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盘古开天地，虽然惊天动地，但也不过是一个“开”字了得—开天地于混沌之中；分众“出世”，虽非震古烁今，可其艰辛又怎是一个“出”字就能涵盖。
永怡发展遭遇的瓶颈让江南春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甚至于对永怡的未来感到茫然徘徊、不知所措。对于自己，江南春说：“我都想到今后隐姓埋名，过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出世’生活。”
但所有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是伟大的学习者。他们善于倾听，善于从一切看似不可能中创造惊人的成就。江南春也是如此。在与朋友的一次聊天中，他脱胎换骨、浴火重生般地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未来。
于是，一朝分娩，分众传媒横空出世。
思维突破口
《三国演义》中，一出“舌战群儒”将诸葛亮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诸葛亮一句“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成为“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哲理明言延续至今。此话本意虽指一支再强劲的弓箭飞行一段距离后其威力也会大打折扣，但将其用于描述思维突破的困难也并无不当之处。
成功与失败的距离其实也就在这看似不甚起眼的毫厘之间。因而试图超越思维的局限也正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一般，可能费尽心思，却终因后劲不足而无法超越和突破。
书屋中的痛苦徜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用这句话来形容商场的变幻莫测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上亿的营业收入并未让永怡的日子一劳永逸。“好景不常在”，不久永怡即遭遇到了突如其来并且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在经历了一年的高潮之后，2001年成为永怡成长史中最为痛苦的一年。正当江南春因为钱赚得容易，不知道该往哪处放的时候，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客户一下子销声匿迹。
互联网和IT业本是永怡传播的两根支柱，结果一根支柱瞬间倒塌。为了让IT能够继续支撑公司的发展，为了让公司业绩继续支持自己的“虚荣心”，江南春不得不重新杀回传统市场，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去攻克，这种巨大的反差使江南春开始思索自己所走过的路。
“2001年苦苦地过了一年，我觉得身心俱疲。我们原来不是处在产业优势的位置，而是处在产业最脆弱的位置。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做的产业是错误的，我做的产业是价值链当中最脆弱的环节。公司虽然大了，但还是有很多的公司和我们竞争，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业团队，我感觉压力特别大，所以，我决定转型，我觉得生意不能这么做下去。”
其实，依靠“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多元化的战略即使实施得并非完美，但也使得互联网的冬天并没有完全成为埋葬永怡传播的坟墓。2001年，互联网客户全线消失，IT市场大受影响，而永怡传播的总体营业额并没有大幅跌落，仍然成功地维持在1.5亿元左右。但是这个时候，永怡的利润率急剧降低，到了只有３％的水平。江南春开始觉得“做全案代理是个很累的行业”，他不再坚持以往欲与国际4A公司一较短长的梦想，开始隐约觉得应该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点。这场并非完全噩梦的噩梦却令江南春顿时警醒。
那段时间，心情郁闷的江南春频频出现在老上海法租界的绍兴路27号悠然清雅的“汉源书屋”里。翻书喝茶、闭门思“过”成了江南春情感宣泄的最重要的方式。书屋中的痛苦徜徉也成为日后江南春事业更加飞黄腾达的分水岭。
经过书屋中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江南春凭借着自己在商场打拼多年的经验积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所在。正如起初他曾以股东身份投资过一家小规模的网络游戏公司，投入的资金很快便打了水漂的失败教训一样，“对产业理解不深刻，自己又不能亲自参与管理”是江南春从这段仍心有余悸的历史回忆中找到的致命要害。
同时，江南春也对广告产业的发展和获利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详细的阶段划分：1980~1989年是中国广告业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凡是投入广告都会获得成功，因为无论谁只要发出了声音也就成功了”；第二个阶段是1990~1998年，“这个阶段凡是有足够的钱投入到广告中也都能成功，因为很多人做广告，这个时候你能花更多的钱就行”；1998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即使你有足够的钱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中国广告已经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分众性很差”。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三阶段论”奠定了他在社会学领域的地位一样，江南春的“广告三阶段”划分坚定了其日后创业模式的信心。
