送从侄子长北游序》说他：“问道于青原，于是闻见益博，才益奇。而犹以为生不游神京都会之地，则无从尽交四方之英杰，于学问之道，犹有所未周，将以今二月北游于燕。今夫燕台者，天下政治所从出，而四方英杰之所归。其公卿大夫，莫不深明于理道之原，而汲汲于得士，若涉于江湖而需维楫者皆是也。”[5] (卷3)

宣城派的重“学”，和清初其他诗派相比，尤为醒目，主“学”也构成了“宣城体”与“梅村体”、“神韵体”的一个显著不同。曹溶序梅文鼎诗集，指出：“有本之学，其积也不易。专一以入之，博涉以辨之，持久以蓄之，然后群美毕汇，溢出而为诗，则其气厚志完，无体不备。上足配昔贤，而下以度越余子，非猝然之效也。浅夫执诗论诗，讲求纵极工，曾不出声律章句之外，殆类刻楮抟沙，用力多矣，归于糜散无所成而止，不工者更何论焉？余持此相天下诗，诮其迂者，不啻戟手而起，余终不变其说。意宇宙之大，必有足当之者，果见之梅子定九。”[5] 夏峰北学传人汤斌与施闰章结交三十余年，推重施氏说：“世之文人，学无原本，妃青俪白，补缀为工，遂足取誉一时，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坠，追配前哲，如先生者几人乎？”[16] (卷6《祭同年施愚山文》)汪琬从“道与艺一也”上论施氏之诗说：“愚山先生道孔孟之道，而学朱陆之学者也。及其为诗，则又命词简切，立意澹远……庶几乎能贯道艺者欤！”[6] 一些清代诗论家还拈出“学人之诗”以作评说，如朱庭珍《筱园诗话》称施闰章之诗“所谓学人之诗，洵无愧矣”。

二是重“言有物”。论诗主“学”是宣城派主动参与变化明末清初学风和诗风的一大特征，“言有物”是另一显著特征。宣城派承续心学一脉，参酌东林之学及夏峰北学，批评“空言心性”，标举以“体仁”为本和讲求“用实”为特征的一代宣城之学。就学风对诗风的影响而言，“言有物”是宣城之学直接作用于“宣城体”的一种结果。梅文鼎反对诗人不关痛痒的批风抹月，《金陵杂诗书后》云：“吾作诗，而不能生读者之感，则其诗亦可无作！”[5] (卷5)施闰章批评附庸风雅、铺张辞藻之习，《蠖斋诗话》云：“浮华者浪子，叫嚎者粗人，窘瘠者浅，痴肥者俗。风云月露，铺张满眼，识者见之，直一叶空纸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陈伯玑诗序》还指出“遗实采华，矜气悦目”是清初诗坛一大弊端[1] (卷6)。

历经易代的动乱，宣城派不愿“徒取给于诗”。钱谦益读蔡蓁春之诗，以为“诵其诗”可能“论其世”，《蔡大美集序》说：

“今世以词赋争工，妖红艳紫，移心夺目。如大美之撰述，沿流讨源，衔华佩实，所谓诗杜陵而文迁史者，良不欲与今之君子同鹄而射侯也。”[7] (卷19)施闰章《梅定九涛序》盛赞梅文鼎诗“言有物”，“无时人饾饤裘马之习”。梅清诗多“崎岖丧乱、岩栖旅舍”之作，抒写“沉至缠绵”之意，施闰章《天延阁涛序》云：“读其诗可以考其时、征其地焉。”施闰章《采麦词》、《牧童谣》等体写民间疾苦，梅磊《春日寻李研斋、杜苍略》、《黄池晤陈伯玑即别》抒写遗民酸辛人生，梅庚《听鲍生弹琴》、《江心寺》绘述易代之变，梅文鼎《赠中伯弟三首》、《饮家卓公舍为之作歌同圣占》自抒寒士心志，均是有感而发，深切而真实。总之，“宣城体”尚质实，言之有物，不空洞浮华。

三是以“醇厚”为则。历代诗人宣扬温厚诗教，由于作家所处时代不同，有关温厚的追求，各具内涵。如明末复社倡导诗教，主张温厚以“复性体仁”，匡救时弊。宣城派强调温厚，亦自具时代特色。宣城派诗人心态不同于王夫之、屈大均等遗民，又区别于钱谦益、龚鼎孳等贰臣，在清朝统治日渐稳固的现实面前，其趋于认同清廷的“正统”地位，“温和”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对“温厚”之诗独有情衷。施闰章《与彭禹峰》云：“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近日北音噍杀，南响浮靡，历下、竟陵，遂成聚讼，可一抚掌。”[1] (卷27)他分守临江时，正值江上兵戎，民多逋赋，所作《湖西行》、《牵船夫行》等诗铺叙时事，痛息民艰，“皆以温柔敦厚出之，所谓合乎诗教，后世以为式模”[9] (P161)。

沈德潜论“南施北宋”之诗，《清诗别裁集》云：“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高咏诗虽时有愤激，但以“醇厚”为则，不像顾炎武、王夫之那样带有“生姜”气。梅文鼎推重“温厚”之调，《同诸公论诗有作》有云：“光焰生工力，温柔出性情。”[15] (卷3)梅磊、沈埏是宣城派坚持遗民气节的作者，但其剑拔弩张之作并不多。至于梅庚、梅枝南、梅枝凤、沈泌，诗风更接近施闰章的“温柔敦厚胜”。其实，反驳公安、竟陵诗歌潮流，变化王夫之、屈大均等孤节遗民的易代变风、变雅之调，是顺康之际诗歌演变的一大特征。“宣城体”的“温厚”正体现了诗歌与“世运”相适合的一种文学取向。