不因为暂时的成功而烧疯头脑，不因为暂时的失败而失去冷静的思考，理性地对待“得与失”、“成与败”，让“虚荣心”成为自己的“原动力”而不是“绊脚石”，冷静地找出冰山下边的东西，这是江南春的过人之处。而江南春在“汉源书屋”里的彻夜徘徊和痛定思痛，则是一种另类的标志。从那以后，江南春的工作重心和热情也彻底向他所期望的“新传媒”倾斜。
陈天桥一语点醒梦中人
虽然煮酒论英雄，不问英雄出身，但类似的人生经历，使得自古英雄都是所见略同且惺惺相惜。
分众传媒上市，重演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年轻人跻身亿万富翁的一幕。各大网站、报章媒体纷纷评论：江南春是IT领域的第二个陈天桥，而江南春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陈天桥的景仰之情。盛大网络的陈天桥和分众传媒的江南春这两个生于70年代的上海年轻人，因广告代理而结交并成为好友，并且彼此给对方的评语更是惊人的一致：“他对自己行业的认识深度超乎寻常。”
陈天桥凭借一款韩国游戏开创了网络游戏最辉煌的案例。在2003年百富榜的前十位中，陈天桥即使不是崛起速度最快的富豪，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富豪。而2003年的江南春，却不得不面临着自己广告事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
在经历了互联网的噩梦之后，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习惯做大买卖的江南春也接起了餐厅的小广告，这一年对他来说是那么难熬。尽管当年公司并没有亏损，但是江南春第一次对自己从事了10年的广告代理业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当时，江南春最刻骨铭心的感触便是：“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行业有什么问题，突然出现这个问题以后，会觉得你的成长是虚幻的，你原来做着一个朝不保夕的工作。”
业务的困境，激励着江南春的突围。但今后公司和自己的发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又深深地困扰着他。虽然白天工作还在努力地继续，但一到晚上，江南春就陷入了彷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白天和黑夜完全是两个人。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一个朋友随意的话点醒了。这个点醒江南春的朋友，也绝非等闲之辈，他就是前文提及的陈天桥。
陈天桥当时正做着一个国内还没有人涉足的行业—网络游戏。凭借《传奇》，陈天桥成了创造“传奇”的财富黑马。江南春和陈天桥是多年的好友。当然，初识时两人只是商海中默默无名的小人物，江南春还没有出现在纳斯达克的开市上，而陈天桥也还没成为后来的“中国首富”。他俩的结识也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在2000年时，陈天桥还在运营一家小网站stame.com，靠网友领养名叫史丹莫（Stame）的虚拟宠物狗赚人气，而这家网站的广告代理商就是江南春的永怡传播公司。由于经常的业务往来，年龄相仿又有着相同志趣的两个年轻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
时间轮回到2002年12月的某一天晚上，江南春约见了老朋友陈天桥夫妇。在香樟花园的茶座里，三杯浓郁的香茶放在三人面前。
几个月不见的陈天桥告诉江南春，自己已经不做那个靠网友领养虚拟宠物小狗赚人气的小网站了，现在改做网络游戏，他代理的这款游戏每天晚上同时在线人数可以达到11万。而11万人同时在线，意味着拥有至少70万收费用户，每个用户每月35元，一个月就是2 450万元。
这个数字让江南春受到了不小的刺激，事后江南春回忆道：“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天桥的盛大网络同时拥有11万多人在线。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叫做网络游戏，每人交35块钱打一个月。我觉得好恐怖，这个公司才仅仅4个月，就至少是赚1个亿。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你把自己拷贝多少个，可能也完不成这个任务。”在江南春看来，陈天桥竟然在短短4个月内就实现了1个亿的营业额，这是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时就觉得要向陈天桥学习，发掘别人没发现的产业模式，这样才能挣大钱！”陈天桥的网络游戏给江南春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天桥给我的经验是，你要找到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就能创造一个超额的利润。”
其实，在过去辛苦劳作的2001年和2002年，江南春就已经时不时地开始“否定”自己几乎坚持了10年的选择了。江南春把结识陈天桥作为一件幸事。因为，在和陈天桥深聊过几次之后，江南春对陈天桥的商业头脑和战略眼光钦佩不已。所以江南春从不讳言他对陈天桥的崇拜。“陈天桥有很好的产业判断力，他给我的最大启发是，总是去创造全新的产业，而不是和别人在一条道上挤。”江南春说，“所以，你应该自己创造一个产业，然后快速地在这个产业占据垄断地位，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把所有竞争对手甩在后边。”
当时江南春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其实用10年犯了一个他必然要犯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呢？2002年春节，江南春闭门思过整整7天，得出新媒体发展的四个原则：应该用高科技手段提升传媒表现能力，应该细分市场将广告信息精确地传送到特定族群，应该创造全新的传播时空，以及构成“强制性”的主动收视。而陈天桥的赚钱之道，是寻找市场空白，剑走偏锋，另辟蹊径。悟到这一点，江南春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他写道：“我错了，我改还不行吗？”
此次喝茶最直接的体会就是，江南春决定另立门户，开始寻找像当年陈天桥《传奇》一样的契机，绕开竞争惨烈的传统媒体，走进“花花世界”寻找原本别有的“洞天”。后来他也的确找到了结合点，靠液晶电视广告机发现了被忽视的巨大市场。从此，江南春义无反顾地走上“分众”之路，开始了他“值得做一辈子的生意”。
“空巴士”理论
在广告代理业辛苦打拼已经差不多10年的江南春，在痛苦中意识到：自己过去10年从事的广告代理，是整个产业链中最难赚钱、竞争最激烈的环节。作为其广告客户和好朋友的陈天桥的一席话，更触动了江南春转型的念头：为什么非要一直在广告代理的低层次的“战术层面”上反复纠缠，而不跳到产业的战略层面上去做一些更有前途的事情呢？
在同一篇日记里，江南春下定决心要转型。但是不做广告代理，那要做什么呢？在之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江南春一直在寻找答案。为了寻求灵感，当时江南春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找一帮朋友出来吃饭聊天。甚至在“汉源书屋”，江南春冥思苦想了整整一个星期。
迷茫中的江南春在经过连续几天的深思熟虑后，得出了“空巴士”理论：与其跳上挤满人的巴士，一番大打出手，好不容易获得狭窄的立足之地，不如寻找无人的巴士扬长而去。回想起“汉源书屋”的那7天，江南春笑着说：“其实我当时已经想了十几种可能成行的方案。”
其实对于这一“空巴士”理论的传统解释，与江南春的解释恰恰相反：试想一下，你有没有在交通状况不太好的天气里打过计程车呢？以前，在计程车一时难叫之际，不少计程车司机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绝短程的客人。当这些短程客人乘车时，司机便会赶人甚至摆出不好的脸色，告诉搭乘者他不往那个方向。其实这些司机是宁愿空车，情愿在一些大饭店和大百货公司的门口空着车子苦等客人，甚至空等许多时间，就是不愿意赚那小小的钱，为的是在这些高档场所门口等候更大的“生意”。他们心里的想法便是：或许下个客人要去的地方很远，这样就不那么容易堵车了。
多数人把司机的这种“空车理论”视为不明智且极其愚蠢的做法，一点也不认为这些宁愿让车空着的司机能有多好的业绩，也不相信他们在人生中能跑出多好的成绩。
仔细琢磨江南春的那番理解，想必大家一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其实那些司机之所以不赚那些小钱，和不愿挤人多的巴士又何尝不是同一个道理呢？
也许大家还会想，哪有不挤的巴士呀？于是我们看到了陈天桥，也许他搭乘的不是一辆巴士，而是一辆奔驰，那么江南春能不能也不搭乘那时时刻刻都挤满人群的大巴士，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部红色小跑车呢？
2002年，铺天盖地的户外广告贴满了车身、路牌和公车站，当时的江南春试图找到大家都没有发现的地方来贴广告。他甚至还打起了写字楼大门的主意。江南春把国贸老板找来喝茶，说：“我可以在国贸的门上做广告吗？”当场遭到严词拒绝。把高级写字楼的门贴满广告，这在国贸老板看来严重损害了写字楼的形象，所以江南春吃了个闭门羹。
受到陈天桥的影响，江南春开始不断反省自己的业务模式。他也终于想到要突破传统的“惯性思维”羁绊，运用逆向思维的技巧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那部红色小跑车”。但那辆红色的小跑车究竟停在哪里了呢？江南春一直在苦苦的思索之中……
阵痛后的创意火花
月亮之所以璀璨于广阔宇宙而闪亮发光，是因为其善假于太阳发射的炙热光芒；而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里，分众传媒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且异军突起，则是因为江南春善于利用一切可以激发创意火花的“光芒”。
电梯带来的绝妙灵感
有一位社会学家，多年来一直探询成功人士的精神世界，他发现了两种成功的本质力量：一种是在严格缜密的逻辑思维引导下艰苦工作；另一种是在突然、热烈的灵感激励下立即行动。
可是，当可能改变命运的灵感在世俗生活中喷发时，绝大多数人习惯于将它窒息，而后回到原来的生活常轨，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内在的冲动是人类潜意识通向客观世界的直达快车。
做广告出身的江南春，除了精于推销、善于演讲、能在任何陌生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讲上4个小时，每天平均睡眠4个小时、拥有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外，更为可取的是他对突然迸发的灵感和启示的把握。