四是追求“清切深远”的诗境和“朴秀深厚”的风貌。宣城派强调诗歌境远思深，不屑文辞藻缋华美，按施闰章的说法就是“深思而兼蓄之”[1] (卷3《诗原序》)。应该说，这与主“学”和推崇“言有物”是相辅相成的。标举“深思”，也是万历中叶以来诗歌的一大潮流。竟陵派提倡“幽深孤峭”，即是推崇构深致远。施闰章不赞同将竟陵派之诗一笔抹煞，以为钟惺之诗“深情苦语，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为肤浅”[17] (卷6)。施闰章对钟惺“深情苦语”的认同，突出体现了宣城派对诗歌“深思”的推重。施闰章还严厉地批评了清初纠缠于“历下”、“竟陵”之争，是此非彼的习气，盛赞“清深冲淡，秀丽不纤，肆而不莽”[1] (卷6《陈伯玑诗序》)之诗。宣城派诗歌创作大抵呈现出“深远”、“朴秀”的特点。梅文鼎之诗“清真静远”，如《与汪雨公饮酒旌阳二首》其一：“何用中山千山期，酩然便是太平时。门前风雨急无赖，说与醉人浑未知。”

梅清画境清远，诗境与画境相通，如《题画杂诗》其一：“寒云寒树护山家，岩壑无人一径斜。策杖行吟独惆怅，几枝春色到梅花。”施闰章五言近体，多如吴文溥《南野堂笔记》所评“朴秀深厚，味之弥永”[6]，王士禛曾摘录其大量五言诗句为《摘句图》，如“江城连夜雨，山馆独吟身”，“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峰”等，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10] (卷13)。高咏之诗“郁以秀”，“怆以深”，如《宿青溪》：“青溪独宿处，远火出江波。醒酒思残梦，归渔闻夜歌。月斜人语定，舟晓棹声多。九子烟霄外，劳生只暂过。”诗思清切，境味清远。顺便指出，欧阳修《六一诗话》称梅尧臣诗以“覃思精微”见长，以“深远闲淡”为意，尽管宣城派无意宗法梅诗，但在讲求“深思”上，仍不无相通之处。

五是语言简净、句调整严。宣城派不屑于藻缋，但十分注重语言的拣择、诗韵的协调、格律的深稳，这一点与“公安体”的宕恣、“竟陵体”的幽涩、“神韵体”的空灵、“梅村体”的富丽，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施闰章、高咏、梅庚都有改诗的癖好，施闰章尤甚，字句务求简净、清醇。据梅文鼎《施氏家风述略续编书后》，施闰章诗文再三改定，“虽已授诸梓人，仍刊落之”。现存施闰章《使粤纪行》手改本，从题目到字句，颇多增删。清人毛际可叹说：“撰述好人改定者，吾得二人焉：施侍读愚山、魏征君叔子。”[6]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论施闰章诗有“精严坚栗”之评，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则有“格律深稳，锵然而玉应”之论。翻检宣城派诸家之集，不难发现其诗大都清新流动，无“古硬”、“纤佻”、“艰涩”、“粗豪”之习，由此亦见宣城派的诗歌艺术审美追求。

总体以观，“宣城体”呈现出“清真雅正”的艺术特色。当然，宣城派各家之诗是自具风貌的，如施闰章早年多奇健之作，晚年颇多有理气诗味道的作品，沈埏之诗带着遗民诗粗犷的印痕，梅庚之诗有其柔丽的一面，高咏早年多有抒写悲愤、驰骋才气之作，晚年则多平和清淡之诗，梅磊穷病以卒，诗有苦寒凄清之调。然而，这些个人创作的差异，不仅未损害“宣城体”的总体特征，而且促成了宣城派的繁荣之势。

综上所述，宣城派在虞山派、娄东派、神韵派及明遗民诗群林立的清初文坛，自建一帜，不轻易依附他人，其艺术独立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宣城体”的出现，既是宣城诗歌传统的厚重积淀，又是清初“世运”变化使然，更是施闰章等人不懈艺术追求的一种结果，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清初诗人谋求从唐诗、宋诗、明诗的旗麾下走出来另辟阵地。尽管宣城派在康熙后叶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可贵的诗歌求索推动了清代诗坛的繁荣，“宣城体”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复景观，并影响着清诗的演变走向。

【参考文献】

[1]施闰章. 施愚山集·学馀堂文集[M]. 合肥：黄山书社，1993.

[2]戴名世. 戴名世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宋琬. 宋琬全集·安雅堂文集[M]. 济南：齐鲁书社，2003.

[4]方苞. 方望溪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1991.

[5]梅文鼎. 绩学堂诗文钞·绩学堂文钞[M]. 合肥：黄山书社，1995.

[6]施闰章. 施愚山集[M]. 合肥：黄山书社，1993.

[7]钱谦益. 钱牧斋全集·有学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9]袁行云. 清人诗集叙录[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10]王士禛. 池北偶谈[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陶望龄. 歇庵集[M]. 台北：伟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