江南春在思考了他10年的广告生涯历史时，这样总结道：“从1992年创业开始到2002年，我已经在传统的广告界做了10年，我觉得经过10年自己应该有所转变。在传统的广告领域，我发现自己不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在思考，我以前10年做过的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所做的事情是必须经历的，但是是错误的，因为只要在这个行业继续做，那么你就要付出很多。”因此，江南春在“闭关”7天之后决定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模式，使自己不再是夹在企业和媒体中间的广告代理商，而应本身就是一个新型媒体。但是，做什么呢？
正当江南春苦苦思索如何寻找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如何打造一个新媒体时，坐电梯的一次经历让他茅塞顿开。于是，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江南春又盯上了写字楼的电梯口这个新目标，即商务楼宇液晶电视联播网。
那天，江南春去徐家汇太平洋百货办事，结果就在等电梯的一刹那，他被电梯门上的招贴广告吸引住了。他发现，在人们等待电梯的那短短的时间里，除了聚精会神地看招贴广告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而就是这十几秒时间，电梯门上的广告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江南春十分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绝佳的广告发布场所。也就在这时，江南春听见很多人抱怨说电梯很慢。等电梯的人随意的一句话，让苦苦寻找广告空白点的江南春产生了灵感。如果有电视，人们在等坐电梯的时候就不会感到无聊和时间漫长了。
江南春一时之间觉得电梯广告这个创意非常好玩，进而对电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再一次找到了国贸的老板和其物业管理人员。江南春对他们说，“我用液晶电视放一些比如时尚表演加广告怎么样”，此前江南春曾是LG的广告代理商，故而他对液晶电视非常熟悉。国贸的老板想了想，说可以考虑考虑。好不容易得到了认可，江南春终于松了口气，然而当他拎着液晶电视走进上海的50栋写字楼时，他并不受欢迎。
江南春几乎都是当场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一次次的被拒，使得江南春整整沉默了3个月，然而这时的江南春却已经决定开始尝试了。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忙着改造自己的液晶显示屏。起初，当江南春提着5厘米厚的液晶电视走进大楼的时候，物业以液晶电视过厚拒绝了他，不服输的他决定找人从技术层面上克服这个难题。再后来，江南春顺利地将3厘米薄的液晶电视挂在了大楼的电梯口旁。
千辛万苦的推广
在做分众传媒之前，江南春仔细分析了中国整个广告传媒产业的现状，经过思考认为分众的成功将来自4个主要的要素：运用高科技手段使媒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打动力；面对特定的受众族群，而不是对所有人讲话；创造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比如说白天的电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种强制性的收视环境。
有了这4个理念的江南春，坚信他所探索的商业模式是有竞争力的，是可以对包括广告客户、楼宇客户、股东、员工在内的各方面实现互惠互利的。所以在注入资金去做这件事之后，江南春也坚信以他的理念能够说服和打动投资者投入大量资本来运营分众。
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江南春的真诚、耐心、勤奋、坚持，他这次真的下定决心要把广告做进写字楼。他觉得，看这种广告的人都是白领，他们的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购买能力强，传播效果应该不错，但毕竟这是个新东西，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广告客户会不会买账呢？江南春说：“很多人打击我，说这个东西即使做到天边也就这么小一点范围。”
对于如何说服广告主来接受自己的新媒体，江南春有自己的主意。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当时他每天都拎着机器上门游说。而为了让自己的销售人员能够打消客户的顾虑，江南春专门组织了一次培训。在培训会上，他俨然是一个专门挑刺的客户。
为了让客户接受户外视频，江南春专门给销售人员写了一本《百问百答》，把客户可能提出的100个最挑剔的问题都列了出来，并一一准备了答案。他以为这样一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措手不及。
江南春要把广告做进写字楼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要承受物业管理的反对、不知情的白领的“白眼”。而把几万块屏幕，一个个挂进写字楼里，没有韧性更是跑不下来的。不过，早在大学时候的江南春就擅长跑客户，靠做广告公司，他成了华东师范大学里第一个校园百万富翁。只是那个时候，他是骑着自行车去拜访客户，而现在则是开着奔驰去劝说每一个客户。用江南春自己的话说便是：“我绝不放过每一次机会，即使机会微乎其微。”
江南春凭借站在客户角度思考问题的同理心和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2002年6月到12月，说服了最早的一批四十多家高档写字楼。到了2003年1月，江南春的液晶显示屏装进了上海50幢高档写字楼的电梯旁，同时，招商银行信用卡和轩尼诗洋酒等企业客户也成为第一批广告客户。
分众呱呱坠地
随着步入改革开放黄金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同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并促成了当代受众的不同特征。
此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主研究所年度专项报告显示，2004年电视、报纸、广播、杂志获得的广告份额分别为38.8％、23.1％、3.0％和7.4％，而2005年预期获得的广告份额为38.7％、22.1％、2.8％和6.9％，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下降。同时，媒介开始从满足大众需求转向满足部分人、满足某方面需求，也就是从“广播”向“窄播”、从“大众”向“分众”转变。
“分众”媒体（demassify/demassification media）有别于大众媒体（mass media），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传统媒体（traditional media），前者更注重广告形式，而广告目标则更加明确，并且已经渗入生活。
例如，一家机场广告公司开发出一种飞机登机牌媒体，直接面对登机的中高收入人士，当乘客拿到登机牌，必然要注意是几号登机口及上面的广告，这样，登机牌上的广告就具有了100％的到达率，一些生产高档消费品的企业便会选择这种媒体。仅从小小的登机牌上，我们便可以看到“分众”媒体的运行理念和优越性。所以，尽管许多人认为江南春这个令他瞬间暴富的小创意只是缘于一次小小的偶然经历，但在江南春看来，十余年广告生涯让自己能够看清中国在经济开放过程中市场和广告传媒业的变化与走向。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智者创造的机会远比他遇见的多。”敢向青春要辉煌的江南春相信的确如此。他说：“分众的楼宇电视广告是我一闪念而来的，其实任何所谓的灵感都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长期积累的基础之上，我10年的广告生涯就是这个积累过程，使我更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广告主希望什么，广告媒体能够做什么，也使我在整个广告传媒产业的范畴上做很多的思考。”
于是，江南春断言，在广告信息传播效果上，户外视频广告的动态影视化表现特性及其背后的高科技性使其广告信息容量、媒体打动力、刊播效率都大大优于传统的户外广告；同时户外视频广告推行分受众精准传播的理念，这与产品市场、人们生活形态、信息需求与接收方式的变化暗合，广告业从前以媒体为导向的传统理念受到以受众为导向的理念的挑战。
另一方面，江南春认为高级写字楼是一个不错的受众分布点，出入于其中的都是这个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也就是大多数广告主最想打中的人群，而电梯间的等候时间使人们处于一个比广告更无聊的空间和时间，使广告具有很好的收视效果。而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广告市场。
江南春同时也将目标锁定在月收入3 000元以上“三高”（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人群。在他们每天至少4次等候电梯的短暂时间中，形成强制性广告收视，成本却只有传统电视广告的1/10.循着这样的思路，江南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广告无缝化传播理论和新载体。分众传播的角度强调立体化传播和无缝化传播，立体化指针对人们生活的多元化进行多渠道的传播，单一媒体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立体化、多元化生活。无缝化传播是根据特种人群的生活习性，进行符合他们生活习惯的传播。根据人们的文化生活习性和媒体接触点，来开发创造出一些新的原来没有的媒体形式、渠道、方式等。
2003年5月，江南春正式注册成立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并出任CEO.自此，分众在江南春高瞻远瞩的创意摇篮里顺利诞生，并且嗷嗷待哺……而谁能知道分众传媒日后是否会一飞冲天、飞黄腾达呢？事实会告诉我们一切。
起名亦有道
老子的一本《道德经》蕴涵哲理万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更是说明只有“师出有名”才能“名正言顺”。企业圈也历来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即响亮的企业或产品名字对企业发展事半功倍。
调兵遣“资”的江南春在运行新广告模式之初遇到了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难题—成立的新公司应该叫什么名字合适？
有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文盲卖瓜”与“教授卖瓜”。“文盲老汉知识不多，所以想的少，顾虑也少，下定决心卖瓜立马就做，最初也许有波折和风险，但越做越有经验，最后终于赚了大钱。教授卖瓜则先计算毛利，再计算工商税务，末了还要权衡卖瓜的风险：如果我买来一车西瓜，万一有1/5生的怎么办？即使没有那么多生的，那万一有1/5是坏的或根本卖不出去又怎么办……这样算来算去，顾虑重重，最终不卖瓜反而是‘胜利’。”
故事的道理很朴素，就是要想得简单，才能做得成功。而江南春给分众的取名其实与故事异曲同工。
江南春并没有召集公司的精英和他一起冥思苦想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也没有花钱委托所谓的策划公司为其撰名。简简单单地借鉴公司新广告的模式和模式的目标群体，江南春一锤定音，称公司为分众传媒。
企业命名的关键在于名称能够准确有效地传递企业的“基因”。分众—分目标群体。名字不但响亮且力度十足，更能直截了当地凸显公司的业务模式和核心理念。
起名亦有道！分众传媒可谓是江南春创意的又一代表。
化“无聊”为利润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说：“经营者只有从事创新活动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约翰。霍金斯更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目前全世界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20亿美元，并正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英国伦敦，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
2005年8月11日，阿里巴巴网站CEO马云宣布，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全部资产，同时得到雅虎10亿美元的投资。这是目前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一次并购，马云的这次大手笔震撼了业界。马云表示，到目前为止，互联网中B2B电子商务模式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也没有上市公司做B2B，“阿里巴巴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在大家觉得B2B模式不会成功的时候，我们却始终在坚持做”。
目前，阿里巴巴每天的利润超过了100万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2005年，阿里巴巴的营业收入为6800万美元。
26岁开始创业的陈天桥，选择了网络广告、电信分成等模式以外的新赢利模式，从为韩国人做网络游戏代理商做起，很快成功转型，打造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网络游戏帝国。
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盛大、分众传媒，它们的赢利模式都不是从国外照搬来的，都充满了这些财富新贵们的创意。也许有人会问：到底是产业成就了创业英雄，还是财富新贵的创意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产业？那么不妨看看江南春的经历吧，他或许能给你带来完美的解答与思考提示。
“无聊产业”盛行的年代
社会在进步，有些人“蜕化”得出奇无聊，有些人却“进化”得出奇聪明；有些人无所事事地无聊着，而有些人却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无聊来变现。
也正如“定位”理论的创始人、美国营销大师杰克。特劳特和艾尔。赖兹强调的那样，要使得营销信息传播奏效，企业必须由原来的“传播者导向”转变为“受众导向”，即从“消费者请注意”转变为“请注意消费者”！
而在如今这个年代，时间、注意力和信任度都成了社会的稀缺资源，都市年轻人总是在不断抱怨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在可支配时间里需要应付的事情太多。消费者时间的缺乏常常意味着注意力的缺乏。换句话说，注意力正在成为消费者手中的一笔财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的膨胀使得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了商家争夺的最为宝贵的消费资源之一。因此，消费者一天中难得的“无聊”时间理所当然地成了企业争夺的最佳营销传播时机。
另一方面，根据AC尼尔森2005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位消费者平均每天留下记忆的广告条数是1.79条，而18.8％的消费者几乎记不得任何广告，能够记住1~3条广告的人累计为46.6％.消费者每天接触到的广告信息多达数千条，企业的营销信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那“千里挑一”呢？选择最能引起受众注意的媒介渠道，把握最佳的营销传播时机无疑比广告设计本身更加重要。“无聊空间”更多地反映了消费者潜意识的欲望与广告的结合。
实力传播集团中国区副总裁郑香霖认为，抓住无聊的眼球，在“等待经济”中诞生的新媒体，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如何通过不断创新的内容吸引注意力，如何通过不断的服务维系终端客户。这些新媒体隐身于日常环境的各种空间、物体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与受众之间的抵触性，使广告和娱乐结合得更为紧密。这些新媒体很好地找到了每个人单独的时间，通过这些零碎的时间，得到了传统广告难以获取的好环境。未来，户外广告、移动电视等多种载体的整合，将成为必然。
看来，“无聊经济”似乎完全能解释诸如楼宇液晶显示屏这种新媒体的出现和市场基础。对于经营“无聊媒介”的人来说，抓住人们在各种地方短暂的无聊空隙、掠夺他们的注意力成为一座巨大的“金矿”。
当然，占据人们“无聊”时间的媒体，它们的存在如何持久，还得进行探讨和研究，毕竟作为新生的事物无时无刻会遭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质疑。但不管怎样，事易时移，以江南春为代表的一群人在“无聊”中找到了一个超过数亿元的新兴广告市场。这是个盛行“无聊产业”的时代。
分众也“无聊”
在家看电视，你面对一个选择题—节目还是广告？在楼宇电梯口，你也面对一个选择题—广告还是无聊？
其实，在媒介资源过剩的时代，企业如何抓“眼球忠诚度”比建立“品牌忠诚度”更富有挑战，无干扰、无防范、无竞争的“无聊时间”，是企业进行“暴力营销”的一个最佳机会。
江南春经常说的一句名言是：“创意创造生意。”事实上，在生意中他也确实将这一理念做到了极致。凭借独特的眼光，他看见了这片巨大的“无聊”空间，那里“鲜花烂漫”，充满无限春光。
早在校园年代，江南春已是个不折不扣的广告人。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变化是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出现，这种状况带来了市场细分化、产品细分化、受众细分化，连洗发水都可以看到阶层的存在。
于是，结合自己多年广告行业的从业经验，江南春很快设计出专攻“无聊文化”推广的商业模式：在城市各大写字楼里建立LCD-TV平台，卖广告段位给广告主去播放，再整合起来，利用一个全国性的传播媒介向广告主提供系统的战略推广服务。而所谓的分众性在商业楼宇LCD-TV网络里，就是覆盖频繁出入这些场所的月收入在3 000元以上的被“无聊”困扰着的受众们。
按照江南春的解释，日常出入楼宇电梯的基本上是企业管理者和白领阶层，他们是25~45岁的追逐潮流、讲究生活品质的高收入人群，是众多时尚商品的领先购买者和重要消费者，而且乘坐电梯时由于人们普遍“无聊”，楼宇内的液晶电视很容易吸引眼球。
在分众公司对新媒体的判断标准下，分众陆续开发了高尔夫联播网、美容院联播网、机场巴士联播网、卖场电视联播网，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围绕着消费者生活形态的广告媒介金字塔。其中，卖场电视联播网将液晶和等离子电视设置在了卖场零售终端，在消费者购物过程中直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江南春也相信，如果用电视来放动态的广告，一定比静态平面的海报广告效果要好很多。
有学者提出了“无聊经济”的解释，忙碌的现代人总有一些时间是花在不得不忍受的等待上的，楼宇电梯或过道处的显示屏的出现，正是印证了有商家将人们在楼宇中移动时产生的等候时间也纳入了其可开发的“等候经济”资源。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2003年8月在北京、上海两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人们每天等候和乘坐电梯的时间达到303.28秒，约为5.05分钟，已经足够发展起一个新兴的媒体行业了。
那么，乘坐电梯的人们对这种媒体形式的接受程度又如何呢？在北京、上海，这种安装在写字楼电梯口的液晶电视媒体的受众接受频率较高。调查显示，有60.7％的人表示每次都会看或经常看（乘坐两次电梯至少看1次）安装在写字楼内的液晶电视广告，其中每次都会看的人达到26.1％.许多业内人士也认为，2003年才刚冒头的分众传媒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名扬海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成功找到切入“无聊文化”产业的另一个入口。
汉理资本董事长、国内知名投资人钱学峰博士说：“回顾新浪、网易、搜狐、灵通、盛大网络等登陆纳斯达克的中国公司，它们出位靠的是什么？短信！游戏！而这些手段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无聊文化产业群’。从这种角度看，分众传媒出位是对‘无聊文化’产业的另一种延伸。”钱学峰认为：“丁磊的短信交友，主体解决的是20~40岁青年人在移动中的‘无聊文化’倾向；陈天桥的网络游戏，主体解决的是15~25岁青少年族群在家中或网吧的‘无聊文化’倾向；而江南春的分众传媒解决的是25~45岁中高收入人群在特定地点（如写字楼及娱乐消费场所）的‘无聊文化’倾向。”
江南春正是颇有远见地预见到了这一未来，才使得分众承袭了天然良好的禀赋，拥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无聊”的价值
广告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消费者对媒体的心理排斥性最小？答案是：当人处在比广告更无聊的时间以及空间时。
因为“无聊”，江南春抓住了一片市场空白；也因为“无聊”，分众成功传递了对于中高端商品的媒体推广价值。
利用“无聊”的时间差，分众联播网有效锁定企业主、经理人和高级白领，充分覆盖25~50岁之间都市高学历、高收入群体。而这些群体正是社会最活跃的消费阶层，是中高档时尚商品的重要消费者。
分众广告定位的分众性令它的广告投资更精准，避免浪费在无效人群，30秒广告CPM（千人成本）仅为电视的1/10.此外，商务人士和都市高收入时尚白领的生活习惯，决定了其与传统媒体的接触率和关注度较普通人低，而商务楼宇广告联播网则能有效覆盖上述目标受众。于是，分众无缝化传播的方式将有效锁定传统媒体很难打中的受众，与传统媒体的结合最大限度地为品牌挖掘出其可能的消费者。
最后，分众广告效果与传统媒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立体化组合通过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传播，强化了受众对品牌的认知与记忆，且其普通受众的CPM还不到电视的1/2.立体组合、有效补充，令受众对分众广告客户的产品品牌记忆深刻，也使分众广告客户的投资成本更低。
巨大的成本诱惑和效果优势很快巩固了分众传媒在“无聊经济”市场中的地位，“无聊”使分众获得了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创意面前，生意是不平等的”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广告公司的增长形势是多么喜人，靠创意来比高已成为各公司竞争越来越频繁使用的模式。“在一次为客户做平面设计时，我们需要一位风格独特的插画师，但在经过一系列的选择后，发现不一定非要在公司才能得到最佳方案，通过互动互联的外包方式可以找到更为鲜活的方案。”资深广告人吴晓波这样描述创意的经历。
相对以往，2005年的中国广告界似乎多了更多的躁动与兴奋。广告创意开始在国际大赛上获奖，零的突破让广告界着实兴奋了一把。而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在上海出席“分众化电视媒体的价值与误区”高峰论坛时提出“国内广告市场出现了‘拐点’”的观点，不知是否昭示着创意广告的出现。不管怎样，真正把创意和思维突破玩得炉火纯青的，非江南春莫属。
有人说，江南春的成功得益于创意生财，更得益于这个新兴产业层出不穷的年代。江南春自己有一句话：在创意面前，生意是不平等的。江南春正是通过参与“智慧的游戏”，充分激发“游戏的智慧”，靠创意生存在中国的广告传媒市场。
江南春在品尝超逸的思维带来的精神亢奋的同时，也不忘对广告利润形势严峻的现状进行理性的思考。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个人对广告的看法，在他的思维中，广告的大小是以广告在人的视网膜上所占的比例决定的，而不是以它绝对的体积或面积。在被问到广告什么时候最有效时，江南春很快回答了提问：“当你处在比广告更无聊的时间和空间，广告就有效了。”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这时候广告就成为内容了。另外，他还补充道，在不可选择性下广告也最有效，比如在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
从“把电梯门的广告海报变成电视”的突发奇想开始，到2005年6月，江南春创建的分众传媒已经覆盖了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在内的41个城市两万多栋商业楼宇，覆盖了3000多万的中高端受众。登陆纳斯达克当日，他的身价暴涨至2.7亿美元。上市归来，江南春在媒体记者的好奇追问下多次重复他自己心中的创业秘诀：第一，想象力创造利润率；第二，在创意面前，生意是不平等的。
机会转瞬即逝，今天你不抢这些时间，少工作1个小时，以后你会付出10个小时的代价去解决这件事情。在整个市场的竞争过程当中，如果你停下来就是等死。
江南春说：“每天自己内心不断发出的就是‘快跑’的声音，跑到你的竞争者消失，不用回头，你只顾往前跑。”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江南春的赚钱之道，就是想别人想不到的，做别人做不到的。当别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传统广告业务上的时候，他拓宽了广告的载体，找到了一片新的天空—“比如中国城市的大卖场平均有72％的顾客是家庭快速消费品的主要采购者和决策者，这就是特征。现在随着商品同质化程度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降低，越来越多的广告客户认为在消费终端施加影响效果更好，美国沃尔玛与英国TESCO都验证了销售终端媒体模式的可行性。”
江南春喜欢看张艺谋的《英雄》，分众注册创立之时，正值《英雄》在中国各大影院热映。中文科班出身的他与其说喜爱《英雄》的情节，不如说喜爱《英雄》的叙事结构，一种他一直推崇的博尔赫斯型叙事结构：当你对故事中的种种暗示和提示做出常规判断的时候，情节却发生大逆转。或许是出于早期对博尔赫斯作品中这种思维方式的参透，江南春的分众传媒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基于逆向多维化思考产生的，他不再关注营销的手段和发掘客户来提升传统业务，而重新回归人性和文化本身来研究广告效率逐渐降低的问题。江南春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最终他将自己要做的事定义为“帮助别人打发无聊”的一种新模式的“无聊文化”产业。这个令他满意的答案得益于自己文学研究方面的文化性非产业观，而是以人学研究为本的思想，是反经验模式的结果。这也是江南春理解的大多数创新商业模式的文化性成功通则。
“分众不需要内容”
现今的世界是个纷争的世界，媒体格局瞬息万变。
曾经外界认为，分众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它的生死对头—聚众传媒，而是来自东方明珠等具有国资背景的媒体机构。以东方明珠为例，其公开的上市资料显示，该公司当时已经拥有上海市区包括城市标志性景观、轮渡码头、部分三级甲等级医院等6 000个数字播放平台，年内还计划向高档连锁餐厅、商业银行发展，预计数量将可能达到7 000个之多。
此外，东方明珠还具备江南春的分众不具有的先天优势，例如免费使用上海SVA文广集团提供的新闻娱乐内容，免费使用该下属公司传输的无线实时数字信号系统。与之相比，分众停留在仅有的广告发布和不能实时更新的硬盘播放技术层面，显得势单力薄。CTR副总裁田涛认为，尽管户外液晶电视等新媒体的广告增长速度很快，但这种增长主要是“量”上的，这类广告还需在“质”上下功夫。因此，对于这些东方明珠所拥有的“内容”和“无线传输技术”等“高端”装置，再加上其所谓的“质”的优势，广告界有许多人分析，东方明珠们才能构成对分众的威胁。
然而，此“质”并非彼“质”。
江南春明确向媒体表示，分众不会跟风，在自己的媒介上提供广告以外的内容，因为分众的商业模式恰恰是不需要内容的。他和分众要努力做好做大的，只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广告资讯平台，需要的只是人们在等候过程中的几十秒钟。
“分众不需要内容。”江南春说：“等在电梯前的人们，对于电视里播放什么节目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想打发这几十秒的无聊时间，这是所谓‘等候力经济’最大的特征。”
